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左派阵营完成代际更替
凤凰周刊 /刘颂杰
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邬维庸、霍英东、庄世平、徐四民、崔德祺……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10月，短短一年时间里，香港、澳门已经有5位老资格的“亲中派”人士先后去世。如果算上2000年的安子介，以及1983年的何贤，港澳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左派，正渐次谢幕。
声名显赫的他们，曾经在大陆及港澳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自1949年以来，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积极配合中共的统战政策，在政治、外交和经贸的平台上默契共舞。
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生前都在港澳回归后第一批获得“大紫荆荣誉勋章”或者“大莲花荣誉勋章”，身后都得到诸如“著名爱国爱港（澳）人士”之类的头衔。60年一甲子，当年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他们，如今正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成立于1992年的香港第一大政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已经发展成为“万人党”，占据香港立法会中11个议席，拥有9名全国人大代表、28名全国政协委员。曾德成，这位当年的“红色青年”，曾经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中被判刑两年，如今在曾荫权新一届特区政府中，已成为民政事务局局长。
老一辈在逐渐凋零，新一代正在慢慢崛起。除了舞台中央的政治精英，港澳左派在60年的变迁史中，也出现过不容忽视的千千万万的草根左派。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一部名为《老左正传》的电影，使聚光灯照到了这些命运起伏跌宕的普通“老左”身上。
三代“老左”
“老左”，在港人的语汇里面，并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对于自己在普通民众中的形象，左派人士也往往特别在意。
《老左正传》在大陆公映时改名为《老港正传》，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左向港说：“姓左好啊！姓左的是中国唯一在公元5世纪前，就有人替你写《左传》立传的了。”
近年来，在香港已经出版了一些为左派立传的书籍，如《香港风暴》、《香港左派斗争史》，以及《香港六七年暴动内情》等。前《镜报》月刊社长徐四民曾撰文称，这是“一些先贤写的血泪书籍”。
香港著名摄影师蒙敏生曾经拍摄在大陆“文革”期间香港的社会万象，留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纪录。蒙敏生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其父是“老左”，因为从事摄影，所以也被称为“左派摄影师”。文章还为香港左派画了一幅素描：
“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
文章说，1949年中国大陆刚解放，蒙敏生从香港回内地省亲，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地跨过罗湖桥。这时，他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
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他手中的照相机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现在，他希望在2008年能到北京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
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表示，中共以及左派人士在港澳地区的活动历史，实际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
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就有很多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港澳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镇压，往往利用港澳这种租界地、国民党力量无法达到的地方来进行活动。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便是通过香港海员工会主席苏兆征发动的，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个重要干部。1931年，蔡和森在赴香港开拓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时被逮捕，后被解送到广州杀害。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生父李硕勋，于1931年5月赴香港，担任两广军委书记。同年7月，李硕勋在香港和妻子及3岁幼儿李鹏匆匆相聚后不久，便在海南岛被捕入狱并遭枪杀。
谭志强认为，港澳左派的60年历史，如果用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划分，有3个分界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会见邓小平并展开中英谈判。
相应地，港澳左派也大致可分为3代：19501965年“建国干部”一代，19661978年“文革干部”一代，以及1979年回归过渡时期的“过渡干部”一代。
战火中的友谊
“建国干部”一代，首推2006年10月去世的霍英东。霍英东、安子介、何贤、马万祺等港澳富商，正是在1949年前后的战火纷飞年代，与中共接近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1949年至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大陆遭遇差不多长达22年的被围堵状态，迫使中共“统战”出一批“红色资本家”。
