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朝鲜战争的开始与逆转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很顺利，6月28日解放了汉城。美国惟恐他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30日，美国派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控制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由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到8月初已解放南朝鲜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领土，迫使敌人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兴高采烈，认为南方指日可下，胜利在握。主席十分镇定地对我说：朝鲜人民军应该作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荡平，彻底解放朝鲜全境。过不几天，主席又讲，应防守仁川这个重要的据点，以防不测。
果然，数天后，即9月15日，传来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对朝鲜人民军南北夹击，遂使朝鲜形势急转直下。人民军被迫做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斯大林来电询问我方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助一臂之力。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朝鲜局势，为了防止万一，早在7月上旬就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将第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共四个军）和炮兵第一、二、八师及特种兵共约26万多人调到辽宁凤城、辽阳、安东、通化、本溪等地。9月30日，李伪军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10月19日侵占平壤，并狂妄地叫嚣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周总理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庄严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即李伪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主席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予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当天，印度政府把中国的立场转告美国。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当时，新中国建国伊始，西藏、台湾等地都还未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留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尚待肃清；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未实行。另外，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满目疮痍，百业待兴，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崇美、恐美思想，认为美国有先进的武装、强大的战斗力，称霸世界，难以战胜。中央主要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因而中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另外，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控制着制空权，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1)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大约是10月8日从北京出发，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加油停留几小时，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飞抵莫斯科。因紧急而又机密的关系，总理只带了我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同志。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到达莫斯科后，总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联系。③
第二天，在布尔加宁陪同下，周总理、林彪去南俄靠近高加索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到
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联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等候在那里。午后，开始会谈。我方是总理、林彪，苏方是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但是发言的主要是斯大林。我和费德林二人担任翻译。开始时气氛有点紧张，因为互相都不摸底，都在放气球试探。斯大林特意指定波斯特列贝舍夫任“总司令”主持宴会，指挥一切。然后，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朝鲜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军事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的思想准备，也许产生了轻敌思想。美帝在仁川登陆反扑对朝方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不会停止前进，如果碰不到强大阻力的话。而且，朝鲜目前已受到极大的挫伤，战场的形势是严重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看法和想法。随后，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漩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 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较好。斯大林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
难以预料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其次，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残废、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讲到这里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斯大林对这个建议十分不感兴趣，回答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对此应该作好准备，不能见死不救，望着他们蒙受无谓的牺牲。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
①1949年8月13日刘少奇与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②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总理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有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的内容。③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时说：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开始的时间，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打电话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朝鲜）。俄罗斯档案，1950年10月13日，冯西（斯大林）致电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指出动志愿军），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撤回北方的决定。”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在和周恩来、林彪会谈之后，曾向朝鲜建议疏散。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讲到这里时，斯大林还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苏联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②
