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共赢、贡献与和谐

ZT: 中国文化软实力：共赢、贡献与和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贾旭东
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508122129.html


记者：我们注意到，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战略以来，文化软实力不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也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可否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贾旭东：文化是发展的手段，但更是发展的目的。在我看来，党的十七大报告之所以在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正是为了表明，我们对文化工具性价值高度重视的根本目的，是旨在实现它的目的性价值。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深刻分析软实力的内在矛盾，明确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理念，把握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探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路径。

记者：您说的软实力的内在矛盾，是指什么？
贾旭东：这要从软实力的概念说起。我们知道，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针对美国国力“衰落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奈指出，软实力有两种定义方法，一是从行为角度定义，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已所愿的能力。二是从资源的角度定义，指所拥有的可影响结果的能力和资源。奈认为，政治家和领导人更喜欢第二种定义，但是，资源定义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权力转化问题，即如何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为可以改变他者行为的权力。于是，拥有资源和将资源转化为权力的技能，就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这样看来，软实力的确是与硬实力性质不同的另一种实力。
     贾旭东：是的。从定义来看，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实现方式不同。硬实力的实现方式是“强迫”（大棒）和“收买”（胡罗卜），软实力的实现方式是“吸引”。在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看来，两者实现方式的不同是由于其基础不同，前者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后者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两者性质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通过控制他者的行为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记者：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相同的本质，这意味着什么呢？
     贾旭东：软实力和硬实力性质不同但本质（或功能）上的一致性有两点意义：第一，软实力的提出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意义。强迫（大棒）—收买（胡罗卜）—价值观吸引，反映了人类自我利益实现方式社会化的文明进程，开辟了通往世界和平的希望之路。第二，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同的利己性现实主义本质，却又埋下了冲突的种子。通过价值观的吸引使他者自愿改变其行为而实现自我的目的，是软实力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尽管软实力对他者的控制靠的是吸引和自愿，但是，正如奈所指出的，没有任何国家喜欢被控制，即使被软实力控制也不行。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是软实力的内在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软实力理论面临的根本挑战。软实力内在的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我称之为“软实力问题”。
     记者：您所说的“软实力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真实存在吗？

     贾旭东：不可否认，不管近年来美国的软实力下降幅度有多大，但它仍然是国际上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星巴克咖啡店甚至开进故宫，这多少是可以作为佐证的。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反美主义此起彼伏。奈发现，历史上曾有过5次比较大的反美主义浪潮，最近的一次是伊拉克战争。而反美主义是世界性的，不仅在伊斯兰世界，也在欧洲，在一切美国软实力起作用的地方。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软实力越强大，引起的反弹也就越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为什么呢？
     贾旭东：软实力并非总是和平的，控制与反控制可能演变为冲突。奈说得好，没有人愿意被控制，即使软实力也不行。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是老大，力量的不均衡招致了钦佩、羡慕和怨恨交加的情绪。其实，上面提到的弗雷泽说得更清楚：软实力激发的不仅仅是敬畏和羡慕，还有愤恨和敌意。我认为，这恰恰是软实力理论的致命缺陷，而它的根源来自冷战思维的软实力观。在这种软实力观下，软实力不过是硬实力零和式竞争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国际上散布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各种论调，也是这种软实力观的产物。如果不从根本上扬弃这种软实力观，仍然沿着它的逻辑走下去，一场兵不血刃的人类软实力竞赛就将上演，世界的和平将面临新的威胁。克服软实力的内在矛盾，寻求“软实力问题”的破解之道，是世界和平的客观要求，应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软实力开始引起国际关注，奈也撰文指出中国软实力崛起。您刚才也提到，国际上的一些媒体甚至将其夸大为“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提出文化软实力战略会不会对我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贾旭东：我觉得不会。尽管软实力难以测量，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软实力远胜于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持传统软实力观的学者和媒体，以冷战思维审视中国软实力的提高，认为美国软实力的下降是因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近来，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员借奥运火炬传递，肆意歪曲事实，妖魔化中国，其目的和威胁论一样，也是为我国发展设置障碍、制造麻烦。为什么会如此？用奈的观点来解释，是“均势”。因为均势预示着，如果一个国家变得太过强大，其他国家将联合抗衡该国。中国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抗衡的地步，但遏制中国发展却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均势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国际上已经或可能存在的那些不利于我国发展的负面因素和影响，与我国是否提出文化软实力战略无关。相反，表明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并使之有效传播，反而可能有助于我国软实力的提高，有助于消除或减小我国发展的国际阻力。

