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够当你的“爸爸”？

我怎么能够当你的“爸爸”？

南方周末　  　2007-06-21 15:48:01

　　
　　■记者记事
　　□《南方农村报》记者：江华
　　
　　我每次去艾滋病村，总是偷偷进村的，然后潜入到她家里。她每次给我写信，开头都是：“亲爱的爸爸……”她告诉我，这个心思她保存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对我说出
　　　　　　
　　不久前，一个文友在《南方周末》的副刊专栏里，不点名地说我：你收养了一个艾滋病人的后代也就罢了，干嘛老是把她的艾滋病后代的身份挂在她身上？你既然承认她是你的一个女儿，你干嘛还要说她是“艾滋女儿”？
　　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
　　这种固执的做法，显然不是想标明我如何如何伟大，因为我们周围做大大小小的善事，或者用一些方法清洗自己罪恶的人多了去了。我采访过的大慈善家们，哪个不是帮助了大批的穷人？
　　之所以如此，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就是一个，不要忘记了这个一直被大多数国人忘记了的人群。
　　对于这个从9岁的时候就认识的河南省驻马店艾滋病高发区的女孩子，算起来，今年她已经16周岁，也快中专毕业了。
　　我的记忆最清晰的是停留在她9岁的那年秋天：一件宽大的、显然不是她自己的碎花上衣，行走在泥泞的村道上，俊俏的脸蛋被汗水滋着，放学后她要回家照顾自己感染病毒的妈妈和奶奶，以及更小的弟弟，做饭，洗衣服。她的爸爸和她的爷爷已经和身体里的HIV病毒一起，沉睡在离她家不远的田野里。
　　这个年龄，家庭的苦难和将来的重担已经在她的心里刻下了深刻的印痕。她不清楚自己的将来是什么，但肯定的是，简陋的家里，最后剩下的是她和弟弟。
　　9岁的时候，她的照片和名字以及故事，出现在《南方周末》这张报纸上，这张报纸对揭开河南艾滋病现实，撕裂一个展现事实的口子做出过独到的努力。
　　如果你看过她的照片，如果你了解她身边的环境，和她身边庞大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队伍，你会发现她美丽的眼睛是对着你身后这个社会的锋利刀锋。
　　之后，她的7年就被时间淹没。除非每当我收到她的来信的时候，她的故事偶尔出现在我的BLOG上。新闻总是这么势利，它忘却一个事件或者一群人的能力总是惊人地快。
　　我曾经和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关注艾滋病的尊敬的老前辈聊起过她。我们都认识她，老前辈说，咳，给她的钱都让家里花了。
　　不错，我也怀疑，那次我专门拿着全国各地的人捐助给这个村庄孩子的善款和《南方周末》的钱去分发的时候，把钱给到她的妈妈手上，我不知那钱是否真正地花在她姐弟两个的学业上。
　　我们被迫当了慈善使者，因为《南方周末》的读者捐款，担心到不了孩子手里，于是坚决通过我们转送。在我被事实上软禁和进一步受到拘留的威胁之后，被要求将钱交给当地慈善机构。不过的确他们行动太晚了，钱已经分发给那些艾滋病人的后代了。冲突产生了，报社接到我的告急电话后，在报社的大中国地图前指挥我的逃跑路线，而我在县城街头，被6个艾滋病农民兄弟浩浩荡荡地护送着去汽车站。
　　她的学习确实一般，有时候得死记硬背才能得到好成绩，她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她考不上高中，能去哪里打工？
　　我每次去艾滋病村，总是偷偷进村的，然后潜入到她家里。一些村子的人到这里来，像地下党一样的接头，然后离去。随着她的长大，有些事情就变得头疼。她每次给我写信，开头都是：“亲爱的爸爸……”她告诉我，这个心思她保存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对我说出。
　　我真正体会到这种情绪，是在我中年丧父之后。我当时感觉到父亲这个称呼从此仅仅是一种陈述，而不是一种呼唤了。而她，却从几岁的时候，爸爸这个词就从她的词汇里失去了。
　　我很难体会到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孩，是如何看待那些父母双全家庭的孩子的。因为每次她都会说：“我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
　　所以，每次看到她笔下稚嫩的“爸爸”这两个字，我都感到紧张。“爸爸”这两个字眼，如果你一旦应承下来，是要承担责任的，我却不知道给这个孩子和她的弟弟能有多少。
　　也许她觉得，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被自己称作爸爸，让爸爸这个词汇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再次复活？但对于我，却不是这么简单。于是，不管多少次要求和多少次在信中呼唤爸爸，我在回信里，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2004年的时候，我假公济私，又去看望她。她在当地的一个幼儿师范学校上学，学习刻苦。她曾经在信里说，每到晚上，就会一个人到操场一圈一圈地转，看星星。甚至希望我这个爸爸能够陪她在操场里看星星。