言外之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剩余的军火多得很。具体数字，现在记不清了。他说：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但我们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同时，部队因为处在战斗中，也可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以臻进一步完善。中方提出的改装部队的意见，交由布尔加宁负责同军部和中方同志共同研究处理。现在还是应该把我们商讨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同志，请他们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鉴于目前形成的局势，只好走这条路了。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2)
以后的谈话就变成了海阔天空的闲谈、聊天，时而谈些奇闻轶事、奇风异俗，时而谈些历史故事，时而谈世间奇迹、历史事件、奇异人物，加上各种奇异的酒令，如：“эксбэрипирэен”的通圈令和各种形式的民间酒令。在宴席上，为了表示好感，斯大林向林彪敬酒，希望他显示出革命军人所具有的革命豪情与英雄气概来。斯大林再三向他敬酒，而且只是一杯红宝石甜葡萄酒，但是，林彪竟始终不敢用舌尖舔一下。斯大林无可奈何地开玩笑说：酒里没有毒药，稍饮一口无妨。”可他还是不敢尝一下，即使是作个饮酒姿态，
他也不肯。在座的人都为他难堪。斯大林末了说了一句：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作战!? ”结果，除林彪一人顽固地不祝酒、不饮酒，而遭到围攻外，其余的人都已醉眼，酒意酣浓，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宴席才结束。
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清晨，我们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午后3时许抵达莫斯科。我们回到住地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周总理坐下喝茶水，我到康一民的房间去看看国内有什么新的指示。康一民正在抄报，一见我进去就说：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你们看看。他大致地讲了讲来电主张出兵的内容。我大吃一惊。拿起电文一看，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我急忙转身回到周总理休息的房间，向他报告。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我又回到康一民那里将电文的第一页拿给他看。当时，他坐在沙发上。看后，他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来电又说大家（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主张出兵抗美援朝。电文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的战术。而今又得向苏方重新交涉，校正数小时以前谈过的一切话，而且必须谈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和进入战斗后的军火供应、接济办法等相应的计划，并立即采取具体步骤，以便志愿军很快能得到必要的供应，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10月8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及东北军区和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
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现在，我们接到中央新的决定的电文，我督促将电文一页一页地随译随送给他看。周总理研究了来电后，立即要我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今天与昨日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当时住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二人，而且布尔加宁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那些事情。晚上，周总理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询问他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信（即电文）已转去了，尚未见到回话。不过昨天斯大林同志已谈到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虽双方未最后谈定，但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和你们的希望。莫洛托夫一再表示他不能做主，这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但是总理绝口不提再同斯大林会谈的要求。莫洛托夫将信将疑地探询恩来同志，如果中国方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如何谈起? 恩来同志把前一天同斯大林谈的需要援助的项目与规模又重新提了一遍。当提到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时，莫洛托夫说，他记得数目题，特别是关于集中地点、接收、转运、保管和转交手续等一系列办法，特别研究了防空与存放地点和转交等项原则问题。苏方指定的接收终点站是：奥特堡尔，中国车辆到此站接运。验收、接管等具体手续和办法，由双方交接人员进一步磋商、确定。14日，总理得到斯大林的复电后，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并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收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周总理在同我私下谈话时就明确说明了他的这个打算；同时还谈到，为了合理节约使用，避免浪费，对上述这个考虑不可传扬出去。我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我们回国后，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从此，这天成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苏联遵守约定，于11月将第一批军火交给中国。在中朝军民的奋力反击下，战局迅速得到扭转。在第二次战役中，12月4日，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很快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失地。
斯大林对苏联顾问与我方争论的态度
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参战时，因为朝鲜已有苏联顾问在那里工作，所以毛岸英也随彭赴朝任翻译。这时期的工作比较顺利，似乎没有发生过多少误会。但是，11月25日在敌机轰炸中，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后来由于翻译不得力，常常引起双方的误会和争吵，而且前方多次要求派得力干部帮助翻译工作，于是决定从外交系统把徐介藩调到援朝前线志愿军司令部任办公室主任兼翻译，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彭总对我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他对徐介藩的工作是满意的，各方面由于翻译的误差而出现意见分歧、发生争执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但是，苏联军事人员时常同彭总发生意见分歧或争吵，因为他们既不能理解，也看不惯我们的作战方针、行动计划等。彭总是伟大的军事家，有自己的战斗经验、作战方针、战略战术。彭总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就其军事才能来讲，这些苏联顾问因陷于西方军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拔，只能望其项背，可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反而不断地将争吵的情况向斯大林汇报，虽然也指不出彭总本人的错误和缺点。