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长大的空军大院
激扬文字，略表我心
我们大家都是过客《三十》都是九十高龄
上个星期，地球少了两位健康老人，一位是中国计算机管理之父郭平欣，一位是美国著名作家塞林格，他们都年过九十，可能还有一些，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现代社会，人一旦出生会有记录，生活成长到一定年龄后去世，会有人纪念。古人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估计是在教育年轻人要从小立大志。谁都明白，百岁是个很难超越的数字，都是人类梦想中的事，问问中国那二百多个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的皇帝们，要能保证他们活过百岁，他们还愿意做皇帝吗？
中国人用词非常经典，对于死不像英语只是个die 或pass away，对年龄过小去世用“不幸夭折”，三四五十岁用“英年早逝”，六七十岁的人用“不幸因病去世”，八十多岁稍微有个过渡，再往后用“喜丧”或“仙逝”二字。看到用词就立马猜到这个人大概活了多少岁，我个人觉得是在以乾隆皇帝八十八岁的寿命为最后标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活过中国皇帝，多不幸啊，活过了皇帝，多荣幸啊，是高寿。这些藏在肚子里的话过去没人敢说，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人说了。
中国人不喜欢皇帝，革命了，借着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的经验，把皇帝给推翻了。不知大家现在察觉没有，把中国皇帝推翻是小，推翻皇帝沿用了千年的功名录取制是大。帝王时代，不读书，读书不好的人，是当不了官的，各县的县太爷都是通过多年考试的秀才。革命时期，谁都可以当官，反而读书人当不了官，这是不是又体现了革命的另一层含义翻身的意思。中国革命学了个皮毛，把本质的东西丢掉了，人家美国法国换了一身新皮毛，本质没有变。
我生长在这个革命时代，官本位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很少是读书人了。老父亲十五岁从内蒙老家参加抗日，五五年授衔是上校，懂事以后，一直同老父亲打架，你怎么就不努把力也学人家老红军干个少将或中将，直到最近才想明白，那是时代烙印。七零年我当兵以后，红军干部开始逐渐去世，当时有明确规定，师级干部去世上《空军报》或等同军区报纸不登照片，军级干部上《解放军报》，再往上挂中央委员头衔的上《人民日报》，一般都有遗像，但大小规格又不同。也就在那时候，我养成了收集遗像的习惯，每天《解放军报》一到，先看看有没有遗像，一旦有，用剪刀赶快剪下藏好，记得第一张遗像是李天佑的。到空一所工作后，仍然保持这个习惯。一天，空一所专家王立群拿着一张被剪的报纸对王福龄说，这件事得同小潘好好谈谈，报纸大家还没看，怎么给剪了呢。那是我最后一次剪报，是王铮的遗像。
中共建政后一直是按党龄军龄评定级别，参考职务，到了我当兵的时候还赶上了一个尾巴，长期论资排辈，对大学毕业生在级别上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小学同学李小林的父亲，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精通数国专业外语，四三年毕业到延安，按我党的论资排辈，只能算抗战后期干部，级别不会太高，一生几乎在压抑状态下度过，五七年还给划成了右派。而他的舅舅极有可能没有上大学，属于高中生一级的小知识分子，早早参军成了抗日前期，五五年授衔大校，空军宣传部部长。最近我研析了郭老的简历，同李小林的父亲情况极为相似，郭老四一年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之后投身中共四六年去了延安任工程师，解放后一直在处级岗位上，担任过通信兵部副处长，五五年授衔前转业到第二工业部任技术处长，文革时好像进过三年监狱。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想到我国早年学化工的老前辈如果没有碰上战乱是多么的前途无量，真可以说个个黄金万两。化工意味着纺织工业革命后又一个新的工业浪潮，最后进入千家万户。全世界最先出现的化工产品应该是塑料和胶木，二战后第一批塑料皮带从美国到达上海港，最有钱的阔少们争相购买，有人说出的是黄金价，一个个每天在南京路上不系上衣扣乱晃，打招呼要先挺肚子。六九年我在黄河滩种小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日本尿素，那简直就是一个配方的事，之后出现了全国小化肥厂遍地开花。后来出现了塑料花尼龙袜人造革黑包，塑料花在大陆不看好在台湾流行，人造革包成了大陆男人的象征，赵本山一直提着上春晚，问问七十年代末期时髦的上海女青年，一双连裤袜在她们眼中是什么价值。
四十年代学化工像航空空气动力一样属于极前沿学科，先德国后美国大批网罗化工人才，郭老和李父完全有机会到国外留学，像钱学森一样，学习一两年后随即担任国家级大型项目的研制开发工作。我到美国后的第一年，曾在一个香港人家里修过花园，我自我介绍在国内是职业园艺师，他觉得我干得很好但工资开得很低。这位香港人是位化工专家，他同我讲述了当时世界急需化工人才的情况。他本人五十年代初在德国获得化学博士，申请到美国工作可以说比绿灯还绿灯，是先送绿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到七十岁，刚刚从公司退休。他说一生都很忙碌，退休后仍读化学论文跟踪动向，剩下闲心就是把花园修一下，那块地是三十年前买下的。
我是通过郭老的儿子郭晓力了解懂得郭老的。三年前我还是一个网络新兵的时候，要么我写的党史军史故事不对胃口，要么没有人相信是真的，当时还没有一个北京西郊大院长大的孩子以自己亲眼所见写作的，连遭各网封杀，最后跑到《天涯》找到了永久根据地，几乎在建楼的第一天与晓力相识。晓力每天催着我快发文章，我说我的文章其它网也有，他说其它网不去，对《天涯》有感情了。前几年上网的年龄区间与现在不同，绝大部分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的同龄以上的人大部分不上网，看我的文章也要求特大号字，像当年给中央领导送文件一样。现在人人上网，不再有字体要求了，谁都看到网络将会取代书本和常规媒体，都逼上了网路。晓力称我大哥，说自己有个六岁的儿子胖胖，看来我的分析没有错。
渐渐地我们很熟了，晓力觉得在公共网上聊天不方便，专门建了私人小网，我们聊天，互相提供各种信息。晓力说，他曾在家父的鼓励下专门去日本学过几年计算机软件开发，申请过逻辑键盘专利，家父是全国第一任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我在计算机开发行业混过几年，已经到了个人PC机时代，我猜想过郭父的年龄不会高过七十岁，属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熟悉的计算机大腕王选王永民万润南张家岭经常出现在展览会上，通常是认识的人指一指然后擦肩而过，还没有听说郭平欣。当时中关村是万牛奔腾，牛人手里握着新技术就更牛了。我曾问过晓力，中关村现在怎么样？晓力说只剩下联想一家公司了。
