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的大师--马勒和他的指挥生涯 （zt）

屋子里的大师--马勒和他的指挥生涯

伊戈鲁位于布拉格与维也纳之间，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村，唯一像样的建筑就是1257年建成的哥特式教堂。1918年捷克独立后，伊戈鲁恢复了他古代的名字伊利拉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这里，因为伊利拉瓦居住的大多是犹太人，所以，德国人焚毁了整个村庄，屠杀了所有犹太人，直到战后伊利拉瓦才得以重建。

　　古斯塔夫·马勒的名字与伊利拉瓦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就出生在这个小村，不过，伊利拉瓦留给马勒的大多是痛苦的回忆，父亲开的小酒馆里喧闹、酗酒的三教九流，经常头痛的母亲病殃殃的表情以及夭折的弟妹们被运走的小棺材等等，这些都给马勒以刺痛的感觉。死亡的阴影总是缠绕着童年的马勒，他没有朋友，少有快乐，最大的乐趣就是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静坐，马勒渴望充满鲜花的童年，然而，他却没有得到。

　　1870年10月，马勒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奏钢琴，当时他只有10岁，6个月之后，他启程去布拉格继续学业。然而，布拉格并不是马勒心目中最理想的城市，与许多从小地方来的孩子一样，马勒把维也纳视为圣地，他希望到那里去寻找机会出人头地。15岁时，马勒终于如愿以偿，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在那里马勒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叛逆精神，他敢于挑战在学院被奉为圭臬的勃拉姆斯作曲理论，转而投到布鲁克纳的门下成为瓦格纳的信徒。马勒渴望权力，他希望能够在维也纳开创自己的事业，对于维也纳音乐界的状况马勒了如指掌，虽然仍然是欧洲的音乐文化中心，但是维也纳日益显现出保守的性格，在宫廷剧院豪华的舞台上一成不变地演着和上个世纪几乎相同的剧目，而且指挥（除了汉斯·李希特）只不过是个摆设，毫无权威可言。在马勒所处的时代，指挥还是个不被人重视的职业，在歌剧院里他和普通的演奏员平起平坐（节目单上甚至不印指挥的名字），指挥的主要作用就是根据剧院的主管布置的节目单安排演出和排练。然而，野心勃勃的马勒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职业将来的发展，于是，在音乐学院马勒就放弃了钢琴专业转而从事指挥，毕业后他没有回到故乡的小剧院工作，而是跑到靠近德奥边境的小城奥尔莫克当指挥，不久由于才华出众，马勒成为卡塞尔的合唱指导。当然，马勒不会甘心在小镇当一辈子音乐指导度日，他在等待时机，马勒找了布拉格德国剧院的新任经理安格罗·纽曼，在纽曼的支持下，马勒成了该剧院的第三指挥。此后，依靠才华和周旋的手段，马勒终于在布拉格立足，并在28岁时出任匈牙利皇家歌剧院指挥。

　　不过，19世纪末的匈牙利皇家歌剧院只是欧洲的三流剧院，马勒上任伊始就把目标放在提高剧院地位上，为此，他必须放弃一些原则，比如作为捷克犹太人他必须演出仇恨犹太人的瓦格纳的歌剧，新演出季马勒在匈牙利指挥首演了《莱茵黄金》。此外，马勒只能把在音乐学院时反勃拉姆斯的那股锋芒暂时收敛起来，皇家歌剧院演《唐璜》的时候他还专门邀请勃拉姆斯参加，结果，勃拉姆斯在包厢里睡着，鼾声如雷，他也不再计较。

　　以前总是把马勒描绘成一个除了音乐什么也不顾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马勒很会算计，仅仅第二个演出季，马勒已经使皇家歌剧院盈利，而且大批维也纳人沿多瑙河坐船到帝国的第二首都看戏。成功使马勒在布达佩斯赢得了立足之地，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指挥家，不过他那多疑善怒的坏脾气也越来越显现出来，以至于在歌剧院演奏员和副指挥都怕他，因为马勒从不给人留面子，发火也不顾及场合。马勒简直是工作狂，他的座右铭就是“训练、工作，然后，工作、训练！”连自己母亲病危去世马勒都没有回家乡看一看。