在他们汇报的问题中，有两桩事应当指出：一是，自赤塔到中苏边界线，积压了不少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因中方接运、转运太慢，既堆满了仓库、货栈，又影响了前方供应。二是，中国的援朝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改装自己。部队来后先改换自身的装备，然后送上前线，打一个时期的仗，就撤回国去，又调一批新的部队到朝鲜来。如此轮番进行，以便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斯大林听了后，只对第一个问题表了态，要求中方迅速大力转运，保证前方供应，而且来电催我们加力速运。而对第二个问题不仅没有表示不满和提出反对意见，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很明智，很有远见，这既可以立即在实战中加以实施、考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充实。这是用较快的方法，以较大的规模，迅速改装部队的一条捷径；或许中国军队的相当部分都会采取这种方式完成自己的改装任务。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中央之所以决定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是因为在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已看出必须消灭大部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毛主席于1951年3月1日致电斯大林这样讲，主席又指出：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这样可以保证部队得到休整、补充，并可预防敌人再次登陆切断我主力的补给线。苏联在朝的顾问们，则看不到朝鲜半岛三面环海的地形特点，一味地要求志愿军南攻。在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被大量消灭前，我又无空军掩护，过早逼敌南退不但不利于我分割歼敌，反而会因为补给线过长，补充不上，给敌人造成再次登陆的机会，我就有被拦腰截断或消灭之虞。这些顾问们脱离实际情况，并不懂战略。
朝中苏决定停战，进行和平谈判
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攻势，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当时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美国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都只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朝中两军却愈战愈强，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美伪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可能弄得美伪十分狼狈，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急忙忙，积极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朝中武装力量阻止在三八线一
带。这样，既可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也可能维持住自己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美国心急如焚，寻找各种渠道，前后两次向苏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就地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关于这点，斯大林向我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它对侵朝战争前途的一种焦急和忧虑。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平壤。6月初，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进行和谈。于是，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我也同行。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后，中国同志住在奥斯特罗夫斯卡
①1950年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附近一直打到三七线后，彭德怀司令识破了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诱我到不利地区与我决战的企图，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停止进攻。敌诱我企图未逞，即开始对我进行全线进攻，开始打第四次战役。因敌优我劣，我实行积极防御作战，于3月14日主动撤出汉城，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4月22日，朝中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迫敌退至汉城及其以南地区，随后主力休整并回撤，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役于6月10日结束。
娅街8号公寓。朝鲜同志住在另外的地方。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地询问朝鲜前线的实际状况，并想弄清以下几个问题：（1）前线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战斗行动是否还在继续?（2）南北两方军队所占据的阵地位置(战略据点)的优劣比较，朝中能否坚守住阵地而不动摇? （3）敌方反扑能力与可能性如何?如反扑，能否抵御住?一句话，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 这时，朝中两方谈话的人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和解）、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于是，斯大林要求先弄清各种概念的含义，他说：不澄清一下，我们就不能明确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指出：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混同地使用了几个含义完全不相同的词汇，使人听不懂你们的意见，摸不准你们的意图和要求到底是什么。拿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使用的几个词汇来说，停战、停火、休战、媾和、和约等，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所谓停火，就是在战斗期间，在前线上，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短暂的停火（数小时，或一两天；时限一过，又继续交战）。停战则是较长时间的停止军事行动，但双方仍处在交战状态。
我想问、想弄明白的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即你们所期望、所要达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商谈的是属于哪一范畴的问题，对此应该使用一个清楚的、准确的概念，否则，像你们在谈话中同时使用几个不同概念，使人越听越糊涂。你们用明确的概念表明你们的意图，才好与对方办交涉嘛。你们的意图、愿望、要求究竟是什么? 这时，朝中方面回答说：我们的愿望是停战。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做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做的调整）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 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清楚，而朝中两方面提供的地图标志是过时了的。斯大林不得不找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情况。然后斯大林问，应以何日何时确定为停战期?斯大林不太愉快，因为商谈的人对许多情况不清楚。当会谈基本结束，大家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关心地问：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 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 在交谈中，斯大林忽然向我方提到发展橡胶园的问题，并说，他听说海南岛、雷州半岛，甚至广州附近都有栽培橡胶林的条件与可能，对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研究的? 是否已有试验田?
