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a:历史的魅力，是叫人每次回味，都觉得新鲜。
五七年“反右”，谁是胜利者？作者：学与思
一九五七年中共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请党外人士给党和党的干部提意见，以纠正我们的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可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党外人士的意见升级为对党执政能力，甚至是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这引起来党内干部的强烈不满，和广泛反对。于是，党内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进攻。整风半途而废，五十多万人——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称五类分子，成了专政的对象！
当时党内高层一致认为“反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更加巩固。现在五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看看“反右”对中国社会的全部影响，还能认为当年的“反右”是共产党的胜利吗？不能！
“反右”运动不仅不是共产党的胜利，反而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败，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败。胜利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现在让我从“反右”的发生与后果两方面来论证上述结论。
“反右”的起因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亚利发生了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尽管政变后推举的领袖是刚刚被开出党籍的前总理，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与支持下，苏联出兵镇压了这次政变。这就是导致中国“反右”运动发生的“匈亚利事件”。
之所以会发生匈亚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匈亚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扶持的，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一个是匈亚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错误地进行了所谓的“大清洗”，不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为匈亚利共产党日后的分裂种下了种子；第三个是匈亚利共产党照搬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众的不满。
1949年斯大林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发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内部清查“铁托分子”。匈亚利共产党及其政府紧跟了苏联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国内展开了“大清洗”。这次“清洗”后果十分严重，致使8个匈共最高领导中5人被判死刑，全国被捕、被杀者约有20万人。这些被关押、被杀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不能不导致原来拥护共产党的普通民众惊恐与痛恨，不能不导致党内思想的严重分歧。
中国共产党有三十年代反“AB团”和抓“托派”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洗”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后来也加入了批判铁托修正主义的行列，却没有在自己内部搞“清洗”。
1956年2月，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导致中国与苏联最终决裂，导致了匈亚利的政变。
匈亚利人民本来就对“大清洗”非常痛恨，现在赫鲁晓夫给他们送来了“上方宝剑”，于是立即彻底翻案就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求当初的直接责任者偿命的口号。在以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下，政变发生了……，流血的镇压发生了……
匈亚利事件为中共敲响了警钟。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匈亚利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减少党的干部的行为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和全体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他认为必须以匈亚利事件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我们的思想，全面检查我们的政策，全面检查我们的作风。他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说：“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又说：“……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所谓旁观者清，他主张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知识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凡是多少有些思维能力的人不难看出，毛泽东当初确实需要党外人士协助他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目标；可以看出他确实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思想。所谓“阳谋”之说，实在是出于对后来出现的“阴谋”之说的愤怒。
但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不是全党的共识。有文章指出刘少奇就主张把整风限制在党内。一方面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是其次；一方面他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能会招致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后来的事实看，刘少奇代表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观点。
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如今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论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风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理由的所谓反“党言论”，比起“改革”以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来，实在是的小巫见大巫。不要说当初绝大多数民众高度信任、拥护共产党的政权，就是今天党自己都承认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时，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政权不是仍然“岿然不动”吗？
不就是以“没文化”为由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吗？不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吗？最过分的不就是要求“轮流坐庄”吗？有什么了不起？不仅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大辩论——有广大工农的支持共产党稳赢不输，更可以不予理睬，象如今这样。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幼稚和错误，被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急于“先富起来”的高层官员和一直想扳倒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势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革”，紧接着是全线崩溃。中国也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是宽容的，简直就是友好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仅可以商量，更在实际上广泛被接受并实施。只有“轮流坐庄”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还不想放弃。”
五十年前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极其政治影响。提出“轮流坐庄”尤其大逆不道！不仅是共产党高层，就是普通党员，普通民众，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谋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由于当年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我们无法了解当年党内高层那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可是国内外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党内高层对毛泽东放纵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十分不满，他们把党外批评与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认为应当发起反击。
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确实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学生集会和其他人群的集会。这与匈亚利事件最初的表现相似。所以当党内的高层干部指责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全面向党进攻，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时，毛泽东对党外知识分子信任动摇了。尽管毛泽东对“头面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错，可是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毕竟是毛泽东心头的一片乌云，毕竟党内高层多数人强烈要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反右开始了。
不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运动，使得党内高层产生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反右”被当作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来更加正确了。
“闸门”一开，想控制党内官员们对知识分子的愤怒是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反右运动一下子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其中，连小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万，受到批判而最终没有“戴帽”的则要更多。可叹那五十多万人的前途从此暗淡无光、灾难重重……
从后来我接触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当初并非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主要是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现出来的官僚作风，瞎指挥不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对新中国充满感情，真心实意地要帮助党整风。真正想“轮流坐庄”的不足万一。这是一支多么宝贵的知识分子队伍，可惜从此离心离德！
“反右”的后果
尽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这五十多万人身上，可是几乎全体党外知识分子都“吓破了胆”。不仅是党外，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教训——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唯上级意志为准的思想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
