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五）

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二次10万人大会

陈毅、叶剑英的讲话，是第一次最直接、最尖锐的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但却与萧华和全军文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会后几位老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开来，有的学生认为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精神。北京街头出现“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火烧陈毅”、“炮轰叶剑英”的大标语。“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红色造反者”迅速成立“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准备批斗叶剑英等几位老帅。

这给萧华和全军文革出了一个棘手难题。为稳定局势，经萧华和全军文革建议，11月29日，萧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第二次10万人大会。这次大会的气氛更加紧张，会场上贴满了大标语，还有“炮轰”、“火烧”之类。军校学生们声称陈毅、叶剑英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陈毅首先讲话，要学生“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人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我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

陈毅讲完，刘志坚说：“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他把叶剑英、徐向前的讲稿念完，叶剑英说：“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萧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他首先念了几个台下递上来的条子，其中有一张“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叶剑英说：“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行。我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叶剑英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错误吗？这种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你们这里有很多标语，贴尽管贴，讲我们还是讲。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一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

会后不久，军委办公厅将会议文件送到林办。林彪问：“他们都是照稿子念的吗？”张云生说：“不全是，叶帅和陈老总是临时发挥，而贺老总和徐帅是照稿子念的。他们的讲话各有特点。”林彪对“特点”产生了一点兴趣，脸上露出笑容，“什么特点？你讲讲看。”“共同点是……”林彪打断：“不同点呢？”“不同点是贺帅和徐帅的讲话内容显得很平稳，很慎重。叶帅和陈老总的讲话很直率，很活泼。”叶帅要和写纸条的人辩论，等了一会儿不见应战，叶帅说：“他不敢当面和我辩论，说明他心虚。这样的人，我看他是不敢见阳光，只是个小老鼠！”林彪哈哈大笑，还重复一句“小老鼠”。

徐向前借口头痛加剧，没听完陈毅讲话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索，招来了麻烦。觊觎军队的江青一伙，趁机叫嚣军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江青指责“军队这些意见，是镇压群众。”这话相当厉害，等于给几位老帅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

11月30日，萧华奉中央军委之命，带李曼村、胡痴等人乘军用飞机飞赴沈阳，解决沈阳军区造反派批斗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事件。这一段时间，陈锡联、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等都亲自给萧华打电话，报告被围困的窘况，请示解决办法。萧华和刘志坚提出方案，报叶剑英、周恩来同意，然后用保密电话，或发加急电报通告。相比之下，沈阳军区的情况比较严重，军区政治部两个部长带头围攻批斗陈锡联、曾绍山，要夺沈阳军区的领导权。萧华在沈阳军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这两个部长的夺权行为是非法的、错误的。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写大字报，但在军队中决不允许批斗、夺权的行为。经过几天的工作，总算平息了沈阳军区的夺权风波。

12月7日萧华回到北京，12月8日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13所军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两次10万人大会后，江青对陈毅讲话极为不满，认为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同中央文革闹对立，是在另外组织一个司令部，是“在唱对台戏”。所以虽有相当多的军校学生接受劝说，返回学校，甚至退出造反队伍，但在中央文革煽动下，仍有40多所军校学生滞留北京。他们认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要到群众中检讨，接受群众教育。”

12月13日，周恩来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责令冲进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三天之内撤出来，否则要派卫戍区部队徒手把他们拉出来。事情越闹越大。毛泽东指示：陈、叶“检讨一下，了此一案。”按照毛泽东指示，萧华让刘志坚为叶剑英准备一个检讨稿，检讨前几次接见时的讲话。刘志坚和全军文革为叶剑英起草了一个简短的检讨稿。

12月31日，萧华主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他没有提叶剑英检讨，而是在新年献词后说：“下面请叶副主席讲话。”叶剑英开始也没有说检讨，而是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今天在京西宾馆、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也有我们的同志、同学在那里一起听我们讲话。今天是元旦前夕，1966年完结了，快到新年了，我们向在座的全体同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现在，我来讲讲我的意见。同志们、同学们！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就是说10月5日我们第一次接见第一批来京的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传达了这个指示以后，大家都欢欣鼓舞，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志们！你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对你们表示坚决地支持！（鼓掌）

我们在11月13日、29日又连续两次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了解得很少。这里面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时期我和萧华同志主要搞些什么呢？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个军区，13个军区现在开展了6个军区，还有7个军区远没有开始，这就是主席讲的分期、分批开展，军队师、团、营、连不搞四大，搞正面教育。院校文艺团体将来还是同地方一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院校这些部门，我同萧华同志、刘志坚同志、谢镗忠同志是有分工的。他们专门管院校，我们管机关，就是说要到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去了。因为指挥机构如果瘫痪了，一旦天下有事就不能指挥。我自己也没有觉悟，院校也是个重要部门，应该抓，这个问题基本情况了解得少，对院校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话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指出。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认为（叶剑英检讨）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而部分学生对叶剑英的检讨却很不满意。据吴法宪回忆：叶帅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一些人就按中央文革的事前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到这种情况，刘志坚和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赶紧保护叶帅从后台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

叶剑英还没有念完检讨稿，一些学生就按中央文革的布置，举着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保护叶帅赶快从后台走了，各军兵种负责人也都陆续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林彪得知会议情况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他事先不知道，“一定要追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坚搞的”。

一些军校学生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贴遍长安街。军队越来越乱，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组织批斗老帅大会

军校学生组织的“批资筹备处”密谋召开第三次十万人大会，准备狠狠批斗叶剑英、陈毅等军队负责人。经中央文革同意，他们散发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大会请柬分红白两种，叶剑英等人收到的是给批斗对象的白色请柬。

1月3日，周恩来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商量，劝说“批资筹备处”不要开批斗会。“不能让陈、叶两位老帅到大会上作检查，受批判。这不仅是有关老帅的个人威望，而且是关于军队剑英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他主张去，看学生的威望与稳定的问题。”1月3、4日晚上，周恩来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1月5日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大会，并一再强调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反动代表，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但江青不依不饶。

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他主张去，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吴法宪等人劝叶剑英和陈毅不要去，去了肯定挨斗，还可能有各种体罚，甚至人身侮辱。叶剑英又不同意大家替他们挨斗。从下午3点一直研究到次日零点，也没有研究出结果来。中央文革几次来电话催问，叶剑英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打电话请示林彪，林彪吃安眠药睡了。他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指责江青“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毛泽东干预，江青不得不取消批斗大会，造反的学生白挨了一天的饿，火冒三丈，回去就写大字报，“炮轰”、“火烧”几位老帅。

中央文革也没有善罢甘休，准备拿刘志坚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