“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他说：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6月25日、7月3日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于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1)
虽然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开始谈判，但是，敌人并无诚意谋求和平，所以8月、9月先后发动了夏季和秋季两次攻势，同时在空中对我交通线实行绞杀战。1952年1月敌人又进行细菌战。朝鲜战场一直也未实现真正停战，而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在谈判桌上，美国、李承晚的代表乘机刁难、破坏。1951年12月开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美国利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首先以失踪人数为基数向我要俘虏名单，散布我们虐待杀戮俘虏的谣言；然后又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自愿遣返”等问题。如果照此办理，我们有许多
被俘人员不能回归家园，当然遭到我方的拒绝。美国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和谈判桌上的僵持局面，压我屈服，从1951年8月中旬起开始大规模地轰炸北朝鲜并中断谈判。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有两种态度：一种为敌人的进攻所吓倒，接受美国方案；另一种是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我党中央的态度是坚持立场，贯彻既定原则，认为只有坚定才能逼敌人转弯。战争拖下去，对我们确实不利，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敌则有内外不可克服的困难，最后总要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怕拖，也不怕战，但也不宣告破裂。彭总更是做好了再打两三年的准备，如果必要的话。1952年8月17日，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8月21日和斯大林会谈，周总理首先说明了我党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1∶9是不行的，应是20∶9，必须压倒敌人。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斯大林提出谈判的三个步骤：我方被俘人员以116000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30％，我们可以扣留敌俘13％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
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斯大林又强调：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最后，在周总理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9月1日，彭总、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9月4日，斯大林约见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总理、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人。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谈判的情况。他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是不能参战的，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车。阵地前沿多布地雷。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我方做了解释：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关于谈判方案，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会谈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忽然，他举着一个大酒杯，要彭总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我知道彭总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总理知道彭总有酒量，立即向我示意不要干涉。果然，彭总站起身来，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从表情上看，斯大林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总推金日成首相走在前面，自己走在最后。斯大林要我把彭总请到他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一角，开始交谈起来。斯大林请彭总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并询问了俘虏政策及执行情况。彭总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早在红军时代就制定了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历来执行俘虏政策是很好的。令人气愤而心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竟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彭总于1962年6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各次出国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并说这次是我在场担任翻译。“文革”骤起，彭总惨遭迫害。我也被关在秦城监狱。1970年8月，专案人员追到秦城向我盘查此事。我于8月19日如实写了证明，和我今天的回忆基本一样，只是稍简单些。我看着当年写的证明材料，心潮难平，浮想联翩。物在人非，彭总已永远离我们而去。9月12日，斯大林以家宴的形式宴请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总理、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也出席了宴会。席间，周总理谈及墨西哥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三点建议。斯大林说：美国急于找一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他说：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你们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甚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1952年6月3日至6日在中国召开筹备会，同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378位代表和列席代表，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等十二项决议。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2)
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斯大林很同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作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他说：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是否不愿东欧各国帮助? 总理笑着说道：没有不愿的道理。后来东欧各国对朝鲜战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最后，斯大林和中朝同志讨论起中朝两民族的由来。宴会充满亲切、融洽、欢快的气氛。这次，斯大林赠给彭德怀一辆“吉姆”轿车，以表示友谊。
经过朝中人民的努力，到1953年春，我们开始反攻，开始将战线向南稳步地推进。经过志愿军金城反击战后，美国人不得不认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和平。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面和联合国军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很顺利，6月28日解放了汉城。美国惟恐他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30日，美国派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控制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由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到8月初已解放南朝鲜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领土，迫使敌人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兴高采烈，认为南方指日可下，胜利在握。主席十分镇定地对我说：朝鲜人民军应该作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荡平，彻底解放朝鲜全境。过不几天，主席又讲，应防守仁川这个重要的据点，以防不测。
