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六十五
中国历史上的行政体制，在地方上基本是以州和县，或者郡和县，两级体制。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将用于监督郡县官员的刺史一职实权化，变成了州，郡和县三级制。到了隋朝的隋文帝，又简化成两级，改为州和县，后又改州为郡，但到了唐朝，恢复到州县制。
唐朝的州总共有358个，比汉武帝高潮期的郡总数要多两倍多。唐朝的县在唐玄宗时为1573个，比汉朝要多200多个。为加强中央权威，唐朝的地方长官权力要远低于汉朝，因此影响了地区的建设。在安史之乱之前，地方组织比较完善，中央宰相集体领导制度和政事堂议政制度比较开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得还行，加上以科举制为主的干部遴选制度，都使地方行政尚属良好。但当中央政治开始失效，安史之乱后变成了节度使横行的地方割据局面。
和今天的情况比较，中国现在有31个省市（直辖）区（自治），不计台湾，香港和澳门，大概省级市和地区级市的总数，基本上和唐朝相似，但人口却比唐朝的5千万多出了近30倍，显然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能力要求更高，而当前的人才储备却严重不足，因此在管理上，自然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场面，而一些本来因为管理不善而下台的官员，就因为人才缺乏，又在另一个地方回收出任官职。
从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官员监察制度一直就未能固定。在唐朝时，采取了24个都督府以统天下诸郡县，由中央政府派使巡察地方。后来因为“权重难制”而取消。之后又将全国分为十道派出按察使（曾叫巡察使，及存抚使）， 根据全国地理特征分为关内道（治西京，即陕西西安），河南道（治汴州，即河南开封），河东道（治蒲州，即山西永济），河北道（治魏州，即河北大名），山南道（治梁州，即陕西汉中）， 陇右道（治鄯州，即青海乐都），淮南道（治扬州，即江苏扬州），江南道（治洪州，即江西南昌），剑南道（治益州，即四川成都），和岭南道（治广州，即广东广州）。这十道在唐玄宗治下，又从关内分出京畿道，从河南分出都畿道（治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将山南分为山南东道，和西道（治襄州，即湖北襄樊），江南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即江苏苏州），西道和黔中道（治黔州，即重庆彭水），成为天元十五道，并派出固定的监察官员按察采访处置使。但又是4年后取消，8年后复置， 10年又放弃，17年又重立，总之屡罢屡置，屡立屡废，对官员的监察一直就是一个难解的困局。
这个困局在于如何界定对地方官员的权力，和中央的处置权。一方面要发挥地方官的自主性，解决地区发展中的特殊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监督官员操守，防止贪污腐败和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限太大，对地方官员太多制肘，样样以已成之法和祖宗之制对其限制，就会令官员不思进取，不敢负责，只是贪图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懒散行为。
六十六
而对官员过于放任，也造成胆大妄为之徒，置国法不顾，鱼肉乡民。这个尺度的拿捏本来就难，在加上官场中的党同伐异，集伙营私，也是造成监察之职有时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原因，因此不难理解其立而又废的反复。就会这种对官员的监察，历代在官员监察上，大多最终走上了歪路，即利用外戚和宦官力量，来限制官僚的滥权，在明朝时，就发展成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宦官特务组织，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崩溃。
而当时明朝因为宦官和官僚内斗，产生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不光在李自成起义和努尔哈赤坐大之期间，杀过你死我活，甚至在两派官员都降清后，仍然在顺治皇帝面前大打出手，弄得新皇帝啼笑皆非。
中国一个值得幸运的历史经验是，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调节社会再分配的角色，每当地方豪强强取豪夺，农民失去耕地的时候，中央权威可以对过度的贫富差距，进行均贫富。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社会，这个功能就体现在平均地权上。在中央权力衰落的时候，这个功能不再有效，其伴随的是地方势力的坐大，和地方经济的瘫痪，然后就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然后在大混乱中，玉石俱焚，荡污除涤，给一个新兴的领导集团重整河山，再行均田提供良好的机会。当然这中间对社会的破坏，尤其是生灵的涂炭非常严重，造成人口大幅减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保证了资源分配的宽裕，使社会发展可以休生养息。结果在几十年后，又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中华民族历经多次战乱，仍然枝繁叶茂，人口众多。
当一个地方势力，可以做到民富太平，其企图也是如何夺取中央政权，而非独立建国，就防止了中国走上欧洲那样越分越细，保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面貌。比如明惠帝削藩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唐朝没能解决的官员监督问题，经历了几朝几代，到了今天，似乎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以唐朝的十五道监察使为基础，经过金朝的临时“行中书省职权”政策，在元世祖忽必烈治下，变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行省制度。
忽必烈的省级制度，解决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距离过大，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压力，将单一的监察功能，延伸到了整个政治权力，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更。当时的元朝因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采取这个变更是大势所趋。
元朝的行省制度沿用至今，因为省既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又是中央派出机构，本来应该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而且在行省的区域划界上，又考虑到互相牵制，通常不以自然屏障的天险为界，以增加独立控制的难度。但同样的由于权力的集中，就为地方势力的崛起造成了基础，加上中国人口的庞大，任何一个大省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可以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相比。
先看中央的调控性和监管性。调控性的目的是要使地方的发展和治理方向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方向。监管性的目的是防范地方官僚阶级牺牲民众利益而自肥或自大以致抗衡中央的权威。
再看地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积极性就是要支持地方，在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的前提下，逐利获利。能动性就是自身的逐利不要被（主要是中央）束缚了。
如果我们把各种权力和利益细分，不是简单的一刀把它们上下二分为中央地方，就可以找到许多犬牙交错的分配方法，以最优的形式而达致，一方面国家政治的长治久安（中央保有权威，具有调控性和监管性），另一方面全社会的蓬勃发展（地方保有积极性和能动性）。
比方说，中央的监管性可能更多的是由地方民众的参与地方行政而实现，而中央在此的实际工作可能只是规范及仲裁这种参与的形式而已。又比方说，现在军队是中央直接控制，但任何一支部队必定驻扎或训练于某个地方。所以，只要打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上下一刀切的观念，不难找到适应我们的长治久安的管理模式。
西方的经济危机，原理上和中国的一样，垄断和泡沫导致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