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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说话的嘴 才能管住吃喝的嘴

(2007-01-22 13:48:32) 下一个

“几十年,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这种议论有年头了。“狠刹公款吃喝歪风”不绝于耳;一年吃掉几个“三峡工程”,吃掉几艘“航空母舰”,说法不少;禁“公款吃喝”文件年年发,“中央级的超过50个”,“自1978年算起,全国地市以上纪检部门发过三万多个”;一段时总有新的热点引起关注,总会出台一些新的招数:“报告制度”,“公示制度”等。
有学者认为:“反腐原来很简单”,“解决公款吃喝并不复杂”。何以见得?“吃腻了吃厌了,对吃不太感兴趣了”,几年前“非典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人怕死,不敢吃”。如此简单之事,可为什么“几十年,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呢?!
“几十年,中央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不少的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国民劣根性”造成的。国人重视吃,“饮食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议论许多:“毫无愧色于我们的吃”,(林语堂)“中国的口腔文化,生存只是为了吃”,(孙隆基),“美食与成仙联系在一起,食就是宗教,就是神”(刘再复、林岗));“中国人是猪的传人”;“美食”,中国人的骄傲,走向世界,风光无限;“美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治国如小烹”(老子)等等。
“民以食为天”,吃喝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食、色,性也”。中国有讲究精细吃法的饮食文化,并将嘴巴的吃喝功能放大了;可西方的法国,东方的日本、韩国也讲究饮食文化,人的本性加文化积淀,何罪之有?!国人大有不必将公款吃喝归结于“国民劣根性”,也没有必要为几千年形成的饮食文化而悲哀与羞愧!要说悲哀与羞愧,只能是“几十年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张公款吃喝的嘴”。
实际上,人们关注的并不只在“吃喝”本身,而在于“吃喝”与“权力腐败”联在一起。“公款吃喝”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吃请”。吃喝不必动用“公款”,手中有权,自然有人请,请的人可能是互请的同级官员或下级官员,但也有许多私人(如私企老板等)掏口袋请的,只是有求于官员权力。所以出现了官位越高,权力越大,吃喝动用公款越少的“怪事”。
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所以有学者从“童真视角”(用一种简单或天真的眼光看事物)来看公款吃喝问题,认为“太好解决了”。当皇帝光着膀子进行大典,大臣们跟在后面拖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只有一个小孩叫了起来:“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呀!”老百姓醒悟过来,“皇帝实在没有穿什么衣服!”(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童真视角”,就象这位小孩一样。
复杂问题简单化,奥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全部剔除”!倒也省事,“太好解决了”,如此,公款吃喝就不应成为困扰当局几十年的问题了!假如仍是问题,是否意味着当今“大人们”真的太弱智了?!
学者推崇“武汉公款接待用餐公示制度”,“关键是两点:第一点,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具体到武汉就是制订公务接待‘六禁令’。关键的问题是实施。这就涉及武汉做法的第二点,即实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这样的制度建设是有意义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示制度。在我们的社会中,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许多‘顽症’之所以‘顽’,是在于其隐秘和暗箱操作,只要把这些问题加以透明和公开,事情其实不难解决。”
如此好办法,人民却不领情,使得有学者疑惑不解:“为何好办法会遭遇‘天下围攻’”?“对武汉的做法,社会舆论极少有赞扬,反倒是一片强烈的质疑声,诸如‘作秀’、‘伪创新’、‘无效创新’、‘自说自话’之类尖锐批评的言辞,是网友和其他评论者的主流看法。”
我与提出质疑的网民有同感,武汉公款接待公示制度,除了“吃请”没提到外,“请上级部委官员、外地官员不公示,不敢公示”,理由是“中国的大环境不允许”,“招待上面与外面的要员是必需的,要为被招待的要人保密,所以说公款吃请的信息是‘敏感’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越往上,越没有监督”,难怪武汉市民报以嘘声!
看来复杂问题简单化,一要有勇气。小孩叫了:“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呀!”算不算有勇气?我想认同的不会多。所以“童真”说法,只会招来“老大不小”、“装嫩”的议论,“皇帝没有穿衣服!大臣们、老百姓为什么看到不说”?!二要有政治智慧,“治国如小烹”,在中国,简单问题“不简单”。看看那些解决公款吃喝问题较好的国家,可以发现,办法五花八门,但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只有政治民主,才能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简单化,就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民主政治严格区分人的本能与权力腐败的界线,将自由的维护与权力的制约区别开来。
吃喝,是人的本能,吃什么,是人的自由,有经济条件,全家多上几次馆子算什么?美国总统请高中同学到白宫聚餐,请阁僚到戴维营或家庭农场做客,又算什么?承认吃是人的本能,承认吃的社会交往功能,但不能越界:不允许利用手中权力,动用纳税人钱财“请人”或“吃请”。“吃喝”一旦与“权力腐败”联在一起,问题就复杂了、问题就严重了。
民主政治,复杂问题简单化,说简单,的确简单,就是:“放开说话的嘴,管住吃喝的嘴”。嘴巴两大功能:一是吃喝,二是说活;国人强化了嘴巴的吃喝功能,忽略了嘴巴的说话功能。民主政治却重视嘴巴的说话功能,“民主社会是一个讲话的社会,十分重视交流的艺术,讲话比子弹更重要;力气大不如能说会道,靠说话功夫,是一种以智慧取胜的文明;一个人,不能说话,不会说话,是‘白痴’;一个社会,不让人民说话,人民不敢说话,是‘堕落’”!(科恩:《论民主》)
枪杆子与笔杆子,权力与权利。笔杆子如何对付得了枪杆子?所以美国才有《权利法案》的出台,才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地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第四权力”;媒体曝光,“深喉”、“狗崽”作用;公众人物的权力制约,质疑:吃喝,请谁?谁请?钱从何处来?
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港台有董建华请客事件,马英九招待所吃请事件、“特支费”事件,近期民进党要员“喝花酒”事件。有人感叹“为什么反腐必言香港,民主必言台湾”,这也是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无奈。再看看我们周边国家与欧洲,“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竟然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作家文摘》2006年第944期)
政治民主的办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民主是好东西”,“言论自由是‘不言而喻’的好事”,可又怎样?实际上学者也看到问题所在:“隐秘和暗箱操作”。得承认,中国管吃喝的嘴不理想,可管说话的嘴是那么的成功!“放开说话的嘴,就能管好吃喝的嘴”,一涉及政治,简单问题必定复杂化。“说话”不自由,“吃喝”必自由,“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林语堂)人民奈何不了。所以在中国,不推行民主政治,反腐不简单,解决公款吃喝问题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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