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华国锋仍然给出李震自杀的结论
华国锋亲自到李震自杀现场察看。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里面很狭小，进去就是台阶，李震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里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现场没有第二个人的脚印，他杀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指示请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尸检，并指示从北京、广州等地公安局调法医专家来。10月30日至31日，在吴阶平主持下，调来一批著名专科医生和法医。11月8日夜，周恩来和刘湘屏、吴阶平等人谈话。11月9日凌晨3点，吴阶平、林钧才等签署给中央的书面报告，排除李震死于他杀。在尸检报告上签名的有：刘汉臣（北京市公安局）、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李延吉（上海市公安局法医）、陈仲芝（广东省公安局法医）、吴声屯（天津市公安局法医）、韩木林（北京市公安局法医）、赵海波（公安部法医）、李伯龄（公安部法医）、朱燕（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师）、张孝骞（首都医院内科医生）、陈敏章（首都医院内科医生）、王直中（首都医院耳鼻喉科医生）、韩宗琦（北京医院口腔科医生）、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林钧才（北京医院）、吴蔚然（北京医院）、董炳琨（北京医院）。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的省、市公安局派出技术人员，检验现场痕迹。1974年2月2日，上报中央《关于李震死亡案件现场痕迹物证检验工作情况报告》，也排除他杀。
11月11日，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第十届中央委员、与王洪文造反起家）、杨贵（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他们与施义之等人都认定李震是被人杀害，甚至一口咬定被于桑、刘复之等谋害。王洪文也坚持说李震被阶级敌人谋害，要追查凶手，他通过祝家耀、徐海涛之口说：“能定他杀就定他杀。定不了他杀，就拖它三五年。否则，公安部右的势力又该活跃了。”
王洪文的态度，是江青、毛泽东的态度吗？
施义之回忆：“11月17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决定我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３月３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关于李震案情，毛泽东没有表态。但他听取周恩来汇报后，让周恩来转交给华国锋一本蔡东藩（1877-1945）的《明史通俗演义》，特意叫华国锋看其中的三大疑案。
毛泽东让华国锋看明代三大疑案是何用意
1973年12月初，华国锋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的破案小组会议。会上华国锋传达毛泽东的话：“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也就是说，在众多法医专家拿出排除他杀的结论后，毛泽东仍坚持他杀。华国锋在会上说：毛主席要我们读《明史通俗演义》第80到82回，讲的是明末宫廷关于接班人争斗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万历43（1615）年5月30日，疯汉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宫，乱打皇太子朱常洛，最终被捕获处死，史称梃击案。朝廷争论不一，有说张差疯癫，有说是陷害太子的阴谋。案情牵涉试图让儿子登基的郑贵妃，万历皇帝极力调解，迫使皇太子改变“必有主使”，“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不许波及无辜人”，糊涂了结。
万历48（1620）年7月21日，万历皇帝病亡，挺过梃击案的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泰昌。8月初一泰昌帝登基大典，“冲粹无病容”。然而登基才10天，皇帝突然一病不起。御医要给他服用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的“红丸”仙丹。大臣们多数不同意，而皇帝执意服用一丸。“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又再进一丸，次日（9月初一）凌晨驾崩。短短一个月，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众人议论郑贵妃有意加害。但红丸案仍像梃击案一样草草收场，没有追究。
移宫案发生在泰昌皇帝病逝当天。乾清宫抢夺太子，皇帝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宫。朱由校即位，称天启元年。此案成为派系斗争代名词。
其实只要深究，三大疑案都不是疑案。
李震自杀的结论板上钉钉，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华国锋看明末三大疑案呢？这三大疑案都是接班人之争，文化大革命也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刘少奇是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林彪是不是要谋害毛主席，叛逃苏联，而在于毛要废黜他们。把李震案定为疑案最好。显然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
1977年李震自杀结论的剖析
1974年1月，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自杀的结论，建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华国锋真是老实人，他怎么没有理解毛泽东让他看明末三大疑案的目的呢？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吴忠和破案组成员谈话。华国锋建议既然李震死与于桑无关，应解除审查。祝家耀、徐海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反对，他们一唱一和：“就说李震不是他们杀的，但他们也有‘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经周恩来同意，于桑还是被“解放”了。刘复之则被关押15个月，1975年1月才获得“解放”，但仍遭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公安部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传达，先讲李震案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杨贵在公安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李震是自杀。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３月３日晚，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这时距案发已过去5个月，刘湘屏和公安部一些人仍不同意自杀的说法。虽然她拿不出“他杀”的证据，但仍坚持李震被逼而死，因此李震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被搁置。
1977年3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递交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结论的报告。“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与林彪党羽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中央批准了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
这个结论给出李震自杀的三大原因都是谬论。1.刘丰始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反党“串联”“篡改”都系欲加之罪。2.“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明明是由陈伯达、吴法宪负责查证，李震只是具体办案，怎么竟成了“冤案制造者”呢？3.李震不可能扣押陈伯达的交代材料，何来“畏罪”？
李震查破的山东案件内容不详。既然它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相似”，那让我们看一看该案是一个怎样的冤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目前笔者仅查到吴法宪、张云生的回忆，有些细小差别，互为补充。
吴法宪说：1967年10月8日晚，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发现油印传单，署名“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张云生说是匿名信，传单和匿名信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发现时间上也不一样，吴法宪说10月，张云生说1967年初夏，这个时间差有半年左右。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
张云生回忆：正当文化大革命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忧虑的时候，传来了一种与正式文件、报刊的论调完全不同的声音。不过，这不是公开的呐喊，不是自发的辩论，而是采用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匿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当时它被认定反革命匿名信，由公安机关下大力侦缉，据说终于破获了。