果然，数天后，即9月15日，传来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对朝鲜人民军南北夹击，遂使朝鲜形势急转直下。人民军被迫做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斯大林来电询问我方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助一臂之力。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朝鲜局势，为了防止万一，早在7月上旬就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将第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共四个军）和炮兵第一、二、八师及特种兵共约26万多人调到辽宁凤城、辽阳、安东、通化、本溪等地。9月30日，李伪军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10月19日侵占平壤，并狂妄地叫嚣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周总理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庄严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即李伪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主席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予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当天，印度政府把中国的立场转告美国。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当时，新中国建国伊始，西藏、台湾等地都还未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留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尚待肃清；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未实行。另外，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满目疮痍，百业待兴，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崇美、恐美思想，认为美国有先进的武装、强大的战斗力，称霸世界，难以战胜。中央主要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因而中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另外，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控制着制空权，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1)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大约是10月8日从北京出发，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加油停留几小时，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飞抵莫斯科。因紧急而又机密的关系，总理只带了我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同志。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到达莫斯科后，总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联系。③
第二天，在布尔加宁陪同下，周总理、林彪去南俄靠近高加索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到
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联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等候在那里。午后，开始会谈。我方是总理、林彪，苏方是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但是发言的主要是斯大林。我和费德林二人担任翻译。开始时气氛有点紧张，因为互相都不摸底，都在放气球试探。斯大林特意指定波斯特列贝舍夫任“总司令”主持宴会，指挥一切。然后，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朝鲜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军事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的思想准备，也许产生了轻敌思想。美帝在仁川登陆反扑对朝方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不会停止前进，如果碰不到强大阻力的话。而且，朝鲜目前已受到极大的挫伤，战场的形势是严重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看法和想法。随后，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漩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 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较好。斯大林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
难以预料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其次，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残废、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讲到这里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斯大林对这个建议十分不感兴趣，回答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对此应该作好准备，不能见死不救，望着他们蒙受无谓的牺牲。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
①1949年8月13日刘少奇与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②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总理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有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的内容。③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时说：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开始的时间，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打电话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朝鲜）。俄罗斯档案，1950年10月13日，冯西（斯大林）致电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指出动志愿军），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撤回北方的决定。”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在和周恩来、林彪会谈之后，曾向朝鲜建议疏散。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讲到这里时，斯大林还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苏联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②
言外之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剩余的军火多得很。具体数字，现在记不清了。他说：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但我们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同时，部队因为处在战斗中，也可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以臻进一步完善。中方提出的改装部队的意见，交由布尔加宁负责同军部和中方同志共同研究处理。现在还是应该把我们商讨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同志，请他们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鉴于目前形成的局势，只好走这条路了。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2)
以后的谈话就变成了海阔天空的闲谈、聊天，时而谈些奇闻轶事、奇风异俗，时而谈些历史故事，时而谈世间奇迹、历史事件、奇异人物，加上各种奇异的酒令，如：“эксбэрипирэен”的通圈令和各种形式的民间酒令。在宴席上，为了表示好感，斯大林向林彪敬酒，希望他显示出革命军人所具有的革命豪情与英雄气概来。斯大林再三向他敬酒，而且只是一杯红宝石甜葡萄酒，但是，林彪竟始终不敢用舌尖舔一下。斯大林无可奈何地开玩笑说：酒里没有毒药，稍饮一口无妨。”可他还是不敢尝一下，即使是作个饮酒姿态，
