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动荡下的中国应对之策

    

      金融海啸冲垮华尔街———继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之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AIG置身破产边缘、美林银行遭收购，摩根史丹利则在寻找合并对象。著名经济学家何帆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认为这场波及全球的危机对于中国也意味着转机，中国必须改变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调整产业结构，靠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投资，才能让中国经济更平稳地发展。

　　雷曼倒下了，下一个是谁？

　　南方都市报：近日美国金融市场可谓“地震连连”，除接管“两房”外，美联储还紧急拯救AIG，同时，美林被收购，雷曼破产，市场在传言若找不到合适的合并对象，下一个要倒下的就是摩根史丹利，次贷危机进一步蔓延深化，底部在哪，还看不出来，你如何评价迄今为止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拯救措施？

　　何帆：首先这说明次贷危机比人们想象的严重。美国政府若不拯救，美国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救助实际上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在频繁的救助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救助对象采取了不同方法，在救援工具上也有创新。同时，在面对接二连三的更大的危机时，救援也显得力不从心。

　　南方都市报：雷曼倒下了，下一个会是谁？

　　何帆：到目前为止，几家国际金融巨头摩根、高盛、UBS、花旗集团、巴克莱等业务都是一样的，问题也一样，五十步笑百步，很难说谁是下一个，都有可能。

　　南方都市报：次贷危机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何帆：这几个事情出现后，意味着次贷危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来是在地上一楼，现在已经到了地下室，而且还不知道地下室有几层。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会引发金融市场上的连锁反映。重要的是要警惕从金融市场蔓延到实体经济。而且，现在已经蔓延到商业银行了。花旗、UBS等也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只是冲在前面出事的是投行业务做得比较多金融巨头。商业银行出问题，是因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倒闭后，尤其是对冲基金，很多是从商业银行借钱的。此外，商业银行很多也买M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这类次级债证券化的产品，也受到损失。

　　美元贬值下的囚徒困境

　　南方都市报：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将货币龙头拧紧。让人担心的是，近期这一系列救市的举措，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和美元的信任危机。

　　何帆：是的，这也是接下来要关注的。这意味着全球的金融体系可能会重构。一是美元汇率的走势现在更不乐观；二是金融市场垄断的趋势在加强；三是可能会出现更多参股、入股现象，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会更复杂。垄断加强，国有化的比例会增加，投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可能会加强，全球金融体系会出现微妙的变化，值得关注。

　　南方都市报：近期美元兑欧元、兑日元都创下了新低，阿根廷和巴西也在本月宣布建立双边贸易结算非美元化机制，而伴随着欧元外汇储备比重超日赶美，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60年来，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面临最严重的冲击？

　　何帆：这还需要观察，现在各国都想把手中的美元抛掉，但现在像一个囚徒困境，如果抛得早，受损失，都不抛，大家一起受损失。大的趋势是要调整，但在判断上要谨慎一点。在历史上曾有无数次这样的要求要改革，像石油交易，欧佩克都吵多少年了，要用黄金结算，要用欧元结算，但单一商品的结算都不能做到非美元化，这次危机会给国家货币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南方都市报：美国一些媒体也在探讨这种危机究竟会给美国和全球带来何种深刻变化，《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都发文探讨了这会不会是美国金融霸主地位衰落的开始。

　　何帆：作这种判断也是要谨慎，现在不仅美国出问题，欧洲、日本都有问题。从雷曼破产看，其前30个无抵押贷款债券拥有者基本上都是东亚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这等于全球在为它买单，其他方的损失更大，不能急于作这方面的判断。

　　南方都市报：从当前的实际看，次贷危机造成的冲击主要还集中在房贷和金融市场，接下来会对美国实体经济造成怎样的危害？

　　何帆：首先是企业的融资会更困难，融资成本会上升。现在美国楼市下跌、股市下跌，美国对消费信贷的监管也在加强，前两者意味着美国人的投资受损，财富缩水，后者则意味着再想借贷消费就很困难了。从企业和消费者角度看，这些都会对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人的消费行为会发生改变，不改变不行了。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在救助这些盲目贷款消费者，就好像给酗酒者的人先弄一瓶酒，先缓解缓解一下，还没有到治本的时候，但最后总是要治本，因为收入少了，财富缩水了，被逼不得不调整。

　　南方都市报：次贷危机可以说是对原来的全球化模式的一次“纠错”，对此我们该如何反思？

　　何帆：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对“全球化”，而是应该对“金融”进行反思。金融现在有很多问题，很多金融的创新都是很好的，创新的原意是为了降低风险，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放大了风险。另外一个反思就是金融往往与经济周期是顺着的，或者说是正相关的。当泡沫出来时，谁最风光，就是华尔街嘛。但经济出现问题时，也是华尔街最遭殃，那还要金融干什么呢？在经济困难，需要金融来帮忙之时，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惜贷或根本不放贷，而不需要金融帮忙时，金融往往很活跃，火上浇油。这需要我们对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重新反思。这种反思对中国也具有现实意义。中国要成为强国，也必须做强金融，但怎么去做，现在模仿美国是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必须要交出自己的答卷。中国金融现在需要改革，但现在也应该思考全球金融的战略，这次的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中国面临30年最大的一次外部冲击

　　南方都市报：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美国市场的萎缩，接下来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

　　何帆：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金融造成的影响。美国资产价值缩水会造成直接损失，像中行、招行等先行国际化的金融机构已尝到苦果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作为中国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也在承受贬值之痛。美股下跌，也会给中国股市造成心理压力。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出口和增长的影响。美国GDP增速下降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还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现在全球经济放缓，欧洲、日本的经济也比想象中的差，这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出口的下降可能导致GDP、投资和进口的下降，并通过这些变化，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将下降2.28个百分点。