张云生在林办看过这封公开信，一共三份，来自不同的渠道，都是有关单位为了发动群众破案而复制的。信的内容如此深刻而尖锐，以至十几年后他仍记忆犹新。公开信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它肯定了党在50年代以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制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自八大以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它着重指出当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它的革命词藻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它所造成的恶果越加严重。所以造成当前这种不幸的局面，主要是由于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兴风作浪的结果。匿名信点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个野心家。一天不把这些坏蛋清除掉，党和国家就一天不得安宁。为什么这伙自封的“左派”如此猖狂？这是因为有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鼓气。他点了林彪，也点了毛泽东。说林彪在过去革命战争中立过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帮“左派”小丑的不光彩的领袖。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不会糟到今天这样可悲的地步。又说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也不能辞其咎。毛泽东同志以他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当中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的性格中也有不堪效仿的一面，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一个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不能自制，不可能不给他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后果。公开信唯一赞扬的是周恩来，说现在的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以挽回的希望，只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没有他，就更不堪设想了。它向全党呼吁，要为挽救党的正确路线、挽救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斗争。它接着提出一些纲领性的主张，要求全党支持。最后，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是不乏自己的真正的领袖的。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乱局的领袖人物，必定是与这场浩劫并无牵连的人，是党和人民的大多数所真正信赖的人。
张云生给林彪讲后，林彪不为所动，一言不发。不久，叶群把这封公开信要去，说她和林彪都要“再看看”，林彪少有的“再看看”，说明匿名信对他也打中要害了。以后林彪与江青斗争与这封匿名信不无关系。
10月9日，周恩来拿到这份传单后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阅，一时无人发言。江青也没有说话。陈伯达说：“这很像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这和张云生的看法一样，张云生也认为匿名信老练而掌握分寸的语言，不像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它的文字流畅而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说明它很可能出自某位大秀才的手笔。而它揭露的一些事实，有的是只有高层人物才了解的内情，因此它有可能是受到某高级干部暗中指点的作品。会议没有对传单定性，商定交毛泽东决定。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传单的情况，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毛泽东决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落实毛泽东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此案，同时指定谢富治、吴法宪参加。
10月11日晚，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他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说：“我是义不容辞。”公安部分析，认为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边几个地方。一个月过去，没有进展。周恩来急了，传单在外交部街被发现，又只说了他一个人的好话，赞扬他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回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很多人后，对周恩来一人的赞扬非常显眼。公安部某人说这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朱德、陈毅等人。周恩来批评陈伯达：“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报告，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鉴定，找到作案者了。陈伯达立即要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来人汇报。作案者是一个工人，从书写、油印、到将80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他一人所为。陈伯达不相信，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吗？一定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解学恭（天津市革委会主任）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他又对解学恭说：“陈伯达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当然要实事求是。”过一段时间，陈伯达召开第三次破案会议，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吴法宪和谢富治认为再这样查下去意思不大，周恩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以后再未追查。
张云生说：数月之后，公安部向毛、林、中央文革报告，说案子破获了，作案人是天津某中学教员，证据是从他家抄出作案用的油印机，字体鉴定无误，而且他本人也供认不讳。此案了结了，这是真的吗？张云生始终怀疑。吴法宪回忆作案人是工人，而张云生回忆作案人是教员。
有关此案，后来由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写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中有《“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一则：
1967年10月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事后查清，作案者是天津市一个煤球厂的工人。他在凌晨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八十几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谢富治却硬说一个煤球工人无此本领，必有后台，而且授意专案人员要把它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用逼供信手段，制造了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1968年4月28日和8月19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等时，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也附和着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12月6日，陈伯达指使专案人员“追后台”时又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层两层，也不是两三层。”当年8月24日，赵登程（空军某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领导小组和核心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就制定了一个《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他们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诱供，要她交待“反党集团”的后台。周慈敖在被逼无奈下，写了二十几个所谓“黑后台”的名单。办案人员仍说交待得不彻底，没有写出“宝塔尖”。在他们的诱导威逼下，周慈敖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林彪、江青一伙有了周慈敖的口供，欣喜若狂，认为宝塔尖找到了。于是又追逼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到底怎么叫，好好想想。”周慈敖正不知如何作答时，审讯她的人有意当场议论：“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里面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周慈敖便揣摸着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办案人员如获至宝，立即上报。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便算存在了。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9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16人；1967年6月曾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苏联、蒙古等国首脑曾发来贺电；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叛乱班子”，叫“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并造谣说，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反革命活动的情节虽然编造出来，但过分离奇。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始终未敢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报送。
1969年4月，被暗中诬陷的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分别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由于形势所迫，公安部只得将这假案搁置。他们的诬陷阴谋没有得逞。
1973年9月，又一个咒骂江青案在山东枣庄出现。李震被派调查此案。未见对此案的具体记载。不过，有一位与李震交往颇深的老友周根龙，在晚年的回忆中明确提出，枣庄一案是导致李震自杀的重要原因
读的过程满满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