　　我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中没有发现她，她瘦小的身影被淹没在活泼健壮的少男少女堆里了。
　　老师很善良，等我讲明来意，爽快地答应让这个他欣赏的女生请假。我决定，要带她到距她家几十公里的中等城市，驻马店市。冬天很冷，她穿得很薄，我打算给她买书和衣服。
　　无意中，我犯下了一个我不能饶恕的错误：我不该带她到城里来，她从来没有来过的城市。
　　汽车一进市区，我发现她的眼睛就已经不对劲，好像城市的一切如海啸一般地涌过来，扑到她的眼睛里。其实，她上师范学校的地方，距离这个城市只有汽车30分钟的车程。
　　在书店，她更惊讶，她紧紧地拉着我，紧张。一点也不像城里女孩子那样，癫狂而大胆。她说：怎么书店是这个样子的啊，怎么这么大？我想，你知道在一个偏僻的中原县城，书店会是什么样子。她几乎无法挑选任何一本书。她拿起来放下，像一个在书的海洋里不会游泳的孩子。于是我一看到她翻哪本书，我就扔到筐子里。以至于后来她一本也不敢再挑了。
　　不说你也明白，她总是先看书的定价。以至于后来我自己给她挑书，并且付钱的时候让她远远地等我———我弱智到了竟然没有想到，她回去可以看定价。
　　接着给她买衣服。挑选那种厚实的、能够抵御寒冬的棉衣。尽管冬天刚刚来临，其实她的手已经冻坏了。那是一件漂亮的水红的鸭绒服，她试穿的时候，开始发胖的脸蛋衬得红红的。她都不敢盯着试衣镜里的自己看。
　　我怀疑自己在这次愚蠢的行动中，是不是毁坏了她的平静。我是不是应该让她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地接触这个与她过去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我究竟是在帮助她呢，还是让她直接体会社会的不公？
　　我最憎恶自己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北方的冬天黑得很早，晚上，我让她给老师打电话说，住在市里，明天让她赶回去上课。
　　但是当和她一起到宾馆的时候，从她惊讶的眼神和动作中我看到，我彻底地做了一次比作恶还要坏的“好事情”。
　　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暖气热乎乎的。舒适的床和鸭绒被子，还有随时可以盥洗的洗手间。
　　后来我出去和朋友喝酒，我再也没有问过她对这些的感受。
　　第二天我送她回去的路上，这个寡言的孩子要看我的采访本，好奇地问文章怎么发表在报纸上，问她能不能将来当记者。然后，就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歪歪扭扭地在采访本上写：我能叫你爸爸吗？
　　我看了看，写道：能。
　　她竟然在一页纸上，写满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我说，这本采访本是新的，送给你写字吧。
　　我发现她的脸红了，不是冬天被冻的红。我看着她，她也笑嘻嘻地看着我，说：爸爸？！
　　我笑了笑，算是答应了她。
　　不久前，我在香港偶遇从坝上草原藏区教学归来的老同事柴春芽，和他说起这个事情，他说，你的确做错了。
　　这么多年，我从和她有限的接触中，我发现回程的30分钟路程里，比她任何时候笑容都多。
　　后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时候，有一个年度回顾，总编徐列老师要我写个东西。我就写了这个故事。好像标题叫《2004，我又多了个女儿》。
　　回到家里，告诉女儿这个事情。这个还是幼兽的孩子问我，爸爸，你的这个女儿在哪里呀？为什么她爸爸妈妈得了艾滋病啊？为什么她问你叫爸爸啊？我可不可以见到这个姐姐啊？
　　前些日子看电视，有关于穷人的镜头，孩子说，他们是不是艾滋病啊？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河南的女儿来。其实，在许多次提到艾滋病的时候，坦白地说，我并不会一下子就想起她。
　　看起来很残酷，事实上她也不能改变她的人生。对城里人和许多人来说，你想让生活怎么样，生活就会是怎么样。但是对她，这是不可能的奢侈。
　　我曾经试图在河南的一些朋友那里寻求帮助，说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能不能毕业后给找个工作。至少在她妈妈离开她之前，能够安心地知道女儿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下落，然后接受自己命运的最后裁决。他们沉默半天，说：这个孩子有没有艾滋病？没有给女儿找到工作，我这个爸爸当得十分内疚。
　　一封信在春节后来到我的面前，开头仍然是我熟悉的：“亲爱的爸爸你好”。面对这个河南女儿，我不禁这样问自己：我怎么能够当你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