　　马勒和皇家歌剧院的蜜月期并不长，在布达佩斯他得罪的人太多了！1891年，匈牙利独臂钢琴家泽齐（Zichy，G.）出任皇家歌剧院院长，不久，马勒就得罪了这位音乐权贵，因为马勒拒绝在维也纳指挥上演泽齐的一部歌剧，于是，泽齐报复了马勒。他不得不离开布达佩斯到汉堡去，在汉堡，马勒得到了彪罗的赏识，同时，还找到了忠实的追随者瓦尔特以及后来的情人女高音安娜·冯·米尔登伯格，但是，马勒的目标依然是他魂牵梦绕的维也纳。

　　1896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即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前身）音乐指导的威廉·雅恩（Jahn，W.）已经老迈昏聩不堪，好几年不上演新剧目，还擅自删除歌剧的场景，目的竟然是要早点回家打牌。在他的领导下，宫廷剧院不仅声望大跌而且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然而，由于雅恩的资格很老而且与皇室的关系相当深，因此，没有人愿意出面要求他退休。马勒对宫廷剧院的窘境早有耳闻，于是，他开始行动起来，首先他找到了从前的情人安娜·米尔登伯格，让她担任谈判的中介人，其次，马勒凭借与匈牙利一些权贵的良好关系向维也纳频送秋波，当时，李希特是马勒有力的对手，为了达到目的，马勒不惜通过夸大李希特的酗酒和粗暴来诋毁他。几个月之后，事情有了眉目，可是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马勒是犹太人，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眼里是很犯忌讳的，结果，马勒毫不犹豫地宣布改宗罗马天主教。这个障碍被克服之后，1897年，皇室宣布马勒出任维也纳宫廷剧院副指挥，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来自德国北方小城的首席指挥，一个改宗的犹太人，一个才36岁的年青人，竟然得到了这个代表着荣耀的职位，简直不可思议！只有那个老头子雅恩还没有感到大难临头，他以为宫廷只是为他派来一个副手，6个月之后，他终于知道了马勒的手段，雅恩被迫退休，马勒成为了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最信任的首席指挥。

　　马勒上任伊始就对宫廷剧院进行了清洗，把雅恩手下那些尸位素餐的冗员都裁撤掉，他带来了自己的班底，由弗兰茨·沙尔克和布鲁诺·瓦尔特担任助手，不过，指挥的工作绝大多数是马勒亲自完成。他不顾劳累近乎疯狂不分昼夜地排练，马勒要求每一场演出都是“Gala”，要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担任指挥的十年时间里，马勒指挥过的演出不少于648场，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同样很勤奋的卡拉扬在他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席指挥的头6个演出季里一共指挥了168场，这个数字还不到马勒同样数量演出季工作量的一半。然而，辛苦的工作搞垮了马勒的身体，大约1900年左右，马勒开始吐血。

　　宫廷剧院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团体，马勒锐意改革，不允许在剧院出现反对自己的异端，作为第一步，他颁布了许多条例、规定、守则，并且把它们张贴在剧院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观众席里，他要让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同时，马勒进行了三项改革，首先，辞退了所有职业喝彩的人，其次，取消所有评论家的赠票，所有人都必须买票入场，最后一条就是谢绝迟到者，所有迟到的人，哪怕你是皇帝，都要等到第二幕结束休息时才能进场，这项改革让那些习惯迟到早退的奥地利贵族们恼火不已，一个犹太人竟然把他们拒之门外，幸好，皇帝支持了马勒的改革，他告诫自己的朝臣们要听从“剧院主人”的命令。马勒终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宫廷剧院他成为了唯一的主人，李希特被他排挤走了，三分之二的乐队成员被换成了年轻人，甚至他还要控制灯光、服装的设计和制作，没有人可以对他的意见提出疑问。

