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现代红色娘子军(图)

贫农女儿吴琼花(殷桃饰)不堪忍受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决心逃出火坑，但又被抓了回来，关在监牢里。但她仍然冒死冲出牢笼，追求自由。在椰林里，地主管家老四带领团丁搜捕琼花，琼花与他们展开了一番殊死的搏斗……

历史和现代红色娘子军(图)

红色娘子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 

      1931年5月1日创建于乐会县第四区革命根据地。1931年5月的一天，在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畔一个椰林环抱的小山村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特务连”召开了成立大会。100多位穷苦的农村女孩子，为反抗封建压迫和争取男女平等，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勇敢地拿起了枪。 她们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领导机关，宣传发动群众等项任务，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伏击沙帽岭、火攻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据点及马鞍岭阻击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不幸的是，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海南岛上，这支娘子军部队后来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围剿”，喋血马鞍岭。战斗中，二班的8名姐妹留下断后，直至弹尽粮绝，全部牺牲。不久，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被迫解散，散落于民间。 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实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光荣，娘子军革命精神永存！   

      1994年，琼海市的娘子军还有84人，可到了2001年就只剩下23人了，而现在只剩下了14人！”用嘉宾庞启江（阳江镇广电文化站站长）的话说，人一个个减少下去，但她们的精神要想办法保存下来。

海口出现反扒红色娘子军

 
　　（综合电）海口有个神勇的“反扒志愿者大队”，大队中设有一个“"女子反扒中队”，成立于去年4月，由来自不同行业的女子志愿者组成，她们有的是女老板，有的是军嫂，有的是公司职员，有的是商场营业员，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经深受扒盗之苦。

　　据海口巡警支队介绍，目前，海口市义务反扒员有100多名，他们主要是协助警方在公交车上、站点及公共场所等进行反扒、反抢，在平常充当警方角色，全部进行了反扒技巧的培训。

　　其中，女子队员有28名，她们多以女性身份作掩护执行侦查任务，配合警员和反扒队男队员实施捉捕行动。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爱情戏被删除的历史实情

 
心欣相印

 
中国革命史上曾有这样非同寻常的记载：成批不堪忍受压迫和凌辱的海南妇女，愤而拿起武器投身充满血与火的争取解放的斗争，由此诞生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时隔30年后，讴歌这支独特女性群体“砸碎铁锁链，扛枪为人民”英雄业绩的《红色娘子军》，以罕有的艺术魅力熠熠闪光于新中国银幕……
三位女性“合成”一个“琼花”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完成的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成功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海南妇女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业绩。上映后引起很大轰动，在首届“百花奖”评选中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谢晋）、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配角（陈强）等四项大奖，是获奖最多的影片，并在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上荣获万隆奖。

《红色娘子军》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并非偶然，首先在于剧本提供了颇为良好的基础。编剧梁信早年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开始专业创作，用电影形式反映我国革命战争中第一支娘子军的斗争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他因在反右运动后期被补定了个“中右”，在等待上级机关批准调动的过程中，于1958年夏天来到正处“大跃进”高潮中的海南岛出差，在翻阅《琼崖纵队战史》时意外发现了“女子军特务连”的记载，为之深受感染产生创作冲动，进而采访仍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一鼓作气写出最初以《琼岛英雄花》为题、后投拍时定名《红色娘子军》的剧本。

据梁信自述，剧中主人公吴琼花，是由三方面的生活素材选择、集中、演变而成：

第一个“吴琼花”，是和梁信在一起工作过的几个女同志。1947年在东北整风学习时，他与三位女同志有过一次谈话，她们以前分别是童养媳、丫头和孤儿院孤儿，都有着同样的奴隶命运，而且性格都很倔强。特别是那个当丫头的，曾先后逃跑过十几次，受过地主挖空心思设置的“金木水火土”五刑。当这些女同志讲到悲惨身世时异常怒火中烧，甚至不顾女儿家的羞涩，扯开衣服让梁信看身上的伤疤。从此，梁信的脑中便留下了一双双令人难忘的目光，剧中所描写的琼花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以及她在娘子军连长面前扯开衣服露出伤痕的细节便取材于此。

第二个“吴琼花”，是海南已故的女革命家刘秋菊。1953年梁信到广州工作，即着手搜集海南早期党的领导干部刘秋菊的生平事迹。在人们的传说中，刘秋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能飞檐走壁，双枪百步射敌眼；新婚之夜被敌包围，她在眼看爱人英勇就义之后，仍引吭高歌，用歌声给同志们指示突围方向……梁信受此启迪，在剧中把吴琼花写成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第三个“吴琼花”，是一位娘子军烈士。1958年梁信在海南采访时，记下了这位女英烈的事迹：“……她叫什么花？我已忘记，因为她入伍不久后就牺牲了。她从小无父，母亲是个盲人。她公家姓陈，是个大土豪。她十岁卖给陈家，定命给陈家侄少爷。那是个大头儿，头比身子还大。两三年后，大头儿摔了一跤，跌死了。于是，她被人按着头，跟公鸡拜了堂。从此，她明是侄少爷未亡人，实是丫头。……她受不了那苦，十五岁那年，她趁赶庙会，逃跑了一次。抓回来，地主就把她活埋了。埋了也不知几个时辰，正赶上地主姨太要分娩，地主怕她的鬼魂投胎报仇，又令人把她扒出来，想不到她又活了……十七岁那年，她终于跑出白区，参加了娘子军……她打仗时不大听指挥。几次想藏枪偷跑，到陈家去报仇。白天一提到陈团总，她一夜翻来覆去，瞪眼咬牙，同志们就得看守着她……”