电子工业发展走过电子管晶体管小规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计算机技术也同步发展，走过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到后来的PC机微机，郭平欣实属小型机以前的计算机前辈，我不熟悉也在情理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又有谁把当年的电子管晶体管专家当回事呢，能像美国一样给终身荣誉吗。去年，晓力给我发来国家科委现任领导和北大方正现任总裁在病床前祝贺郭平欣九十华诞的照片，郭老当时龟缩在病床的白布单中，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知觉。让我吃惊不小的是，晓力竟有这么一个高寿的父亲，算一下出生年月，比我的先父还要大五岁。既然这么高寿，又曾当过计算机协会理事长，一生必有奇迹，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的私人小网被打黄整黑又给封掉了，再次改为电子邮件联系。上个星期五打开邮箱，第一眼就看到晓力发来的消息，说家父今天上午走了，最后得的是前列腺骨癌，医院保守治疗，在病床上躺了六年，终于不行了，带着病痛离开了。晓力贴出网址，让我看郭老的生平简历。我看一小段，停下来思考一会，对比着思考，比较人是红军部长王铮，四机部的一位老处长，潘斯哲的父亲，老一代电子工程专家，还有通讯兵部五十年代的技术专家，我想这些人郭老一定非常熟悉。可能是太进入状态，忘记了同顾客寒暄，一位老顾客不满意了，喂，同你说话呢，今天天气不冷，我说是吗，也许是不冷。
解读郭老，仿佛把我带进了父辈们战火纷飞的岁月，把我拉回到我的童年，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如果我党我军早一点重视知识分子，把他们上大学的那四年也算作党龄军龄，像上抗大红大鲁迅学院一样，郭老应该算抗日极前期或红军干部。从电子技术发展角度看，我党我军第一部电台是王铮背上了井冈山，红军干部抗日干部中有不少后来成为电子专家通讯专家，我一直生长在这个环境，但全部局限在模拟技术范畴，后来有人开发过载波电话，也没有冲破模拟局限。郭老五六年开始接触数字技术，代表国家制定计算机发展规划，是那个时代老干部中懂得数字技术第一人，虽然仍然是电子管或晶体管，但道理已经全变了。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可以想象，在那与世隔绝的岁月，郭老是怎么批准计算机科研课题的，又是如何在全国各地选点成立计算设备厂的，技术干部工程师哪里来。那时的计算机真是“计算”，只有逻辑打印制图功能，没有信息存储。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七四年八月，有真知灼见的国家科委领导通过了新的计算机发展规划，分三大方面，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激光照排，简称“七四八工程”，郭老是总设计师。大家都熟悉汉字信息处理和激光照排，情报检索就是后来风靡全球的美国Google谷歌。
关于汉字激光照排的构想和研制，王选有完整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大段大段篇幅提到郭老的丰功伟绩，如今王选已经去世三年，我们再回过头来透过王选看郭老。在王选构想用数学参数方式描述汉字轮廓的时候，郭老看出了计算机信息存储的巨大潜能，汉字不仅能进计算机显示，而且能实现汉字存储，既后来的标准字模，所以出现了郭老的签名代替了正式国家红头文件戏剧性历史。王选和北大都不会忘记郭老搞来的巨额经费，要是轮到现在的领导办这样的事，十有八九自己先要抽头少说百分之五，到时让晓力公布一下郭老的遗产，世人会更加敬佩郭老为人了。
郭老还有一大历史功绩是抵制印刷洋货，表面上人们看到保护了民族产业，当时各级领导出国考察成风，看了就要买，要不然就没有出国验收机会了。看不到的是，郭老留住了一批像王选一样的顶尖人才，这些人生长在中国，又死在故土。
晓力好像同我叹息过，郭老早早地就按干部年轻化退居二线后来又一刀切离休。我也有所感觉，国家在八十年代没有制定出高瞻远瞩的微机网络发展大纲，各单位实现的都是局部网信息传递。群龙要出头，又无首，先聚中关村，后又流失海外。
郭老是计算机界的钱学森，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最近我看到一张万润南的照片，已经白发苍苍不敢认了。
我端视了一遍王选写满参数修改符号的“匍”字，夜静苦想，我会用标准汉字翻成黑白幻灯片照在计算机纸上，手工描绘那些参数输进计算机。那么，更好的方法是先描绘汉字标准笔画参数，然后自由组合。试想，如果王选没有得到郭平欣代表国家提供的那笔不需偿还的科研巨款，王选是现在的王选吗。
那笔巨款相当于一个空一所十年的常规科研管理经费。
02/05/2009
《未完》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张廷发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常委，空军原政治委员、司令员张廷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３时５８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２岁。
张廷发同志１９１８年４月９日出生于福建省沙县夏茂镇一个手工业者家庭。１９３３年９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廷发同志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第５军团１３师３７团三连战士、班长、排长、团通信主任，红３１军９１师司令部参谋、股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张廷发同志先后任八路军第１２９师３８６旅司令部参谋，１２９师东进纵队司令部通信科科长、作战科科长，１２９师３８５旅轮训队队长、司令部作战股股长，１２９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太行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其间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战斗。