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涉：是否应该制止他人（他国）的暴力行为？

 

国家干涉：是否应该制止他人（他国）的暴力行为？

 

 

 

 

 

最近发生的最严重的国际暴力事件，就是乌克兰军事政变了。先看看媒体报道：

 

 

 

新华网：2月22日乌克兰政变显然是“街头政治”的结果。“街头政治”是西方国家惯用的煽动“颜色革命”的重要手段。

 

 

 

环球时报：乌克兰反对派在暴力赶走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迅速组建起“新政府”，并且“迅速”得到了欧盟的承认。而乌克兰的大邻国俄罗斯却坚称新政府不合法，拒绝予以承认。

 

 

 

网易：3月1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了普京在乌克兰领土动用武装力量的提议。奥巴马关切俄军动向，警告干预乌克兰将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俄罗斯国会通过总统普京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的提案后，强烈谴责俄国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并且力促普京撤出俄国军队。

 

 

 

从以上报道，我们不难看出：乌克兰军事政变，是继中东和东欧“颜色革命”之后，又一次血腥的“颜色革命”。表面上，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否认参与其他国家的政权更替，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在背后的所作所为，是无法掩饰的。至于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推翻他国政府（比如伊拉克、阿富汗等），武装干涉内政，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对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等国发生的暴力或武装动乱，俄罗斯采取了武装干涉的手段。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发生于1965年的“930”印尼军事政变，时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大批共产党员被杀，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学界分析，“930”事件死亡人数约50万人，至少有30万华人在“930”事件丧生。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未出兵干涉。而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就出现在了朝鲜半岛的土地上。

 

 

 

 通过最近几十年国际上的这些“武装干涉内政”的事例，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制止他人（他国）的暴力行为，是必须的，是人道的，任何人不可以袖手旁观。在加拿大，市民因邻居虐待家属而报警，是值得称赞的正义行为；

 

 

 

2，制止行为有多种，首推和平方式，交流（外交）和沟通方式，以暴制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两颗原子弹制止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但也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况且，日本至今死不认罪；

 

 

 

3，“武装制止暴力行为”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出师有名，不可以超出法律与道德的约束。2013年7月，多伦多警察枪杀18岁青年，以及滥用电击枪致死致残市民，引起国民强烈抗议；

 

 

 

4，“武装干涉内政”不可取，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尊严，国家的国体与政体，除了适应国情，更应该由国民来决定，而不是从外国强行输入所谓的“普世价值”。被“普世价值”干涉的利比里亚、菲律宾、海地等国，并非国富民强，全世界最不发达的10个国家也几乎全是“普世”国家。可见，“普世价值”，虽有可取之处，但绝非灵丹妙药；

 

 

 

5，制止他人（他国）的暴力行为，需要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一句话：强者最有发言权和行动力。美国可以通过推翻伊拉克政府而制止国家暴力行为，但却不可以通过推翻前苏联政府而制止国家暴力行为；

 

 

 

6，制止他人（他国）的暴力行为，其背后或多或少带有某种目的。2011年8月，伦敦暴发了全球瞩目的骚乱事件，186名警察受伤，伦敦警察在骚乱中的表现备受批评，奥巴马严辞谴责伦敦砍杀事件，称坚定与英国共同反恐；而面对中国新疆发生的恐怖事件，美国的立场不是与中国共同反恐，而是“有话可说”；

 

 

 

7，以暴制暴的行为，最终获利的肯定不是自己。美英两国发动伊战的政党，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国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更是巨大。而在伊拉克，暂且不说平民伤亡，伊拉克人民对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是欢迎的；对推翻萨达姆的统治之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和社会秩序动荡是不满的，这是伊拉克武装派别林立的直接原因；对现在伊拉克的民主进程和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力是基本满意的；对伊拉克未来的政局走向，是无法预测的。相比之下，伊战后，获利最大的却是中国，因为中国并不输出战争和价值观，只是进行经贸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