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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洋鬼子”

(2008-08-13 08:59:25) 下一个
20世纪以来,“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应该说杨先生的这些看法基本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是他在论述这四个“陷阱”的时候,却存在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其中对鲁迅的“民族意识”和“西化”问题的认识就是极不准确的。某学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第一个陷阱。……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

这段话体现某学者对鲁迅思想理解的两个较为明确的观点。一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的鲁迅有“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当然就会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二是,尽管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是他也厌恶“西化”,理由是他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其实,对鲁迅“民族意识”和“西化”思想持此见解的人,并不止杨春时一个,许多人在这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此,对这一问题就更应该加以重视。在我们看来,鲁迅不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特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一个鲜明彻底的“西化”倡导者,他不仅没有“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相反一直在主张中国融入世界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而“塑造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不仅不能说明鲁迅“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反而说明鲁迅“西化观”的彻底性。
既然鲁迅是彻底坚决地走上了“西化”之路,是“倾洋”的,为什么他又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浑身洋味的“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的真实面目。
所看到的,“假洋鬼子”的确是“一个反面形象”,并不像最近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当我们“大张旗鼓的对假洋鬼子进行批判时,我们就违背鲁迅的原意”,“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Q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悲哀。……其实在这篇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

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反面性主要表现在,一,他用哭丧棒打处于底层的阿Q,体现了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二,他伙同封建势力的代表赵秀才,“咸与维新”参加革命,成为“柿油党”;但却不允许一向有革命倾向的阿Q们革命,甚至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这表现了他的反动性、妥协性。三,他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只是“种族革命”,就是“排满”(砸碎尼姑庵的龙牌和县城里“没有什么大异样”,就是很好的说明),用阿Q们的话说,就是“造反”,并且成为新主子(县衙里那些穿着长衫的就是“假洋鬼子”的同党);同时参加革命的目的跟阿Q类似,也是捞好处(他伙同赵秀才抢走了尼姑庵的“宣德炉”就是罪证)。

所以,说“假洋鬼子是一个反面形象”是不会错的,但是鲁迅塑造这一“读过洋书带着洋气”的形象就表明他“厌恶西化”吗?其实不然。鲁迅之所以对“假洋鬼子”反感和厌恶,是因为“假洋鬼子”的“假”,也就是“西化”的不彻底。

我们知道,“假洋鬼子”,就是指“里通外国的人”,是愚昧的阿Q们对留过洋并剪了辫子的留学生的蔑称,尤令人们“‘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假洋鬼子)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这里,阿Q们是厌恶“假洋鬼子”辫子的“假”,装作国民的“假”,也即失掉了做大清顺民的“人的资格”。而从根本上说,鲁迅之谓“假洋鬼子”的“假”,指的是“洋”得“假”。鲁迅跟阿Q们的看法正好相反,上面提到的“假洋鬼子”的“反面性”就是鲁迅认定他“洋”得“假”的证据。假洋鬼子留过洋,但他没有学到西方的文化的精神,仅学了个皮毛,他只不过是一个穿着“洋皮”的“中国郎”:对民众的压迫和欺凌、与封建势力的勾结与妥协、声称是革命实质是“排满”、革命之后做新主子瓜分利益,这无不说明“假洋鬼子”“洋”的“假”,和骨子里“中”的“真”。在根本上来说,这样的假洋鬼子与阿Q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得势的阿Q。这样的“假洋鬼子”怎能不会令一向主张彻底西化的鲁迅“厌恶”反感呢?

实质上,鲁迅一直非常警惕那些看似“西化实则本土”的文化现象和“洋为中用”的假货色。他经常撩起“洋”面纱,看穿了假洋货的“伪”,揭露了中国不能彻底西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鲁迅不仅对这种“外洋内土”的“新花样”非常警惕,对“洋为中用”的“中国化”文化逻辑更是“深恶而痛绝之”。鲁迅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这就是“中国化”的文化逻辑本质,所以,国外的科学不仅被国粹学家们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只要中国人一日不走出这种“中体西用”观和“自我中心”论,就注定还要生活在昏暗的思想里。

参考资料:鲁迅“厌恶西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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