女烈士生平虽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像这样爱憎分明的活生生小事却有许多，使梁信对她的痛苦遭遇和倔强性格印象深刻，衍生为剧中吴琼花“跑！看不住就跑”、“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等极富个性特征的言行。

就这样，三个“吴琼花”合成一个主角，按照对敌斗争、自我斗争“两条线索”和“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精心设计，轰动影坛的《红色娘子军》的女战士们的雏型在梁信笔下诞生了。

天马厂导演谢晋主动请缨

在海口招待所蒸笼般斗室写出电影剧本处女作《红色娘子军》后，梁信首先送请当年琼纵主要领导冯白驹、肖焕辉审阅，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与勉励。此时他得到“不要走了”——即不改行的通知，仍留原来所在的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搞创作，按照当时部队人员创作电影剧本必须先交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规定报了上去。八一厂认为“很有基础”有意拍摄，后却意外发生变故，于是就近转至珠影厂，但又久无结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际，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感到“不能就这样埋没了”，坚持将剧本打印分别改寄长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此时已是1959年初春。

天马厂慧眼独具、有胆有识，当时厂文学部编辑沈寂看到来稿，首先向正在找本子的谢晋作了推荐。谢晋当夜一口气看完，立即感到这个戏的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出场很不一般，剧情结构引人入胜，有些场景很有意境，导演创作和演员表演有宽广余地。特别是琼花这个人物——一个受过深重压迫、性格倔强的女奴，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色彩颇为鲜明，成长脉络清楚，感染力很强。第二天一大早，谢晋就迫不及待地就敲开了厂长陈鲤庭家的门，以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请求让他来导这个本子。

天马厂领导很快投了信任与支持票，拍板决定投拍该片，并且将它列为重点片。剧本甫一定稿，摄制筹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从剧本初稿开始就一直注意角色形象银幕效果的谢晋，为演员的选择与确定四处奔波煞费苦心。

当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三年级学生的祝希娟，以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南方型的体貌以及与男同学很有激情的争论，为偶然路过的谢晋所注意，进而通过对她舞台演出连饰两角以及弹钢琴专注的表情等深入观察，让他作出其具备塑造吴琼花这一角色外形特点和内在素质的判断。

虽然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在摄制组赴海南下生活途经广州时，梁信却在七八个饰演娘子军的演员中，一下子指认出扮演“琼花”的是祝希娟。剧中另两个重要人物洪常青、南霸天，谢晋则从八一、北影厂请来了王心刚与陈强饰演。

摄制组正式成立后，谢晋又一次带领主创人员前往海南，主要任务是深入生活和选择外景，足迹遍及过去娘子军活动所到之处，包括曾风餐露宿、浴血奋战的五指山区、原始森林、偏僻黎寨等地方。

摄制组还专门请来了曾任娘子军连连长的冯增敏，带领演员们重返当年号称“小莫斯科”的“苏区”，一边回顾苦难遭遇和战斗历程，一边下地参加劳动、在“红色操场”训练。祝希娟等至今难忘那段“苦到了家”的日子：谢导要求所有饰演娘子军战士的女演员每天必穿军装、草鞋，严严实实扎绑腿，迎着朝霞出操，烈日之下行军，睡觉“枪”不离手……

结束为期一个多月的下乡生活返回上海，谢晋又趁热打铁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场排练。1959年12月19日影片正式开拍，在完成琼花受刑、常青被捕、南匪赔礼等内景戏后，全体人员旋即出发到海南岛拍摄外景。这是摄制组第三次下海南，也是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一次。谢晋在拍摄中一再强调“‘创作’就是要创新，要求有创造性的劳动，不能满足于一般化的处理”的主张，他所表现出来的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给参与拍摄的人员留下极深印象。

如剧中琼花外出侦察突遇南霸天、洪常青英勇就义震动琼花等情节，为了渲染人物感情激荡使用了变焦距镜头，这在当时还不多见。一个红军撤出椰林寨场面的录制，仅为表现“人声嘈杂”四个字提示，就专门写了几百字的台词，涵盖口号、点名、叮嘱、讯问、告别等各种状态，以营造具体真实的“撤退”氛围……这些在银幕上虽然仅仅只是一刹那、一瞬间，观众可能根本辨别不出来，但在谢晋看来，它们合起来会给观众留下真实与否的印象，正如他所说：“所谓艺术质量，它像万里长城一样，是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

