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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三十岁

(2018-11-22 10:49:20) 下一个

30岁出国时留影(证件照)

 

作者:谢盛友


我今年60岁,1988年我三十岁。“三十而立”,而我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站不起来。

在Bosch(博世)公司打工是干流水线,尽管是假期短工,但是同样在一条生产线上,活来了你逃不掉。我从来不会吹牛,只听过马季讲相声吹牛,今天我学习吹牛:当时的流水线计件活,我天天超额完成,令工友和组长、车间主任感到惊讶。第二年,我去找工作时,车间主任指名道姓非要我不可。

可惜,Bosch(博世)公司的假期工每年最多8个星期,而我刚到德国,尽管来时把家里人统统“剥了一层皮”,口袋里只存一百多马克。为了储蓄两万马克“壮胆钱”,光在博世的工作根本不够。没有“壮胆钱”,上课总走神,心不在焉。所以,我到建筑工地找活干,工头问:“黑工,你干不干?”
我回答:“干黑工的人,是不是黑心?若不是,我干!”

工作几周后,我才弄明白,什么是黑工,原来是老板不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比如失业保险、退休保险等)。

苦干室内装修。有一新家具店开张之前的装修工作。一米二宽、两米长、三厘米厚的人造刨花板,一背就是十一小时,下班后回到家,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不想站立起来。老婆问:“累吗?”我没有回答,但没过几分钟,竟然在地板上睡着了。

第二天仍然六点起床,七点上工,工头见我干得好,向老板建议,给我增加小时工资:从十二马克加到十四马克。

睡梦中电话一来,我马上就醒,我知道是中餐馆老板要我去洗碗。老板是越南华侨,八十年代初越南排华,逃到德国来,在我到达班贝格之前的一年开餐馆,无奈他的餐馆位置太偏僻,生意惨淡,看到他的情景,我不忍心拿他给的工钱,每次周末干活到年底除夕,大概是三四百马克工钱吧,我没有要,反而借两千马克给他买车。时间久了,我他成为好朋友,他无私地教我一些餐馆开业的必备课,而且为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国来出具担保书。

当年打工,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每天上班、下班,有时加班到深夜。虽然没有像在老家农田里插秧时的风吹雨淋日晒,但这里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以往,更艰苦。在工地里,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经历中秋节,油然产生一种“身在异乡”的失落感,也正是此时此刻才能真正体会到海外游子的那分浓浓的乡愁。要不然怎么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流传千古的名诗佳句呢?即使心里有太多的思念和牵挂,也要“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告诉自己要坚持、要坚强,为了那两万马克“壮胆钱”。

虽然在唐朝诗人白居易看来,"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17世纪的英国剧作家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也说:"勇敢的人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但是,并非每个人的家乡观念都像香山居士那样淡定和潇洒,我的第一故乡就是由海南的父老乡亲撑起的第一个家园。对我来说,我的双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如今虽然我的双亲走了,但墓地还在海南。即使抛开感恩的情愫,我也应该关心我的父老乡亲,因为他们就是天下苍生的一部分,关心他们就属于读书人的本分。

当年的劳累,现在已经忘记一干二净,只记得竣工时老板请客庆祝大功告成,我们到德国餐馆吃自助餐,坐在我旁边的H,他三杯啤酒下肚,一下子吃了两个鸡蛋、四根香肠、六块大牛排,还有土豆、色拉、甜食等,我看了感到害怕,第一次感悟:我身为中国人,个子矮小力气不大,干活干不过人家,连吃饭也吃不过人家。
那次自助餐庆功会我至今记忆犹新:吃不过人家。

那段时间大脑几乎都被“壮胆钱”占据了,每天都感觉晕晕谔谔的,沾到床就睡,生活过得很简单,哪像现在电脑、手机什么的,我和妻子同在Bosch(博世),轮流上早中班,时间是错开的,我们一般留纸条,或她把纸条放置在我的自行车上或相反,交流信息的目的,主要是家里必办的事情或必买的东西。

肉体可以躺下来休息,恢复劳累后而松弛,而脑子却一直疲惫。自己给自己压力、给自己目标:两万马克“壮胆钱”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读完学位是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带着学位和二十万马克衣锦还乡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从而回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打工是劳累的,当年我就在想,任何的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紧张的生活,劳累的思考,几乎没有娱乐时间,每天忙忙碌碌,但是,我的人生不迷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吃苦。

如今,我不是什么成功的老板,但是,要成为老板,我总结出八个字:不怕吃苦、不怕吃亏。我不成功,但是,成功的人都必须不怕吃苦、不怕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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