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形同虚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予的联合政府逐渐蜕变成了完全的一党政府。共产党的执政失去了原有的监督与协助。
与苏联模式不同，新中国建国开始走的是一条多党联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予。1949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并且创立了类似西方议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中央政府之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且确实拥有实权。可是自从“反右”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沿化”，逐渐退出了。政协也成为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共产党的政策的“学会”。中国实际上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一党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高层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开始超过了毛泽东。当时党内流行一句话，说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对邀请党外人士参与整风，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经开始陷入官僚主义的干部纷纷投到刘少奇、邓小平旗下。毛泽东在党内成为“少数派”。整风不仅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反而使得官僚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总根源。
恰逢这时国内、国际形势都非常好，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人民公社诞生了，全民大炼钢铁，吹起了大跃进的号角。在一切唯上级意志的政治空气中，中央的热情被下级逐级放大，“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等极左恶行在中国大地泛滥起来。现在已经有许多文章揭露：刘少奇就是极左风潮的第一推动者。在五八年前后，他发表了大量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言论。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在极左思潮泛滥之时，波及大半个中国的自然灾害到来了，并且持续了大约三年之久。饥饿折磨着全国人民。在河南等少数地区，由于官僚们要掩盖极左思潮的恶果，隐瞒了农民缺粮的真实情况，致使并非仓内无粮，而饿死了许多人。这为后来的“伤痕文学”否定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的“炮弹”。
正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的巨大危害，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得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在总结了过去几年的教训时，也感到了“反右”的不妥。他当时认为“反右”还是需要的，但是反过头了，打击面太大了，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所以，一九六一年开始逐渐“甄别”了绝大部分“右派分子”。毫无疑问，当时党内高层都不承认“反右”是错误的。直接的证据是：直到四十年后——邓小平晚年，他还坚持“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
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本来目的是批判、总结左倾的错误。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党内高层的多数派实际上还是站在左倾的立场上，毛泽东也并未充分认识到左倾的严重程度。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做总结发言时，基本上还是“各打五十大板”。既批评了一些人左顷（包括他自己），也批评了一些人右倾。毛泽东没有批评周恩来、彭德怀左倾，没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右倾。
不知何故，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总结发言表现出过激的对立情绪，以致于在会上就出言粗野。在毛泽东宣布散会之后，由刘少奇为首的几个最高领导人经商议后向毛泽东要求继续开会，以解决彭德怀问题。于是真正的庐山会议开场了。毛泽东拒绝出席会议，而因病没有参加前段会议的林彪却急急忙忙上山，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清算。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个结果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要求保留彭德怀中央委员资格，享受副总理待遇，离职学习。紧接着，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刘少奇为首的左倾势力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
显然，“甄别右派”和庐山会议都没有能够消除“反右”的恶劣影响。一方面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怨气并没有消除，一方面表现在干部阶层的极左思想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得到了加强。而极左思潮的总头领——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的常务工作。毛泽东则陷入深思之中……
经过对五七年至六三年之间是是非非的反思，毛泽东感觉过去几年的失误的根源主要在于全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水平太低，各级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的能力太差。恰恰就在这时，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开始了类似邓小平后来搞的“改革”。中共中央发表了“九评”，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面对苏联的演变，毛泽东想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潜在的演变，他认为已经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已经腐化了。高层怎么样呢？最危险的是高层问题。他想到了必须提防“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认为只有提高全党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理论水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提高他们抵制修正主义的能力，才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变色。于是他决定在全党、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简称为 “社教”或“四清”的运动开始了。
“四清”运动具体仍由刘少奇全面指导，因为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毛泽东则在全国作调研，考察运动中的出现的问题，继续探讨理论问题。
尽管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提高全党、全民的“反修”能力，根本目的是防止上层出现修正主义；可是少奇心只想通过“四清”解决党内基层的腐化问题，并借“四清”进一步打击“五类分子”。所以刘少奇采用了“土改”时的工作方式，派工作组进驻重点村镇，“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组织群众批斗基层干部。大搞基层干部的人人“洗澡”，人人“下楼”。造成了恶劣影响。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极左的做法，刘少奇在中央作了检讨。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文中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估计此时在毛泽东心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形象已经逐渐清晰起来。
毫无疑问，“四清”没有能够达到毛泽东的目的，反倒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越来越大，毛泽东逐渐被边沿化。这说明中共高层多数已经选择了与刘少奇相同的政治道路，那就是邓小平后来带领中国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至此，毛泽东已经认定，除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别无选择了。他毅然发动了“文革”。
文革初期（大约五十天）中央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中。就是在这五十天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再次“转移斗争大方向”——派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把运动引向批斗“反动知识权威”，批斗少数坏学生。更糟糕的是把学生引向社会，去打击社会上的“黑五类”，甚至发展到抄家和“扫地出门”。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高招”不仅保护了毛泽东本想打击的“党内走资派”，而且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所有“非红五类”群众的极大恐慌和愤恨。尽管毛泽东及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制止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矛头指向群众”；可是亿万民众构成的洪流的惯性是巨大的，对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的迫害持续了大约三个月。伤口已经在流血，心痛更加难以抹去！最可笑的是，几乎所有在这五十天里受到迫害的人都把“账”记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身上，而对真正迫害他们的刘、邓寄予同情。
三个月的矛头指向群众为后来的“伤痕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进而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回头看看“反右”之后发生的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反右”的后果吗？
假如没有“反右”，假如当初中共正确接受了，正确引导了党外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批评，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假如没有“反右”，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就不会演变成一党专政；假如没有“反右”，刘、邓集团就不会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保住了联合政府的性质与权力，保住了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极左思潮就不会泛滥成灾。没有极左思潮的泛滥“大跃进”不会发生。没有一党专政和刘、邓官僚集团的不断强化，党的干部就不会迅速腐化，也就不会有“四清”与“文革”。还有，一个真正的多党、多“主义”的联合政府，更容易融入世界，更容易取得经济、文化、科技的高速发展，“改革”也就可能不会发生。没有“改革”工农也就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没有“改革”中国就不会变成官僚资本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家的天堂。
结论
看吧，看看“反右”以后发生的一切吧，最终的结果是：工农哭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笑了（郑重声明：并非所有笑了的都属于资产阶级）。
所以我说“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败，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败。胜利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