　　对于歌剧院的业务，马勒追求绝对的独裁，他完全按照个人口味来调整节目，在他手中维也纳逐渐接受了普契尼、普菲纳兹和当时还很有争议的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当《莎乐美》在维也纳上演的时候，遭到了保守的天主教徒们的激烈反对，结果，马勒以辞职相要挟才使《莎乐美》得以顺利演出，在马勒的一生中共指挥过63部不同的歌剧，其中指挥场次最多的是《费加罗的婚礼》。马勒非常多疑，他总是担心别人在算计自己的权力，1898年，马勒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按照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团体，由乐团演奏员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业务工作，然而，马勒仍然把在歌剧院的那一套带到了维也纳爱乐。1901年4月马勒因为内脏出血而被迫中断工作，爱乐乐团根据惯例推选首席海姆斯贝格代替他指挥，然而，马勒竟然以今后拒绝到乐团指挥来威胁，因为他认为让一个拉小提琴的来取代自己是对自己的侮辱，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他认为应当取消演出。结果，维也纳爱乐乐团投票决定依然让海姆斯贝格指挥，马勒愤然与维也纳爱乐断绝了来往。

　　对工作的狂热追求使马勒在个人生活方面无暇顾及，在维也纳他似乎是上流社会社交活动的局外人，每天演出结束他就在皇家咖啡馆吃饭休息或者徒步走回家和妹妹一起吃饭。1901年的一场大病让马勒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次经历让马勒开始关心起了自己，同时，由于瓦尔特担任了他的副指挥分担了不少工作，马勒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于是，他涉足社交活动，在一次宴会上马勒结识了整整比自己小一半才刚刚21岁的美丽少女阿尔玛·辛德勒，他们很快相爱，不久阿尔玛就怀孕了。1902年3月9日，马勒与阿尔玛正式结婚，马勒的弟子布鲁诺·瓦尔特写道：“他的新娘，阿尔玛·辛德勒22岁，身材高而苗条，美得足以让人晕倒，可以算是维也纳最美的少女，出身一个富有的好家庭。然而，我们这些朋友都为他担心：他41岁，阿尔玛22岁，而且还是如此漂亮，过去她习惯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而马勒却喜欢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不过，他们的爱情是最重要的！”

　　幸福的家庭生活使马勒逐渐平静下来，他不再神经质地猜疑和发怒，阿尔玛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劝丈夫放弃那种孤傲的态度，应当以新时代音乐领袖的面目出现。马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马上开始了自己野心勃勃的事业，他成为了维也纳新音乐的赞助人，勋伯格、阿登伯格和莱因哈特等都聚集到他的身边，马勒到处结交朋友，宣传鼓动。茨威格被马勒迷住了，他：“我从未如此深深被一个英雄般的男人吸引！”当时还是个小混混的希特勒也是被马勒指挥的音乐给震动了。在欧洲，马勒的拥趸越来越多，Georges Picquart甚至把马勒请到爱丽舍宫做客，亨利·伍德、门格尔贝格等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勒音乐在各自国家的传播，在西班牙，马勒的画像甚至被制作成风景明信片发行。

　　然而，名望却使马勒在维也纳树敌更多，加上国家歌剧院的财政情况一直很不好，因此，马勒必须面临选择，他决定离开维也纳，他挑选了格鲁克的《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作为告别维也纳的最后演出，伊菲姬尼是被自己的父亲出卖给神的，同时她又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者，如果没有她的献身就不会有特洛伊战争的胜利，马勒感到自己就是个被奥地利出卖的牺牲者。

　　1907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的年头，马勒失去了祖国和工作，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马勒4岁的小女儿玛丽因为感染白喉而夭折，阿尔玛的精神近乎崩溃，而医生也诊断出马勒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他必须静养而不是工作，马勒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曾经钟爱的两项运动：游泳和登山。马勒心灰意冷，女儿葬礼那天他独自跑到Dolomite山里散步，每天他都在读德文版的中国诗歌中度过，后来他依此创作了《大地之歌》，在总谱的扉页上马勒写了一句让人难以捉摸的话：“这能忍受吗？”与阿尔玛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阿尔玛的忠诚成了马勒最严重的精神负担，他总是担心妻子的不忠，最后马勒甚至到弗洛伊德那里寻求答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结果是马勒有恋母情结，对阿尔玛他的移情过分强烈了。

