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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特讯---五千老干部评议毛泽东功过

(2010-12-30 06:19:52) 下一个
(事情过了30年,但最近才披露出来)

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干部会,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 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总共约有5600多人参加。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下面是当时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讲话摘要。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刘不是总书记)。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 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 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 “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

高饶事件,王光美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

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可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 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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