他也不肯。在座的人都为他难堪。斯大林末了说了一句：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作战!? ”结果，除林彪一人顽固地不祝酒、不饮酒，而遭到围攻外，其余的人都已醉眼，酒意酣浓，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宴席才结束。
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清晨，我们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午后3时许抵达莫斯科。我们回到住地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周总理坐下喝茶水，我到康一民的房间去看看国内有什么新的指示。康一民正在抄报，一见我进去就说：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你们看看。他大致地讲了讲来电主张出兵的内容。我大吃一惊。拿起电文一看，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我急忙转身回到周总理休息的房间，向他报告。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我又回到康一民那里将电文的第一页拿给他看。当时，他坐在沙发上。看后，他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来电又说大家（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主张出兵抗美援朝。电文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的战术。而今又得向苏方重新交涉，校正数小时以前谈过的一切话，而且必须谈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和进入战斗后的军火供应、接济办法等相应的计划，并立即采取具体步骤，以便志愿军很快能得到必要的供应，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10月8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及东北军区和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
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现在，我们接到中央新的决定的电文，我督促将电文一页一页地随译随送给他看。周总理研究了来电后，立即要我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今天与昨日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当时住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二人，而且布尔加宁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那些事情。晚上，周总理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询问他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信（即电文）已转去了，尚未见到回话。不过昨天斯大林同志已谈到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虽双方未最后谈定，但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和你们的希望。莫洛托夫一再表示他不能做主，这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但是总理绝口不提再同斯大林会谈的要求。莫洛托夫将信将疑地探询恩来同志，如果中国方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如何谈起? 恩来同志把前一天同斯大林谈的需要援助的项目与规模又重新提了一遍。当提到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时，莫洛托夫说，他记得数目题，特别是关于集中地点、接收、转运、保管和转交手续等一系列办法，特别研究了防空与存放地点和转交等项原则问题。苏方指定的接收终点站是：奥特堡尔，中国车辆到此站接运。验收、接管等具体手续和办法，由双方交接人员进一步磋商、确定。14日，总理得到斯大林的复电后，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并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收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周总理在同我私下谈话时就明确说明了他的这个打算；同时还谈到，为了合理节约使用，避免浪费，对上述这个考虑不可传扬出去。我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我们回国后，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从此，这天成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苏联遵守约定，于11月将第一批军火交给中国。在中朝军民的奋力反击下，战局迅速得到扭转。在第二次战役中，12月4日，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很快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失地。
斯大林对苏联顾问与我方争论的态度
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参战时，因为朝鲜已有苏联顾问在那里工作，所以毛岸英也随彭赴朝任翻译。这时期的工作比较顺利，似乎没有发生过多少误会。但是，11月25日在敌机轰炸中，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后来由于翻译不得力，常常引起双方的误会和争吵，而且前方多次要求派得力干部帮助翻译工作，于是决定从外交系统把徐介藩调到援朝前线志愿军司令部任办公室主任兼翻译，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彭总对我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他对徐介藩的工作是满意的，各方面由于翻译的误差而出现意见分歧、发生争执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但是，苏联军事人员时常同彭总发生意见分歧或争吵，因为他们既不能理解，也看不惯我们的作战方针、行动计划等。彭总是伟大的军事家，有自己的战斗经验、作战方针、战略战术。彭总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就其军事才能来讲，这些苏联顾问因陷于西方军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拔，只能望其项背，可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反而不断地将争吵的情况向斯大林汇报，虽然也指不出彭总本人的错误和缺点。在他们汇报的问题中，有两桩事应当指出：一是，自赤塔到中苏边界线，积压了不少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因中方接运、转运太慢，既堆满了仓库、货栈，又影响了前方供应。二是，中国的援朝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改装自己。部队来后先改换自身的装备，然后送上前线，打一个时期的仗，就撤回国去，又调一批新的部队到朝鲜来。如此轮番进行，以便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斯大林听了后，只对第一个问题表了态，要求中方迅速大力转运，保证前方供应，而且来电催我们加力速运。而对第二个问题不仅没有表示不满和提出反对意见，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很明智，很有远见，这既可以立即在实战中加以实施、考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充实。这是用较快的方法，以较大的规模，迅速改装部队的一条捷径；或许中国军队的相当部分都会采取这种方式完成自己的改装任务。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中央之所以决定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是因为在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已看出必须消灭大部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毛主席于1951年3月1日致电斯大林这样讲，主席又指出：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这样可以保证部队得到休整、补充，并可预防敌人再次登陆切断我主力的补给线。苏联在朝的顾问们，则看不到朝鲜半岛三面环海的地形特点，一味地要求志愿军南攻。在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被大量消灭前，我又无空军掩护，过早逼敌南退不但不利于我分割歼敌，反而会因为补给线过长，补充不上，给敌人造成再次登陆的机会，我就有被拦腰截断或消灭之虞。这些顾问们脱离实际情况，并不懂战略。
朝中苏决定停战，进行和平谈判
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攻势，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当时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美国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都只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朝中两军却愈战愈强，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美伪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可能弄得美伪十分狼狈，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急忙忙，积极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朝中武装力量阻止在三八线一