　　1908年，马勒在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了自己在美国的第一场歌剧演出，此后他又在卡内基音乐厅指挥演出，他似乎已经不去再想维也纳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恢复了在国家歌剧院的工作热情，马勒试图重振旗鼓，将德奥剧目在美国发扬光大。然而，一场剧院内的“政变”打破了他的希望，亲德派的经理海因里希·科利德被迫辞职，斯卡拉歌剧院的经理加蒂 - 卡萨轧粉墨登场，他把托斯卡尼尼请到了美国。马勒遇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加独裁的人，托斯卡尼尼表面上非常尊重马勒，背地里却把乐团的德国演奏员逐渐清洗出去。当马勒得知托斯卡尼尼要指挥自己的保留剧目《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他向卡萨轧愤然抗议，最后，马勒保住了剧目，然而，托斯卡尼尼得到了着装彩排的机会，同样赢得了胜利。不到一年时间，马勒在歌剧院的势力就被托斯卡尼尼铲除殆尽，他不得不黯然退出，暂时回欧洲。

　　1908年12月，马勒回到了纽约。虽然马勒得到了美国观众的认可，但是由于经济萧条，纽约爱乐乐团的境况日趋困难，最后，乐团的董事们只能成立特别委员会解决财政危机，希尔顿夫人出资解救了纽约爱乐，马勒依然是指挥，但在经过了诸多风风雨雨之后，马勒变得越发憔悴，也越发烦闷了，特别是自己的婚姻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他的妻子阿尔玛非常那样迷人，男人们喜欢围着她转，马勒是个很容易吃醋的丈夫，但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只能强忍着不发作。直到有一天，马勒发现了一个名叫瓦尔特·格罗皮斯（后来成为了阿尔玛的丈夫，也是世界着名建筑设计师）的小伙子给阿尔玛写的情书，信中格罗皮斯告诉阿尔玛自己是如何地迷恋她，并且希望阿尔玛能够嫁给他等等。马勒妒火中烧，他找阿尔玛当面对质，阿尔玛矢口否认，但她也告诉马勒，由于丈夫埋头工作很少与自己交流，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倒退，她告诉马勒自己是何等孤独、愤怒，最后，阿尔玛向马勒提出离婚。

　　这时，马勒才清醒过来，他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婚姻生活，马勒甚至去找佛洛伊德谈话，试图找到婚姻危机的根源，最后，马勒认识到本身的疏忽与专横。不久，阿尔玛惊奇地发现马勒关心起她的作曲工作，并且将新作题献给妻子，这种事情他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在给阿尔玛的信中马勒写道：“如果你此刻离开我，我将会象火把失去空气般熄灭！”马勒甚至开始买礼物送给阿尔玛，他们之间的情感危机也渐渐趋于缓和。

　　然而，当他们回到纽约的时候，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纽约爱乐乐团的那些赞助人们越来越多地乾涉音乐会演出事务，这个富人俱乐部里的成员们，尤其是那些富有的遗孀们连组织一场简单的音乐会都没乾过，却要对马勒的节目单指手画脚。最后，马勒甚至被希尔顿夫人叫到别墅好好教训了一番，为此，马勒深感受辱。

　　另一方面，马勒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被诊断患有细菌性心内膜炎，病入膏肓之后，马勒决定就是死也要回维也纳，最后，马勒终于如愿回到故国，阿尔玛始终相伴左右，直到1911年5月18日马勒在维也纳去世。阿尔玛在传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掉他临死的时刻和死亡迫近时他脸上的伟大。他为了永恒的价值的斗争，他针对平凡的崇高以及他对真理坚定不移的信仰是圣徒般地纯洁的生活的一个榜样。” （上海音乐学院 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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