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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中国出版业的管制与变化
* 2011-09-30
* 旺报
* 【谢盛友】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便跟大陆出版业打交道30多年，我的归纳总结是：中国对出版业是管制的，中国的出版业是变化的；中国对出版业的变化是管制的，中国对出版业的管制是变化的。
在中国，出版业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管理，要在中国发行书报杂志，出版单位的申请书应检附出版单位的章程、申请设立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相关证明。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从收到设立出版单位的申请之日起90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书面通知发行单位；若不批准，会叙明理由。申请设立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应自收到批准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登记事项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规定。出版单位经登记后，持出版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出版自由有很多定义，在我看来，要求不高，只要日报或期刊的ISSN刊号可以免费获取就行。比如在德国，主管单位是德国国家图书馆，而不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就成了出版人在中国的「潜规则」。2007年底，大陆同业邀我回去一起出版月刊，我们当时分析了期刊出版管制的情势，决定以书代刊（以书号代刊号），这是因为申请不到正式刊号。理论上，这样的作法是可行的，可以用书号的丛书形式出版期刊。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大陆书号买卖的价格太高，一个书号大约1至3万元人民币，不是大财团，很难砸重金。2009年，韩寒的杂志《独唱团》也是以书代刊，但出版一期后，《独唱团》第2期便停刊了。
新闻出版总署先后颁布《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这些法规只是在发行和零售方面打开大门，而在出版环节根本没有放松管制，反而造成出版行业的尴尬：盗版盗印猖獗和书号价格飙升。
9月24日，香港凤凰卫视播出了《问答神州》，主持人吴小莉对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进行专访。柳斌杰表示，要尽快打通民营出版业和国有出版业的接轨通道，让民营出版业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并且能够参与书号申请。
尽管我对中国出版自由比较悲观，但是，允许民营出版业进入体制内，至少可以享受到体制内的某些权利，至少可以申请书号。民营出版业多了，体制的管制必然发生变化，迫使相应的审查逐渐宽松。
（作者为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文章来源：2011-09-30 刊登于台湾《旺报》，同日《中国时报》（电子版） 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撤离"
来自《长城月报》现编采和运营团队的消息称，现团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撤离"长城月报社。
《长城月报》由中国长城协会出版、长城月报社主办，在香港注册，获准在中国大陆发行，改版后第一期在2010年1月25日发售，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任社长、朱顺忠任总编辑。北京的消息称，该刊因屡触敏感话题惹怒当局，例如，此前，该刊的《质疑计生国策》报道，就被中共中央某高层点名批评。据消息人士称，日前，《长城月报》主管单位长城协会下发通知称："不再聘用朱顺忠为《长城月报》总编辑及其团队"。
长城月报团队被清洗一事，似乎颇为突然，在9月25日，该刊还在大连举办了"舆论监督之辩证"高端论坛，邀请了学者贺卫方、展江、蔡霞等，媒体人王克勤、日本读卖新闻加藤等人演讲。
多样原因导致
消息人士对记者分析，此事导火索"很复杂"，并非仅仅一两个报道，所以采用清洗团队，而非杂志关闭整顿的方式，则是"长城协会和外部压力达成协议"。对此，北京的媒体人杨桐说，"以针砭时弊遭黑手，属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该团队致函其专栏作者及自由记者，称10月刊所选用文章虽已上版但无法面世，"甚为遗憾"。因此，第一时间通知作者，"本期所采用的文章，可另作他用，已发表过的作品正常寄发稿酬，希望作者谅解"。
在致作者的信中，《长城月报》的现采编团队对作者们表示感谢，他们说，"感激各位师长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感谢您为我们所写的每字每句，感谢您为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所作出的努力。"该刊团队对一直支持他们的读者表示深深歉意。另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有部分媒体正在与该团队接触，希望能与他们合作。
该刊总编辑朱顺忠在其微博上感慨地说，"深秋已至，寒冬即将轮回；几天来北京的暮秋却突然让我感到很冷，以致心寒似冰。都说冬天已经到来，春天将不远，可因何深秋轮回后，冬天就透骨寒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