     记者：我注意到了您的传统软实力观的提法，现在，您又提出应该表明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的意见，我想您的意思是想说明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究竟是什么呢？
     贾旭东：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与传统软实力观的确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理念上的根本不同。一是竞争理念不同。软实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竞争并非传统软实力观主张的零和式游戏，而是非零和式游戏。二是价值理念不同。软实力当然要服务于国家利益，问题是国家利益并非传统软实力观主张的本国的现实利益，事实上，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和平做出贡献也是一种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三是目的理念不同。通过吸引赢得他者认同是软实力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赢得他者认同并非传统软实力观主张的控制他者、领导世界，而是通过共享价值观的逐步确立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记者：也就是说，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的基本理念是，在竞争中实现共赢，在获得中做出贡献，在互相认同中共创和谐世界。
     贾旭东：是的，您的归纳很精彩。遵循这样的基本理念，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观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软实力观的冷战思维，为破解“软实力问题”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也为完善软实力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扬弃竞争思维、倡导贡献理念、共创和谐世界，是我国文化软实力观的基本特征。共赢、贡献与和谐，是我国文化软实力观的核心价值取向。

     记者：从理念上看，以共赢、贡献与和谐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我国文化软实力观的确有传统软实力观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传统软实力观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应怎样理解我国文化软实力观的现实可行性？
     贾旭东：应该承认，我国文化软实力观彻底取代传统软实力观，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性极小。但我们应该看到，共赢、贡献与和谐这三个基本理念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日趋增强的“地球村”中，共赢、贡献与和谐将成为维系共同生存、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对此，学者们已经取得了某些共识。

     记者：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文化软实力。请您谈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呢？
     贾旭东：第一，我们要跳出文化，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价值观，并且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能够为他者共享的价值观。共赢、贡献与和谐，就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能够为他者共享的、普世性的价值观。由于价值观广泛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因此文化软实力必然要通过这些领域来表现。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
     贾旭东：是的。促进文化创新、发展和传播，将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软实力，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但不是惟一途径。

     记者：那么，第二呢？
     贾旭东：这涉及到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提出软实力的奈不谈软实力的构成，而讲软实力的资源，以及将这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技能。获得资源和转化技能，是奈关注的焦点。这过于间接，太技术化。毫无疑问，较高的技术性运用能力，的确可以提高软实力。但是，提高软实力还要动真格的。奈同时认为，国内实践往往更重要。试想，如果你整天通过各种手法宣扬你的价值观，可是你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另一回事，那非但不会提高软实力反而有损软实力。

     记者：美国软实力的下降，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贾旭东：文化软实力就是价值观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体现或表现价值观的要素都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因此，一切能够体现和表现共赢、贡献与和谐价值观的要素都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共赢、贡献与和谐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瓶颈问题，而硬实力友好度、内外关系融洽度、文化发展匹配度、社会生活和谐度，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衡量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指标。

     记者：奈认为，提高软实力，一要获得或拥有软实力资源，二要提高将这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技能。您指出奈的思路有些技术化，主张提高软实力要动真格的，您能具体谈谈吗？
     贾旭东：软实力要发挥功能有两个条件，一是能得到认同，二是能转化为行动。所以，提高软实力首先要提高价值观的可认同性，在此基础上提高可转化性。提高可认同性和可转化性需要提高三个能力，一是表达能力，要能够全面、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二是传播能力，要善于运用各种媒介、各种主体和各种机会广泛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三是示范能力，要将自己主张的价值观全面付诸实践，切实做到身体力行。我所说的要动真格的，就是不能光说给人听，更要做给人看，也就是要提高示范能力。

     记者：但是，传播能力和转化技能也需要提高。
     贾旭东：是的，传播能力和转化技能也是我们的“短板”，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提高示范能力，踏踏实实地去身体力行，用一句常说的话，叫做把自己的事做好。当前，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实施三个战略，一是国内实践战略，二是国际合作战略，三是交流对话战略。

     记者：这三个战略能够实现前面您提到的那四个文化软实力基本指标的提高？
     贾旭东：以硬实力的友好度为例。所谓友好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展或获得硬实力的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他者利益的贡献程度；二是运用硬实力时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程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环境问题和与贸易伙伴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降低能耗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贸易平衡；在能源和环境等全球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在全球贸易和区域发展问题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与环境、与贸易伙伴的共赢，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营造和谐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硬实力友好度的国内实践、国际合作与交流对话，看起来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但是，因为实践中始终秉承并落实和实现共赢、贡献与和谐的价值取向，因此这也同时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记者：看来，如果我们把共赢、贡献与和谐的核心价值取向贯彻到各个领域，使其在各个领域中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能得到切实的提高。
     贾旭东：是啊，如果到2020年，我国硬实力的友好度、内外关系的融洽度、文化发展的匹配度和社会生活的和谐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屹立于东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一定会得到显著提高。国内实践、国际合作、交流对话，是共赢、贡献与和谐价值取向的三个主要领域，应该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三大战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