１９４４年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道清战役、安阳战役、邯郸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张廷发同志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下大别山支队司令员、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中共汉南工委书记、桐柏军区汉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加了邓县、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领导汉南工委成功收编了众多民变武装，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领导才能。邓小平同志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给予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的高度评价。１９４９年５月，张廷发同志任中共襄樊地委书记、襄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进行当地的剿匪、土地改革和巩固解放区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廷发同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身先士卒，英勇战斗，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廷发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３兵团１１军副军长。１９５３年２月，张廷发同志调空军工作，先后任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积极探索总结空军部队建设规律，坚持从严治军，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特别是对专机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坚持靠前指挥，主动克服困难，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行及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访华的专机飞行安全。１９５６年５月，参与指挥并成功开辟了北京至拉萨空中航线，创造了我国航空史上的奇迹。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廷发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停职反省。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和１９７０年８月，先后被送往山东鱼台和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忍辱负重，与林彪一伙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１９７３年恢复工作后，张廷发同志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三书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他与空军党委绝大多数常委一起，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粉碎“四人帮”后，１９７７年４月，张廷发同志任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始终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带领空军党委领导班子，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全面整顿机关、部队，推动各方面拨乱反正，使空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在他任司令员期间，空军圆满完成了首次战备训练汇报表演、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华北地区实兵演习和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阅兵等重大任务。
张廷发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１９８５年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心空军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老区建设，为帮助扶贫事业、希望工程不遗余力。他关心党史军史工作，认真撰写回忆著作、文章，为有关部门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为宣传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尽职尽责。
张廷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２年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在１９８５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廷发同志在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赤胆忠心，智勇双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功勋卓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和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鞠躬尽瘁，奉献了毕生精力。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坚决拥护党中央，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识大体、顾大局，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团结同志，廉洁奉公，厉行节约，始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张廷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张廷发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