“组织决定”删除爱情戏，留下无数遗憾

影片《红色娘子军》于1961年7月正式公映不久，编剧梁信接到《大众电影》转去的天津一位观众来信，信中写道：“……这封信我考虑了很久，不写我心中难受……《红色娘子军》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但当我看到琼花出院后，在分界岭又遇上洪常青，他俩又走上大桥，我想坏了！作者又把那庸俗无聊的爱情塞给观众看了。但是还好，作者的成功之处，就是没写他们谈情说爱……如果真写下去，不知怎样肉麻……”

从这位观众的意见中，可见当时对爱情描写的抵触与排斥！不过，这位观众的预感并非空穴来风，原来的剧本中确实是将吴琼花与洪常青设置存在恋人关系，在分界岭两人重逢这场戏中有这样的表现：常青慨叹道：“一切变样了！”（注：意指苏区扩大了，革命发展了） 琼花用同样慨叹的口气说：“人也变样了。去年从南家出来，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你知道那时候（注：指去年走出南家之时）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是……”她做了个无法说明的手势，“说不明白！”常青看着她，微笑着问：“现在呢？”“现在？”她抬起头，温情地看着他，又垂下视线；“也说不明白啊……”

按照作者构想，这是为他们安排的心照不宣的“爱情的发生”，或者如常说的“爱情的萌芽”。在此之前已埋下伏笔，即在琼花违反纪律遭到关禁闭时，琼花向红莲敞开心扉，表达了对常青爱慕之心。剧本在此伏下一笔，以“一方背地里的一种真情流露”作为“爱情的提起”，给观众一个精神准备。紧随分界岭再遇之后，在椰林寨欢庆丰收、红莲与阿贵婚礼之夜，剧本又直接描写了琼花向常青表白爱情，在联欢会上传来的“十里长亭槟榔林，送郎当红军。槟榔自古为媒证，一片槟榔一片心”的歌声中，两人由赠送与接受一包槟榔正式“定情”。

梁信曾坦言，之所以在剧中穿插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仅试图表现纯真爱情，也是他们战斗生活的一部分，更为主要用意是最后把它运用到常青就义的场面上去，把同志、首长、领路人、爱人的关系融合在一起，加强主人公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告诉人们，先烈也深知生命与爱情的可贵，但为了我们的今天，两者皆可抛弃。

应当说，原稿中琼花和常青的爱情描写是必要而感人的，谢晋对这些描写也是赞同并赏识的，“女儿家组成的娘子军是很有特点的，应抒一抒革命的情。”实际也作了拍摄。但是在公映的影片中这些场景中爱情的意味全然不见了。

事出有因。就在开拍不久遇上反右倾运动，针对该片的“战争残酷”、“爱情多余”等风言风语随之而起，摄制组内也受到影响出现各种议论。不过，在厂里支持下，谢晋坚持把这部戏拍下去。

而当影片已拍摄大半时，北京来的和上海的某些领导，调去尚未修剪好的样片审看，提出两个关系到影片生死的意见：一是洪常青被敌人捉住，绑在树干上烧死的场面，感到太残忍了，要删去这场戏；二是说部队中男女之间不得谈恋爱，这是革命军队中的禁律，影片中洪常青跟琼花有许多互相爱慕的场景，也一定要删去。

对于这些意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专门让其秘书给天马厂打电话催办。分管艺术生产的副厂长齐闻韶认为这两条意见很棘手，上海电影局长张骏祥也感到为难，要厂里与在海南岛拍外景的谢晋联系商量。在电话中，谢晋反应强烈，表示不同意修改，要求回上海后辩论。

后来谢晋又当面力陈己见：“作为导演我坚持剧本构思，除非你们作出组织决定，我才执行！”张骏祥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平静相劝：“那就算是组织决定吧，删吧！这是对你好。”摄制组党支部不得不作出决定，谢晋才勉强接受删剪或做了处理。

对于爱情戏突然消失，文化部领导夏衍、陈荒煤在影片送审观看时都很惊讶，不约而同地问：“洪常青和吴琼花这条感情线怎么都没有了？”谢晋只好回答：“已经删啦，是组织决定。”

当时负责此事的齐闻韶后来回忆说：“影片上映后，深受观众喜爱……多次场合，谢晋总是遗憾地说：影片尽管剪去恋爱的镜头，但感情的戏、男女主角的眼神却是剪不去的。每当我听到他含有谴责的语调，就如针剌般地痛苦。”

张骏祥在回顾总结上海电影创作曾受“左”的倾向影响教训时，也主动“重新抖露”这一“失误”，诚恳承担责任：“我自己既吃过这些谬论与错误的干扰的苦头，又曾经在这些谬论与错误的影响下，干涉过别人的创作。虽然很多情况是来自上面的和当时舆论的压力，有些顶住了，有些却没有顶住……”
 
 


（资料来源：网络）

（整理：谢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