当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培养一些红色资本家，利用这些人来突破英美国家的围堵，帮中国去吸收外汇、开展对外贸易、打通国际关系，吸引非洲兄弟投票。当时惟有的两个对外出口，就是澳门和香港。
“这的确可以说是‘战火中的友谊’，最关键的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韩战，这是判断你是亲中共还是反中共的依据。当时敢去走私医疗物品、后勤物资的，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谭志强说。
当时，由于中国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天天在香港、澳门巡逻，看到可疑的船只，就直接扔炸弹。而中共的海军也不成熟，国民党的军舰在珠江口游弋，偷运军需物品到内地、支持抗美援朝的风险非常高。
尽管“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霍英东等人还是把一船船、一箱箱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港澳运往内地。在赚得百万港元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霍英东的老友何贤，本来是资深的国民党员，作为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常委，1952年前后，他在中共驻澳门代表柯麟的游说下“投诚”。
此后不久发生“关闸事件”，中葡双方士兵交火后，何贤凭借与澳门总督的密切关系，穿梭于两方之间，有时一天竟3次往返。最后中葡双方达成妥协，何贤被市民尊称为“华人澳督”。
与何贤一样，崔德祺原本并不亲共，他利用家族和葡澳政府的良好关系，一直在经商。直到1966年澳门发生葡警殴打市民的“12·3”事件后，方投向中共。
对于这批爱国人士，中共日后也给予了极高的政治待遇。如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等，都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政治资本遇到良机，便迅速转换为现金资本。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批人也利用老资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到内地寻觅投资机会。如霍英东等，大部分财富其实主要在1979年后积累。
此后，在中英谈判、中葡谈判的关键时刻，“建国干部”们又利用自己在港澳奠定的深厚根基，促成两地的顺利回归。
“当年韩战那一批人至少都应该有20岁以上，现在都应该是80岁上下，陆陆续续凋零也是正常的。”谭志强说。
惨的一代：老左仔
每天学习《毛泽东语录》，“共产主义”、“大公无私”时刻挂在嘴边；每天哼唱革命歌曲《歌唱祖国》、《智取威虎山》；每天拿着“红宝书”，和伙伴们上街游行这就是革命青年“左向港”的生活?
这些场景，也出现在“左派摄影师”蒙敏生的镜头里。《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一书，记录了那个“红色年代”。
无疑，此时的香港已是一个“左香港”。
无论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建政初期，中共领导人始终坚持一条八字箴言，即把香港纳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计划，不希望香港陷入混乱。然而，随着红潮从北京涌向全世界，香港终未能幸免。
1967年5月，“反英抗暴斗争”由工人罢工开始，激进学生、左派传媒纷纷加入，欲演欲烈，最终酿成了“六七风暴”。游行、批斗、放火、爆炸，市井一片乱象。
是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主播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他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创办人金庸也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6人黑名单。
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当年也是“进步青年”，在学校散发传单，结果以煽动叛乱罪被判两年监禁。现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当时在《远东经济评论》实习时，曾到狱中采访曾德成。曾表示，当时的香港实在太颓废，是个人人只顾尽快“钱”的城市。他对殖民地统治深感恶心，于是选择了共产主义，投身反政府阵营。
学者马家辉认为，这是香港左派的一次“表错情”，以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进行“文革”，甚至有人以为香港有可能在1970年代来临前，被迫回归中国，最后中国总理周恩来坚持不收回香港，平息争端。
不少“左”倾的大学生，为与港英政府对抗而拒绝进入政府机构做事，转而为国营公司效力，包括到国货公司担任搬运工人。这些社会的精英虽然牺牲自己的前途而加入国营企业，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得到国家的认同。到了香港经济起飞，这一班人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逐渐与社会脱节。
“1966年那一代是最惨的一代，他们思想单纯，不论有没有念大学，都对英国人统治、葡萄牙统治很反感。他们认为‘文革’是个好事，希望把‘文革’搬到香港来，去对付英国人。结果很多人被抓，活活打死在监牢里面。”谭志强说。
1976年抓“四人帮”对这些人打击最大。“虽然我被英国人打，没问题，因为我是为国作奉献嘛，结果打完以后呢，最后中央还说你们是错的，你们跟错人了，跟‘四人帮’走。” 到现在为止，香港左派都很不愿意提此事。
1976年以后，香港的激进学生、干部、专业人士，特别是社会精英那一批人，跑的跑，走的走，很多人甚至改弦易辙，投奔“死对头”港英政府。总体来看，这批人的社会成就并不理想。
