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有自知之明

（杂文）

　　老赵（化名）今年６５岁，一年多以前突发脑溢血，而且是大脑双侧出血。当时医生认为活不了几天，只能放弃，可他还是逃过了鬼门关。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他恢复得极差，现在手脚仍不能自主活动，长期卧床；身体也越来越差，前不久还因吸入异物得了肺炎，现在才在妻子的精心护理下慢慢好起来。最为不幸的是，他思维很清楚，现在却只能躺在四人一间的nursing home的屋子唉声叹气（同室另外三人都是傻子一样的人）。

　　他曾是同济大学才子，“文革”那年是毕业生，分配下放基层和我岳母同单位，继而成为好友。岳母和妻子都说老赵当年是充满激情的人，很正派。“文革”后到浙大教书（他本人是个典型书生，但他能干的妻子把这件事跑成了）。当教师老赵有口皆碑，很快被选派为中国大陆第一批留美人员（访问学者），回国做了副教授。但在后来教授评级中没评上正教授，于是负气移民加拿大。要我说，老赵不自量力，起码在加拿大期间没有正确对待自己。 

　　七年前我们一家人到加拿大旅游，到多伦多时就住在他家。当时我就发现老赵情绪消沉，不爱说话。妻子说“老赵原来不这样，话很多，性格外向，说什么都特激动”。在加拿大老赵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干活，具体工作是检验工（ＱＡ）。据我所知，这在ＩＴ行业中是个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想见工资不高。老赵的妻子说，老赵很是后悔，如果没有负气移民加拿大，在浙大最起码还是教书做点学问。说到评级称，第一次不公平没评上正教授，以后还会有机会。就算以后评不上，做点学问还是可以的，但到了加拿大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您要觉得奇怪，说机会是自己闯出来的，既然人很聪明，怎么到了加拿大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呢？您要是见到老赵就知道了。此君极其能念书，但日常生活适应能力差。到加拿大多伦多这么多年居然不回开车，也不想学。在公司干检验工作累得要死，回到家里也只会不断叹气。要不是能干的妻子，真不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过。长期心情压抑，血压就高，平日又不注意身体，怎能不脑出血？现在老赵再不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了。 

　　老赵的生活完全被自己的不理智弄得一团糟，我为之难过。这让我想起包遵信先生的去世。恕我直言，包遵信先生有缺乏自知之明的时候。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做“走向未来”丛书主编的时候是极力推崇理性的。到了１９８９年学潮期间，他积极参与街头政治，虽也劝阻学生放弃绝食，但批判当时中共政府的言论极其激烈，热切希望中共做出不可能的政治让步。学潮被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判刑五年。现在回顾，包遵信先生当时理性不够，感情用事的地方太多。其朋友说，包是性情中人，常常拍案而起，不管不顾。我觉得包先生如果少卷入当时学潮，以后还能有更多的精力做学问，可他凭借着一腔热血成为学运积极支持者，遂被捕成为“幕后黑手”。狱中他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大残害，以致出狱后就没再做什么学术研究工作（被开除公职也是原因）。 

　　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干任何事情，但能否成功并不是预先可以控制的。另外，成功的机会落在谁头上也有着偶然因素。现在说包先生是否该卷入学潮已没太大意义，问题在于事后他自己怎样做到理智，并泰然处之。 

　　地球离了谁照样转。我们的老赵如果不负气移民，或许正在国内做学问。但国内像老赵这样的有才气的聪明人有的是，他去了加拿大，不等于他能干的事情别人做不了。他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应该懂得随遇而安，豁达对对待人生。在加拿大干ＱＡ照样可以愉快、平静地生活。可他偏偏懊悔，每每怀才不遇。我想包先生是否也有这种情绪？ 

　　我这儿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包先生明明遭到中共残酷迫害，被捕入狱，后被开除公职，身体、精神都垮了。你这儿不谴责中共，反倒觉得包先生该“想开点儿”。怎么说呢？如果包先生在出狱后的十几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全身心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其内心坦然，知道谁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知道他想干的事业自有他人在不断推动，于是笑一笑“没了我包遵信，地球照样转”。这，我佩服他！否则也是缺乏自知之明。

　　１２／２００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