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１９６９年早春我们搬家了，有“扫地出门”的性质。但不同于１９６６年“红八月”里，北京市的“红卫兵”驱赶成份为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等等的人们返回农村。我父亲本来就是条“死老虎”－－“摘帽子右派”，当时“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对整治我父亲这样的臭知识分子没兴趣。但在１９６８年底，在机关正干体力活，“思想改造”的父亲忽然告诉我说要搬家，而且地方也被指派好了，是临近他所工作的科学出版社附近的个杂院里。我们还去看过那院子公共厕所边上的两间小房子。当时我想，既然我“出身”不好，就不应该住在这所谓的“科学院第一宿舍”里了。
父亲过去是上海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做过不小的官。组建科学院后，父亲调往北京，家也就此上海搬来了，当然就住进“科学院第一宿舍”。这里最早是个清朝王爷的宅院，后成为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他曾是北大教授）的别墅。组建科学院后，有关部门看中了这套别墅，在大花园中建起了三套洋房，连同原来的深宅大院分别住进科学院副院长和所长们。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四合院的西厢房里，居住条件不错。
像父亲这样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是不会为官的。１９５７年成为“右派”简直是必然。他到安徽某地“改造思想”了三年。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那时竟然还可以住在“第一宿舍”里。看来那时“反右”并没有像“文革”那么严酷。所以“文革”我们家就得被“扫地出门”了。
但为什么到了１９６８年底，科学院房管处才想起我们家不应该住在“第一宿舍”呢？很多年之后，知情者告诉我，是当时房管处的一位“造反派”头头看中了我们家的房子。所以我们必须搬家。原来如此。
得知要搬家后，我开始着手准备。当时我十五岁，成了家里最有发言权的人。妹妹小，对如何进行准备毫无概念，家里还有个老姑姑，也是毫无主张。父亲早出晚归，每天重体力活把他累得只是靠在床上一只接一只地吸烟。妈妈是远郊区一所中学的教师，已经属于“牛鬼蛇神”住进“牛棚”隔离审查，平日不能回家。大我五岁的哥哥“上山下乡”到内蒙农村“插队落户”去了。我那时把书架上的书都用结实的绳子捆好，也只能干这件事情。一见三间屋子里那么多的家具，真不知道如何搬运。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通知我们搬家，却过了几个月毫无动静，而在一天早上房管处来人（就是那个“造反派”头头）突然命令我们当天就得搬走。在这“毫无动静”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件对我来说是五雷轰顶的事。１９６９年春节前夕，科学出版社“文革”专案小组的人忽然来到我们家里，很肯定地告诉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已从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他已经被“隔离审查”，让我立刻预备被褥送去。我清楚记得自己把被褥捆好，坐公交车送到出版社。到了专案组办公室，我还斗胆问了句“我父亲到底是什么问题”。专案组一个人打着官腔，意思这是个“机密”。
后来得知，父亲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被中共地下党派入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事情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被“揭发”出来后，父亲就成了“国民党特务”。这么说还真是“特务”。此是后话。
父亲被“隔离审查”后，“第一宿舍”里的邻居们对我的态度有很明显的转变（对我妹妹和姑姑也同样，只是我没有问过妹妹）。父亲这“摘帽子右派死老虎”开始被“审查”阶段，在机关干体力劳动，但每天都可以回家。那时院子里的小夥伴们还都和我在一起玩儿，邻居的老奶奶们会在没人的时候悄悄问“你爸爸没事情吧”，有时还会给我点好吃的。但自从父亲被“隔离审查”，我就成了大院里的“瘟疫”，大人孩子都躲着。我想大概他们知道我父亲成为“敌我矛盾”的人了。
记得那是个寒流过后的日子，天空很晴朗。大清早那房管处的“造反派”头头出现了。他命令“立刻搬家”。我简直懵了，问“怎么搬”。他说“那不是我的事”。接着他进了屋子，手里拿个单子，仔细查找各个家具上的一个铁制的小标签。他说，凡是有这种标签的都是公家的家具，不能搬走。这下我才发现，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有这样的标签。原来屋子里的床、沙发、椅子、凳子、柜子等等都是公家的。啊哈！这下好了，我可不用担心家具搬不走了。
因为这位“造反派”命令我们今天必须搬走，我和妹妹只得把被褥、衣物和大量的书籍等搬到院子里。我那老姑姑也瘟头瘟脑地往外搬东西。记得我们只有个非常破烂的双人床和几个皮箱，我那老姑姑有个单人床和一个小柜子。我一看，搬了家我还需要个床睡觉。于是求“造反派”给个床。他开恩给了副床板，另外给了个破桌子（都是公家的）。