对于中共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周恩来等苦心确立的“八字箴言”被激进的“解放港澳”路线取代，极左运动的后果最突出的是香港左派力量的损失、左派传媒失掉民心、大陆驻港机构的影响力萎缩。
内地学者强世功指出，比起有形政治力量的丧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港英政府实施“洗脑赢心”工程，只是作用有限的外力，而香港市民、商界、知识分子形成的“左派等于恐怖”的心理，以及经济腾飞后对相对落后内地现状的排斥成见，极其固定地沉淀了下来。
回归主流价值观
第二代的“文革干部”后来在香港社会饱受歧视，被蔑称为“老左仔”，背上了搞垮香港的罪名。
谭志强分析：“香港的左派要真正成熟，一定要走到马力这一代。马力这一代的好处是没有包袱，他们没有背着‘老左仔’3个字，他们没有那种被迫害又被出卖，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情绪。”
作为过渡时期的左派，这一代的政见比较务实，他们很爱国，但比较理性。“他们的处理方式跟前两代不一样，前两代就是说祖国母亲很美你爱她，母亲丑了你更爱她，纯粹属于一种情感；像马力这一代，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告别幻灭的革命激情，回归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三代左派大多选择从商。“从政的往往都是念中文、新闻、政治、公共行政的这些人。不搞政治没饭吃这种人他才搞政治，这些不是香港最好的一批人。最好的那批人根本不从政，只是运用他在中国大陆的关系赚钱。他们因为受“文革”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可怕了。你叫他捐钱回大陆、助学救灾，他们都愿意，但是你叫他抛头颅、洒热血，算了，不必了。”
1984年中英谈判之后，1985年过渡期正式开始，他们成为在大陆投资设厂的主力军。经过22年的发展，这些人也是目前香港社会的中坚分子。
在全民“钱”的背景下，香港的左派政治力量似有断代之虞。
前民建联主席马力，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曾任《香港商报》副社长，是民建联乃至整个左派阵营的“笔胆”。马力心直口快，有关“八九政治风波”的言论弄得满城风雨，也被讥讽为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尽管如此，自今年8月，马力因癌症病逝后，左派阵营似乎找不到一位能与之旗鼓相当的人。
《信报》评论员洪清田认为，三四十年前，香港社会以经济和工商贸易为主轴的主流价值和生活现实，大部分香港人营营役役追逐的，都是左派否定的，要打倒的。
三四十年后，香港传统左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中国内地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而全面向右转，以经济和商贸挂帅，把以前否定的东西无条件、无保留肯定和神圣化、绝对化。在经济和商贸为主导下，香港传统左派抛弃一些表面的清教徒式意识形态，向港人看齐，与港人合流。
而前民建联副主席程介南直言，左派中人仍被视为怪物，“这是历史造成的，出来混，就要想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左派自己要努力打破这种社会分野，争取民认同，变成主流：“真正理性的左派要明白港人治港是大家的事，不是左派治港，不是非要你左派上台不可。”
左派翻身？
有评论文章认为，香港回归10年时间，左派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现象。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这次曾荫权改组香港政府后，由著名左派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职。
评论说，作为《大公报》的前总编辑、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德成可谓根正苗红。曾氏从“昔日阶下囚”一跃为“今日座上主”，可谓天地翻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家英表示：“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会面临自然的时代交替，慢慢老一辈的人走进历史，但是也有新的人出来。关键就是整个左派或亲中派，有没有因为一代人走进历史，它的整个民意支持度都下降，出现萎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来。”
王家英认为，这几年来，尤其是2003年之后，亲中派整个阵营是扩大了，民众对左派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们不是一些激进的人，对社会政治的稳定贡献很大。因此，左派才会在选举中更多取胜，进入立法会或政府也越来越多。
“假如不是民众对左派越来越用一种正面的角度看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这些改变。第一代、第二代左派的人慢慢在社会上证明他们不是极端的人，对社会是很有承担、有贡献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民意调整。”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归类成“亲中派”，梁爱诗、曾德成的重要性，所得到的职位估计将会越来越高。有消息称，梁爱诗可能会被北京拔擢为全国人大常委，甚至会在未来被选为政协副主席。
“在国家政治范围之内，在香港特区政治里面，我都相信香港的亲中派和亲建制派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发挥空间将越来越大。”王家英说：“主要就是香港回归10年，民众对左派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是越来越看清楚左派不是极端的人，而是对社会有承担、有社会理念、有国家理念的一些人，所以才会赢得越来越多人一种认同。”
对于左派群体，无论是“建国干部”，“文革干部”，抑或“过渡时期干部”，也许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签来概括他们。
