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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掷出后的回旋镖（Boomerang）
回旋镖（Boomerang）是一种掷出后可以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飞回来的打猎用具，曾作为一些地区原住民的狩猎工具。其中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最为著名。回旋镖绕着弧形轨道飞行，它的旋转轴垂直于它的飞行方向，在不使用其他的工具的情况下，以最短的时间飞出最长的距离。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回旋镖往往形容掷出后飞回来打击自己。
凯文·珀雷诺(Kevin Peraino) 的著作《动如脱兔：毛泽东、杜鲁门和1949年现代中国的诞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讲述了1949转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上台，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只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美国曾在数十年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组建战时联盟，此后一头扎进与中国的冷战，随后是热战（在朝鲜半岛），接下来的几十年，两国外交几乎完全中断。
透过一群声名显赫的人物的视角，《动如脱兔》详细纪录了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其中包括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帅”蒋介石、蒋夫人、毛泽东、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衔主演则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那浮夸的八字胡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称为“政策规划的重大成就”。
1949年，艾奇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做出军事回应的压力，但他坚定地予以拒绝。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NATO)让美国显出坚决反对苏联、站在民主阵营中的姿态。但在亚洲，艾奇逊表示，“现在显然是共产党占据了优势”。他拒绝按照在中国传过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坚称，鉴于亚洲将发生“影响未来一千年的大事”，美国应该对抗毛泽东，就像此前在欧洲对抗斯大林一样。“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何无法拿出一项能同时在两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灾难”之际。
随着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或许会推动其更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虚假哲学”。事实上，即使凯南宣称美国“尚未真正做好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的准备”，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党制也有着与美国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因此华盛顿的一些机构已着手开展针对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了。美国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对冲策略，声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杜鲁门往中国方向第一次掷出回旋镖。
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的信奉者。当艾奇逊发布被他称作“大炮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时，她非常震惊。白皮书称，“国民党军队本来不一定战败，他们是自行瓦解的”；“这一无可避免的悲哀事实，是不受美国政府掌控的中国内战的险恶结果。”《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标题这样的：“美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政权。”
蒋夫人认为，艾奇逊的态度意味着美国不仅背叛了一个忠实的盟友，还背叛了其自身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崇高价值观。她愤怒地离开位于里弗代尔区的寓所，返回台湾，并声讨在她看来出卖了“自由中国”的那些“道德弱者”。
1949年是很多断层带开始出现的一年。美国内部的一个断层，存在于支持消极遏制中共的人和寻求积极回击的人之间。这种分歧，为今天依然存在的结交派和对抗派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而珀雷诺这本书的结尾读起来颇似一句墓志铭：“1949年的争吵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延续至今。”
此后美国总统们继续掷出回旋镖。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以及上海，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两国承诺会为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努力。1978年，卡特总统在未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在台北市的美国大使安克志通知总统蒋经国。由于此举并不符合传统外交惯例，前外交部长钱复曾批评说这是无礼之举。而同一时间美国国会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订立《台湾关系法》，规定假使台湾安全遭受威胁，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卡特也在稍后签署该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结束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外交工作转由新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
1979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美国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
2001年12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15年的谈判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欧盟和美国一样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方面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将中国的崛起纳入世界经济体制，以便多少掌控来自中国的变数。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西方当然不能拒绝增长速度长居世界之首市场的诱惑，能够在那里分得杯羹是众心所向。
中国外交转向 打造“世界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同时正致力通过新外交策略成为世界强权。盛大的阅兵式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领导层借此展示其军力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外交策略出现转折。
不同于其前任，习近平不再采取谦卑的外交手法。中国的外交政策几年来已改变了方向，不想再像过去几十年间默默无闻。这个昔日的强大帝国将重返它在国际社会中原有的位子---这是中国领导层的思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迟疑着不愿担任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如今北京认为时机已然到来。这也是中国问题专家韩磊（Paul Haenle）的观察结果。韩磊曾是美国两任总统布什及奥巴马的政府顾问，也曾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2010年韩磊在北京清华大学内成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目前任该中心主任。
韩磊表示，对中国领导层而言，只在自己的领地中活动已不够。为了让中国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并不断向前，北京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手段。
因此，“一带一路”也是中国领导层最钟爱的项目，如今已然是中国外交政策及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
在中共成立70周年后，中国作为国际政策参与者的信心将继续提升。这对西方国家也将造成影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地为其制度进行辩论。无论是美国、英国或欧盟，中国官媒越发频繁地以其它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为论据，宣扬中国制度的卓越性。专制和控制再加上生机勃勃的成功经济---这是中国之路。
多年来，美国的领导人对北京在非洲、亚洲“丝绸之路”的新帝国主义，对严重侵犯中国宗教少数民族、不同政见者人权的行为不闻不问。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府对中国的几乎每项设想，都是保守的商业贪婪、自由主义政治正确性的大杂烩。
北京从未把美国在贸易和政治上对中国的绥靖政策看做宽宏大量，而是当作可资利用的弱点。如果认为美国在贸易和人权作出的让步越多，中国就越西方化，会越来越像美国或欧盟国家，那就太可笑了。更愚蠢的是相信老而又老的教条：中国拥抱资本主义改革将导致宪政。中国人有能力购买新手机，却绝不保证他们有权投票给自己选择的候选人。
相反，中国为了国家现代化、充实军力、歪曲利用国际贸易制度，使自己发大财，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将其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大部分拍卖给裙带关系的共产党伪资本家以及贪污腐败的省级官员。
美国为什么以如此自杀性的方式对待中国？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加上美国法度松弛，促使数以百计的美国公司关掉国内的组装厂，迁厂到中国。因为至少在初期，他们可以自由偿付低于标准的工资，而且基本上不受监管。
一旦美国企业被巨额利润吸引，中国政府就开始慢慢窃取他们的技术，侵犯知识产权和专利权，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世界市场倾销其商品，积累巨额贸易顺差，并操纵他们的货币。此时美国公司沉迷于自由放任的发财方式，对上述情况装聋作哑，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大学也从中捞一把。他们在中国设立获利颇丰的卫星校区，招收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入学。这些中国学生支付全额学费，有时还包括保险费和附加费等，把校区变成了赚钱的学店。
利润蒙蔽了美国企业的眼睛，大多数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都对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更不会提那些派遣到国外，盗窃工程及高科技研究的间谍网了。结果是人人获利，所有人都对中国这个独裁巨人视而不见。对共产党中国绥靖政策的赢家，是美国东、西海岸，如纽约的金融业、华盛顿的政治游说网，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以及哈佛、斯坦福、耶鲁大学等大型研究型大学。
很少有人关心被掏空的美国中西部和农村的“失败者”。对美国公司来说，国内的劳动力很容易被中国的数百万廉价工人取代。由于中国组装的产品带来巨大利润，外包业务促使投资资金从美国流到海外。
最终唤醒美国的，是两项不曾预料到的发展：第一，中国过度扩张，开始系统地将南中国海的中立岛屿军事化。他们毫无悔意地从美国最大、最强的公司窃取技术，把中国变成了类似乔治?奥威尔名著《1984》描述的地方。
北京围捕持不同政见者，镇压香港抗议民众，拘留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进行“再教育”。这些无耻行径最终迫使美国左派摘下多元文化有色眼镜，接受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事实。
第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一直大声警告中国是赤裸裸的威胁，不仅威胁美国，而且威胁世界。现在我们将知道美国是及时醒来，还是太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