　　南方都市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互联网泡沫，中国都躲过或者没受到多大冲击，但从本次次贷危机的冲击势头看，中国似乎面临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一次外部冲击。

　　何帆：可以这么说。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使得中国人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人对全球化的看法在加入 WTO之前是过分的悲观，高喊“狼来了”，结果发现狼没有来。到2001年加入世贸后，中国又太乐观。去年的时候，次贷危机的深刻影响已经完全展露了，但中国的官员，包括我接触的发改委的一些官员，都在说“没事”，美国不会出问题。但今年以来，次贷危机的蔓延把我们给打蒙了，中国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其已处于全球化的深海了，想脱离出来很难。这里面有很多事，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不是努力就能赚钱，出口出不去，不是产品质量不好，而是全球市场出了问题，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最近，我接触的一些官员和企业家都意识到一些地方出了问题，但还没有认识到为什么出问题。

　　南方都市报：回过头来看，中国刚开始是低估了次贷危机影响的，今年才逐步认识到严重性，这是为何？是因为我们对全球经济周期性的调整规律认识不足吗？

　　何帆：“经济周期”比较有争议性。之前经济学一直在说“经济周期”，但现在看起来，“经济周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甚至很多学者认为有没有“经济周期”都是一个问题。中国出现低估次贷危机的影响，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对什么是“金融”，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全球化”，了解得不够。

　　南方都市报：这逼迫中国经济必须做一些调整？

　　何帆：是，这是一件好事。要是没有问题，改革也就没有压力。现在逼迫中国经济要加速转型。中国过去走的那条路是有问题的，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把产品低价卖给美国，为什么美国过去几年通货膨胀、物价、利率很低，这都是由于中国的帮忙。产品出口换来的是美元，但美元却在不停地贬值，所以出口的道路越走越窄。不能再靠美国的市场，还要靠国内投资，靠扩大内需，内外平衡，才能让中国经济更平稳地发展。

　　南方都市报：危机也意味着转机？

　　何帆：是啊，只要政策调整对路。其实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一是中国经济没有出太大的问题。我一直说，中国很幸运，当中国犯错误的时候，总有人比中国犯更大的错误。中国一些银行受到的损失并不很大，等次贷危机稍微过去，说不定我们还有抄底的机会呢。虽然现在不能轻言，因不知道“底”在哪，但机会是有的。

　　同时，中国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现在华尔街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中国正好可以引进一些金融人才。这也提醒了中国，不能盲目地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搞金融创新，虽然还是要加强金融创新，但要多思考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储蓄大于投资，不能老想着把储蓄拿出来到外面投资，而是要考虑怎样在国内创造一些投资机会，让国内的储蓄转化为国内的投资。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中国不缺投资机会。

　　中国必须加快服务业的开放

　　南方都市报：那对中国近几个月来的出口顺差的减少也不需要多担心？

　　何帆：不需要，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小企业遇到困难是有的，但调整的方向不是去“救”这些中小企业，让它能够苟延残喘，不能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去搞出口加工。而是应让它们找到出口。中国现在不是缺少生产多少鞋的企业，而是缺教育、医疗卫生等，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多开一些口子，让它们进入这些行业，形成中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的制造业有竞争力，原因在于质量好而成本低。但服务业很落后，中国必须要想办法调整产业结构，如果服务业再不调整，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也会丧失殆尽。当然，中国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落后，有一些服务业如餐饮、美容美发、洗浴等，近几年的服务质量提高很快，这是因为没有进入壁垒，民企和外企都在平等竞争。

　　中国服务业真正差在哪里？是那些支柱性行业，而往往是政府垄断或过度管制的行业，如交通业、通讯业、金融业等等，这些行业是最关键的。洗浴业质量再好，它也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这些支柱性行业现在有一个严重问题：效率低，原因是政府背后的垄断。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更需竞争，更需对外开放。

　　面对这次次贷危机，中国要有心理准备，一番阵痛后，若能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来，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只要有适宜的政策，中国做生意的机会和就业的机会是很多的。像这些行业，还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等行业，要是完全开放，中国会完全变样。对此，我是比较乐观的。

　　南方都市报：除开放服务业，调整产业结构外，中央政府还可做哪些工作来应对这次冲击？

　　何帆：短期内看，最直接有效的政策就是加大政府的投资。各级政府都有投资项目，但过去宏观调控的时候都紧缩了，没有放开。现在可以考虑放一放。像城铁建设，电网建设，铁路建设，这些都是可以做的。现在新开工项目增速慢了，像北京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下降了70%.

　　另外，财政政策可以做一些调整，一是减税，二是增加对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非常好，这么多的钱做什么？必须投资在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上，比如对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的投资。中国为什么在制造业上有竞争力？如果我们能够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对政府预算和支出有效的监督机制，不仅会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中国政治的民主化都会有贡献。

　　南方都市报：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中国对此认识的深入，中国的货币政策近期也做了调整，降息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你如何看待这次调整？

　　何帆：这次调整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完全放缓，货币政策还不能转向。此外，这次调整的信号作用更强一些，真的要调整应该是调信贷。企业并不是没有贷款的需求，关键是现在银行不愿意放贷。前段时间央行放松信贷，放出来2000多亿，但实际上并没有到企业手里，都到了债券市场。另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现在我们看到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回升，这说明商业银行现在不缺钱，只是因为担心风险，不愿意放贷。中国现在还不能轻言放松货币政策。

　　何帆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汇率问题专家组顾问、财政部国际司顾问，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宏观经济等。1978-1981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