“左派摄影师”蒙敏生之子评价父辈说：“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凤凰周刊 /刘颂杰
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邬维庸、霍英东、庄世平、徐四民、崔德祺……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10月，短短一年时间里，香港、澳门已经有5位老资格的“亲中派”人士先后去世。如果算上2000年的安子介，以及1983年的何贤，港澳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左派，正渐次谢幕。
声名显赫的他们，曾经在大陆及港澳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自1949年以来，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积极配合中共的统战政策，在政治、外交和经贸的平台上默契共舞。
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生前都在港澳回归后第一批获得“大紫荆荣誉勋章”或者“大莲花荣誉勋章”，身后都得到诸如“著名爱国爱港（澳）人士”之类的头衔。60年一甲子，当年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他们，如今正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成立于1992年的香港第一大政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已经发展成为“万人党”，占据香港立法会中11个议席，拥有9名全国人大代表、28名全国政协委员。曾德成，这位当年的“红色青年”，曾经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中被判刑两年，如今在曾荫权新一届特区政府中，已成为民政事务局局长。
老一辈在逐渐凋零，新一代正在慢慢崛起。除了舞台中央的政治精英，港澳左派在60年的变迁史中，也出现过不容忽视的千千万万的草根左派。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一部名为《老左正传》的电影，使聚光灯照到了这些命运起伏跌宕的普通“老左”身上。
三代“老左”
“老左”，在港人的语汇里面，并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对于自己在普通民众中的形象，左派人士也往往特别在意。
《老左正传》在大陆公映时改名为《老港正传》，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左向港说：“姓左好啊！姓左的是中国唯一在公元5世纪前，就有人替你写《左传》立传的了。”
近年来，在香港已经出版了一些为左派立传的书籍，如《香港风暴》、《香港左派斗争史》，以及《香港六七年暴动内情》等。前《镜报》月刊社长徐四民曾撰文称，这是“一些先贤写的血泪书籍”。
香港著名摄影师蒙敏生曾经拍摄在大陆“文革”期间香港的社会万象，留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纪录。蒙敏生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其父是“老左”，因为从事摄影，所以也被称为“左派摄影师”。文章还为香港左派画了一幅素描：
“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
文章说，1949年中国大陆刚解放，蒙敏生从香港回内地省亲，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地跨过罗湖桥。这时，他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
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他手中的照相机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现在，他希望在2008年能到北京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
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表示，中共以及左派人士在港澳地区的活动历史，实际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
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就有很多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港澳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镇压，往往利用港澳这种租界地、国民党力量无法达到的地方来进行活动。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便是通过香港海员工会主席苏兆征发动的，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个重要干部。1931年，蔡和森在赴香港开拓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时被逮捕，后被解送到广州杀害。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生父李硕勋，于1931年5月赴香港，担任两广军委书记。同年7月，李硕勋在香港和妻子及3岁幼儿李鹏匆匆相聚后不久，便在海南岛被捕入狱并遭枪杀。
谭志强认为，港澳左派的60年历史，如果用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划分，有3个分界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会见邓小平并展开中英谈判。
相应地，港澳左派也大致可分为3代：19501965年“建国干部”一代，19661978年“文革干部”一代，以及1979年回归过渡时期的“过渡干部”一代。
战火中的友谊
“建国干部”一代，首推2006年10月去世的霍英东。霍英东、安子介、何贤、马万祺等港澳富商，正是在1949年前后的战火纷飞年代，与中共接近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1949年至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大陆遭遇差不多长达22年的被围堵状态，迫使中共“统战”出一批“红色资本家”。