忽然，“造反派”告诉我说，在这宿舍中的公家的铁制单人床少了一个。我茫然地摇头，表示真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没说话，穿上他的军大衣走到四合院的走廊里抽烟，冷漠地看着我们狼狈地从屋子里往院子里搬东西。这单人床的“案子”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在父母刚刚搬进“第一宿舍”时，父亲的好友许良英先生常来我们家作客。他是个率真又有些不管不顾的人，一天说到自己家里少张床，于是就来搬我们家里那没人睡的单人床。父亲说那是公家的。许良英先生说“不要管是谁的，物尽其用才对”。就这样“强行”把床搬走了。我那时根本不记事，当然不知道这情况。
在妹妹和我，还有老姑姑往院子里搬东西时，大院里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这么说也不确，邻居一位三岁的小丫头过来帮我们搬东西。她不知怎的在院子里把我老姑姑泡灰指甲的药汤－－就是醋和姜泡在一起－－弄撒了。顿时小丫头胸前全是醋，整个院子里都是酸溜溜的气味。她的小姐姐立刻从自家屋子里冲出来，大声斥责小妹妹，然后牵着嚎啕的小姑娘回了家。
小小的搬家插曲刚结束，我忽然有看见妹妹搬出来的一个鞋盒子里没有鞋，而是一窝刚生下来的小老鼠，眼睛还没睁开，粉红色的，还不会爬呢，大老鼠已不知去向。她根本没注意到自己搬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默默地把小老鼠放在院子的角落里。对不起，自生自灭吧。
整个四合院里摊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我醒悟到，我得去找车搬家呀！我又去问那“造反派”。他还是那句话－－这不是我的事。
我深呼吸着，极力镇静着自己。想起来了，街道附近有个平板三轮车运输站。当我上气不接下气跑到那儿，把搬家的事情说了之后，那几位五十上下的工人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微胖的大汉子只简单地问了我住在哪儿，往什么地方搬后，跟其他三位说：“怎么样？咱们都去吧。”又跟我说：“孩子，别着急，搬家的事情交给我们了。”我一听就哭起来。他摸着我的头道：“这么大了还哭呀。要经得住事儿啊，小伙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现在想想，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
四个工人蹬来四辆平板三轮车。他们什么都不问，很利索地把摊了一院子的东西往平板车上装。我还在别的四合院里找了个破旧的大木箱，很多书都装进去。工人们来抬这木箱时，我也要搭把手。他们阻止了我，“你身子骨嫩，不能抬这么重的东西，伤了身体可不得了。”他们还帮着我把我们自己盖的小厨房拆了，拿走了些可以用的木料、油毡和砖头。
搬家共拉了七平板车东西。装好车他们就仔细地用绳子把车上的东西捆好。到了地方，又帮我们把东西搬进屋子。搬完家都下午了，这才想起来他们工人还没吃饭。工钱一共是２８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那微胖的汉子说“有就给点儿，没有就算了”。好在我当时还有三十几块钱，把工钱付了。那微胖的汉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拍拍我的肩膀，接着又使劲拍几下，盯着我看。我记住他说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就是没让流出来。
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就用搬来的那点木料、油毡和砖头，在房门边搭个非常简陋的小厨房。杂院里的邻居们都围着看，说“这孩子真能干”。嗨，干什么只要一逼，硬着头皮也就撑下来了。
我们家后来在这杂院里住了十四年。邻居之间关系都挺不错的。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噢，再补充一点儿。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蹬平板儿”（平板三轮车）的“成份”都不好，“解放前”是些“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甚至还有不少“历史反革命”。我听了想了一下，淡淡一笑，“‘好’‘坏’随您说吧。我只认定人的良知。”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谈论以往的事,没有任何的仇恨,而是当成趣事回忆,另外,还基于两点,任何人在成长过程,总会有坎坷磨难,这种经历确实让我们心胸开阔,这是好事.第二,中国自己也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现在的改观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每次想到过去时,是欣慰和高兴.
谢谢你的文章,希望看到更多的.
搬家时,也就是父亲单位借的三轮车,我人还小,坐上坐垫就脚就够不上脚蹬,所以是站在脚蹬上骑三轮车,和我哥哥轮流骑三轮车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