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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岁月(五):哥哥来土楼

(2017-04-24 11:20:20) 下一个

我有两个哥哥。我大哥虽然没下乡到书洋,当他和我们在土楼乡村这个家是命脉相连的。在下乡的第一天中,我的大哥风尘仆仆地是骑著自行车,从30多公里的乡下赶回石码,帮助我们搬家,并且一直送我们到书洋。所以我这个知青回忆录自然也有很多我大哥的话题。

       我大哥是1964年从龙海县石码到本县的程溪公社塔坛大队安田尾小队下乡落户的。安田尾是漳州人旅游到三平寺的必经之地,有一道路口叫脖子口,是漳州北下香客进入三平寺的关卡。三平寺是闽南一所名闻遐迩的千年古刹,唐代高僧广济大师曾卓锡于此,后又圆寂于此。因而成为闽南佛教圣每年海内外香客朝山进香达数十万人之多。三平寺距漳州市区约60华里,从前香客朝山进香须从塔潭登山,其间“岩谷深邃,结曲奇危”。据《漳州府志》记载:“登者必历三险三平,乃至岩顶”,故名为 “九层岩”,苟非心诚志坚者不能至焉。寺院建在大柏山两峰对峙一处昂起的蛇头上,叫做“下水蛇”,溪的下游处有一“上水龟”,龟蛇相对。群山环抱,清溪回映,茂林修木 。即使是在文革,每年到三平寺进香的人也络绎不绝,安田尾也因此人来人往。

       安田尾离石码只有30几公里,座落在一座山凹里,60年代初期,国家在安田尾建立了几个战备仓库,那里也新建了一个生产队,刚好有条件青接受了十几位石码知青落户。我在下乡前的两年,学校停课,我经常到安田尾看我大哥,和他一起当农民上山砍树,下田插秧。有时我还骑自行车从漳州载三平进香的香客,赚一两元钱之后,就在我大哥家过夜。

       我大哥下乡的缘由也是非常特殊的。他1961年毕业于龙海一中,在读中学时俄语很好,曾经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宇宙飞行的苏联航天英雄加加林通信,在学校是二级乒乓球运动员,是学校乒乓球队主力,省体校要招收他,但他为了考大学放弃了这个机会。可惜后来没有考上大学,落考后他在一家乡村小学当代课教书。他话语不多,但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学校师生爱戴。教书两年之后,我大哥却被我的父亲说服下乡,放弃教书的机会。60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规模较小,当然也是家喻户晓的。那时,政府针对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 “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此后,“上山下乡”再度在全国兴起,且直接下乡插队的人员逐年增多,形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1963 年石码居委会动员城镇失业青年上山下乡,我父亲看到我大哥当老师之后人都瘦了,想让他到农村当农民,增强体质,于是他自己作主为我大哥报名。我大哥也很听话,把代课教师辞了。当他的学校知道他辞职的消息之后,几乎是人人惋惜,他和这个学校的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这个学校的好几个男教师在暑假就到安田尾住体验生活,那些老师们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干活,是自愿的,而且一住就是大半个月,这就是友情的力量。他下乡后不久就担任生产队会计,他非常正直,勤劳,每年都受到表彰,被评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大哥还和他代课的学校师生还有来往。

      下乡第一天,有大哥陪同,我们这些弟妹们也轻松多了。我大哥看到这里的大土楼之后,他对我们也放心了。他在安田尾住的知青宿舍,房间就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长方形宿舍四人一个房间,煮饭、吃饭和小便都在房里,那像我们的土楼,冬暖夏凉,有厨房、茅房、谷仓房和走廊。

      我们一家就住在“古堡”新楼楼上的一个角间,大约16平方米左右,那时是冬天,全家人挤在一起也不觉得挤。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新家,一座几百年前历史的大土楼,用它的深情拥抱了我们一家。我们心中唯一的担忧就是爸爸还被关押在居委会的牛棚里,我看到妈妈每天都为爸爸祷告,希望神保守他度过难关。想起前段日子在石码低声下气、颠沛流离的日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昂首阔步地走路,只要不被歧视,再苦再累我也心甘。

       再来说我二哥的故事。我的二哥在龙海一中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德智体全面发展,共青团员,担任学生会主席,像我们这个家庭背景,我二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我二哥比我聪明,因为我读文科可以,都数理化比较费力,可是他数理化是拔尖,文章也写很好。我上龙海一中是1964年,我二哥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到外省读大学。我在学校里,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人人认识我二哥,他们只叫我“某某(二哥名字)”的弟弟,却不必记住我的名字。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到石码影剧院看龙海一中的文宣队排练和演出,我二哥是文宣队队员,很会跳舞。他演那个叛徒吴三桂,假装肚子痛溜号的镜头,令人捧腹大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二哥终于盼来大学毕业分配,他在他的新浪博克回忆录中写到:“那时,我们属于‘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知识分子)。分配时,正值父亲遭批斗,全家被赶出教堂,甚至连家徒四壁也不如,因为根本没有家。我已经断了几个月炊(指来自家里的日常生活费),带著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还有毕业分配的派遣费,记得总共是72元。包括火车票、行李托运、旅途补贴(记得那时每天旅途补贴是三角)。无法返家,而径直奔向西南贵州工作单位,开始了争取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人生新旅程。因为只有五元钱,所以即使转车,也尽量是白天候车,晚上在火车上,否则住旅馆都成问题。”

       我二哥毕业分配时,正好是我们被赶出教堂的日子,他一个无家可归的穷学生就这样踏上了人生的新旅途。那时我们家和二哥的联系都是我写信告诉他的,他知道之后非常担忧,领到第一次工资之后,马上寄出寄钱给我们,父母兄弟姐妹是他的至爱,他梦里想的是亲情。直到几年之后,他才回到闽南,回到书洋看望我们。

       记得下乡后我的大哥在书洋呆几天之后,就回到龙海。不久我的父亲也被放出来,当我们在书洋车站接到几个月没有见面的父亲,看到他瘦得脸都凹了进去,我把头扭向一边,两位妹妹早已是泪流满面。

      自从被赶出教堂之后已经快半年了,现在一家七人又在一起了,该团圆的团圆了,再苦再累都是开心的,没有了分离之苦,一家人能同甘苦共患难,就是最大的幸福。在这个古堡-新楼,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也是艰苦磨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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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明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董兰丫' 的评论 : 是啊!我们一家父母和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吵过架。
董兰丫 回复 悄悄话 “兄弟姐妹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这个家就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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