当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培养一些红色资本家，利用这些人来突破英美国家的围堵，帮中国去吸收外汇、开展对外贸易、打通国际关系，吸引非洲兄弟投票。当时惟有的两个对外出口，就是澳门和香港。
“这的确可以说是‘战火中的友谊’，最关键的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韩战，这是判断你是亲中共还是反中共的依据。当时敢去走私医疗物品、后勤物资的，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谭志强说。
当时，由于中国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天天在香港、澳门巡逻，看到可疑的船只，就直接扔炸弹。而中共的海军也不成熟，国民党的军舰在珠江口游弋，偷运军需物品到内地、支持抗美援朝的风险非常高。
尽管“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霍英东等人还是把一船船、一箱箱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港澳运往内地。在赚得百万港元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霍英东的老友何贤，本来是资深的国民党员，作为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常委，1952年前后，他在中共驻澳门代表柯麟的游说下“投诚”。
此后不久发生“关闸事件”，中葡双方士兵交火后，何贤凭借与澳门总督的密切关系，穿梭于两方之间，有时一天竟3次往返。最后中葡双方达成妥协，何贤被市民尊称为“华人澳督”。
与何贤一样，崔德祺原本并不亲共，他利用家族和葡澳政府的良好关系，一直在经商。直到1966年澳门发生葡警殴打市民的“12·3”事件后，方投向中共。
对于这批爱国人士，中共日后也给予了极高的政治待遇。如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等，都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政治资本遇到良机，便迅速转换为现金资本。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批人也利用老资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到内地寻觅投资机会。如霍英东等，大部分财富其实主要在1979年后积累。
此后，在中英谈判、中葡谈判的关键时刻，“建国干部”们又利用自己在港澳奠定的深厚根基，促成两地的顺利回归。
“当年韩战那一批人至少都应该有20岁以上，现在都应该是80岁上下，陆陆续续凋零也是正常的。”谭志强说。
惨的一代：老左仔
每天学习《毛泽东语录》，“共产主义”、“大公无私”时刻挂在嘴边；每天哼唱革命歌曲《歌唱祖国》、《智取威虎山》；每天拿着“红宝书”，和伙伴们上街游行这就是革命青年“左向港”的生活?
这些场景，也出现在“左派摄影师”蒙敏生的镜头里。《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一书，记录了那个“红色年代”。
无疑，此时的香港已是一个“左香港”。
无论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建政初期，中共领导人始终坚持一条八字箴言，即把香港纳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计划，不希望香港陷入混乱。然而，随着红潮从北京涌向全世界，香港终未能幸免。
1967年5月，“反英抗暴斗争”由工人罢工开始，激进学生、左派传媒纷纷加入，欲演欲烈，最终酿成了“六七风暴”。游行、批斗、放火、爆炸，市井一片乱象。
是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主播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他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创办人金庸也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6人黑名单。
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当年也是“进步青年”，在学校散发传单，结果以煽动叛乱罪被判两年监禁。现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当时在《远东经济评论》实习时，曾到狱中采访曾德成。曾表示，当时的香港实在太颓废，是个人人只顾尽快“钱”的城市。他对殖民地统治深感恶心，于是选择了共产主义，投身反政府阵营。
学者马家辉认为，这是香港左派的一次“表错情”，以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进行“文革”，甚至有人以为香港有可能在1970年代来临前，被迫回归中国，最后中国总理周恩来坚持不收回香港，平息争端。
不少“左”倾的大学生，为与港英政府对抗而拒绝进入政府机构做事，转而为国营公司效力，包括到国货公司担任搬运工人。这些社会的精英虽然牺牲自己的前途而加入国营企业，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得到国家的认同。到了香港经济起飞，这一班人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逐渐与社会脱节。
“1966年那一代是最惨的一代，他们思想单纯，不论有没有念大学，都对英国人统治、葡萄牙统治很反感。他们认为‘文革’是个好事，希望把‘文革’搬到香港来，去对付英国人。结果很多人被抓，活活打死在监牢里面。”谭志强说。
1976年抓“四人帮”对这些人打击最大。“虽然我被英国人打，没问题，因为我是为国作奉献嘛，结果打完以后呢，最后中央还说你们是错的，你们跟错人了，跟‘四人帮’走。” 到现在为止，香港左派都很不愿意提此事。
1976年以后，香港的激进学生、干部、专业人士，特别是社会精英那一批人，跑的跑，走的走，很多人甚至改弦易辙，投奔“死对头”港英政府。总体来看，这批人的社会成就并不理想。
对于中共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周恩来等苦心确立的“八字箴言”被激进的“解放港澳”路线取代，极左运动的后果最突出的是香港左派力量的损失、左派传媒失掉民心、大陆驻港机构的影响力萎缩。
内地学者强世功指出，比起有形政治力量的丧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港英政府实施“洗脑赢心”工程，只是作用有限的外力，而香港市民、商界、知识分子形成的“左派等于恐怖”的心理，以及经济腾飞后对相对落后内地现状的排斥成见，极其固定地沉淀了下来。
回归主流价值观
第二代的“文革干部”后来在香港社会饱受歧视，被蔑称为“老左仔”，背上了搞垮香港的罪名。
谭志强分析：“香港的左派要真正成熟，一定要走到马力这一代。马力这一代的好处是没有包袱，他们没有背着‘老左仔’3个字，他们没有那种被迫害又被出卖，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情绪。”
作为过渡时期的左派，这一代的政见比较务实，他们很爱国，但比较理性。“他们的处理方式跟前两代不一样，前两代就是说祖国母亲很美你爱她，母亲丑了你更爱她，纯粹属于一种情感；像马力这一代，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告别幻灭的革命激情，回归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三代左派大多选择从商。“从政的往往都是念中文、新闻、政治、公共行政的这些人。不搞政治没饭吃这种人他才搞政治，这些不是香港最好的一批人。最好的那批人根本不从政，只是运用他在中国大陆的关系赚钱。他们因为受“文革”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可怕了。你叫他捐钱回大陆、助学救灾，他们都愿意，但是你叫他抛头颅、洒热血，算了，不必了。”
1984年中英谈判之后，1985年过渡期正式开始，他们成为在大陆投资设厂的主力军。经过22年的发展，这些人也是目前香港社会的中坚分子。
在全民“钱”的背景下，香港的左派政治力量似有断代之虞。
前民建联主席马力，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曾任《香港商报》副社长，是民建联乃至整个左派阵营的“笔胆”。马力心直口快，有关“八九政治风波”的言论弄得满城风雨，也被讥讽为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尽管如此，自今年8月，马力因癌症病逝后，左派阵营似乎找不到一位能与之旗鼓相当的人。
《信报》评论员洪清田认为，三四十年前，香港社会以经济和工商贸易为主轴的主流价值和生活现实，大部分香港人营营役役追逐的，都是左派否定的，要打倒的。
三四十年后，香港传统左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中国内地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而全面向右转，以经济和商贸挂帅，把以前否定的东西无条件、无保留肯定和神圣化、绝对化。在经济和商贸为主导下，香港传统左派抛弃一些表面的清教徒式意识形态，向港人看齐，与港人合流。
而前民建联副主席程介南直言，左派中人仍被视为怪物，“这是历史造成的，出来混，就要想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左派自己要努力打破这种社会分野，争取民认同，变成主流：“真正理性的左派要明白港人治港是大家的事，不是左派治港，不是非要你左派上台不可。”
左派翻身？
有评论文章认为，香港回归10年时间，左派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现象。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这次曾荫权改组香港政府后，由著名左派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职。
评论说，作为《大公报》的前总编辑、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德成可谓根正苗红。曾氏从“昔日阶下囚”一跃为“今日座上主”，可谓天地翻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家英表示：“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会面临自然的时代交替，慢慢老一辈的人走进历史，但是也有新的人出来。关键就是整个左派或亲中派，有没有因为一代人走进历史，它的整个民意支持度都下降，出现萎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来。”
王家英认为，这几年来，尤其是2003年之后，亲中派整个阵营是扩大了，民众对左派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们不是一些激进的人，对社会政治的稳定贡献很大。因此，左派才会在选举中更多取胜，进入立法会或政府也越来越多。
“假如不是民众对左派越来越用一种正面的角度看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这些改变。第一代、第二代左派的人慢慢在社会上证明他们不是极端的人，对社会是很有承担、有贡献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民意调整。”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归类成“亲中派”，梁爱诗、曾德成的重要性，所得到的职位估计将会越来越高。有消息称，梁爱诗可能会被北京拔擢为全国人大常委，甚至会在未来被选为政协副主席。
“在国家政治范围之内，在香港特区政治里面，我都相信香港的亲中派和亲建制派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发挥空间将越来越大。”王家英说：“主要就是香港回归10年，民众对左派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是越来越看清楚左派不是极端的人，而是对社会有承担、有社会理念、有国家理念的一些人，所以才会赢得越来越多人一种认同。”
对于左派群体，无论是“建国干部”，“文革干部”，抑或“过渡时期干部”，也许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签来概括他们。
“左派摄影师”蒙敏生之子评价父辈说：“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