带。这样，既可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也可能维持住自己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美国心急如焚，寻找各种渠道，前后两次向苏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就地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关于这点，斯大林向我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它对侵朝战争前途的一种焦急和忧虑。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平壤。6月初，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进行和谈。于是，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我也同行。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后，中国同志住在奥斯特罗夫斯卡
①1950年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附近一直打到三七线后，彭德怀司令识破了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诱我到不利地区与我决战的企图，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停止进攻。敌诱我企图未逞，即开始对我进行全线进攻，开始打第四次战役。因敌优我劣，我实行积极防御作战，于3月14日主动撤出汉城，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4月22日，朝中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迫敌退至汉城及其以南地区，随后主力休整并回撤，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役于6月10日结束。
娅街8号公寓。朝鲜同志住在另外的地方。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地询问朝鲜前线的实际状况，并想弄清以下几个问题：（1）前线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战斗行动是否还在继续?（2）南北两方军队所占据的阵地位置(战略据点)的优劣比较，朝中能否坚守住阵地而不动摇? （3）敌方反扑能力与可能性如何?如反扑，能否抵御住?一句话，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 这时，朝中两方谈话的人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和解）、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于是，斯大林要求先弄清各种概念的含义，他说：不澄清一下，我们就不能明确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指出：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混同地使用了几个含义完全不相同的词汇，使人听不懂你们的意见，摸不准你们的意图和要求到底是什么。拿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使用的几个词汇来说，停战、停火、休战、媾和、和约等，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所谓停火，就是在战斗期间，在前线上，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短暂的停火（数小时，或一两天；时限一过，又继续交战）。停战则是较长时间的停止军事行动，但双方仍处在交战状态。
我想问、想弄明白的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即你们所期望、所要达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商谈的是属于哪一范畴的问题，对此应该使用一个清楚的、准确的概念，否则，像你们在谈话中同时使用几个不同概念，使人越听越糊涂。你们用明确的概念表明你们的意图，才好与对方办交涉嘛。你们的意图、愿望、要求究竟是什么? 这时，朝中方面回答说：我们的愿望是停战。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做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做的调整）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 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清楚，而朝中两方面提供的地图标志是过时了的。斯大林不得不找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情况。然后斯大林问，应以何日何时确定为停战期?斯大林不太愉快，因为商谈的人对许多情况不清楚。当会谈基本结束，大家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关心地问：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 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 在交谈中，斯大林忽然向我方提到发展橡胶园的问题，并说，他听说海南岛、雷州半岛，甚至广州附近都有栽培橡胶林的条件与可能，对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研究的? 是否已有试验田?
“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他说：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6月25日、7月3日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于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1)
虽然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开始谈判，但是，敌人并无诚意谋求和平，所以8月、9月先后发动了夏季和秋季两次攻势，同时在空中对我交通线实行绞杀战。1952年1月敌人又进行细菌战。朝鲜战场一直也未实现真正停战，而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在谈判桌上，美国、李承晚的代表乘机刁难、破坏。1951年12月开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美国利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首先以失踪人数为基数向我要俘虏名单，散布我们虐待杀戮俘虏的谣言；然后又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自愿遣返”等问题。如果照此办理，我们有许多
被俘人员不能回归家园，当然遭到我方的拒绝。美国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和谈判桌上的僵持局面，压我屈服，从1951年8月中旬起开始大规模地轰炸北朝鲜并中断谈判。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有两种态度：一种为敌人的进攻所吓倒，接受美国方案；另一种是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我党中央的态度是坚持立场，贯彻既定原则，认为只有坚定才能逼敌人转弯。战争拖下去，对我们确实不利，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敌则有内外不可克服的困难，最后总要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怕拖，也不怕战，但也不宣告破裂。彭总更是做好了再打两三年的准备，如果必要的话。1952年8月17日，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8月21日和斯大林会谈，周总理首先说明了我党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1∶9是不行的，应是20∶9，必须压倒敌人。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斯大林提出谈判的三个步骤：我方被俘人员以116000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30％，我们可以扣留敌俘13％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
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斯大林又强调：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最后，在周总理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9月1日，彭总、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9月4日，斯大林约见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总理、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人。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谈判的情况。他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是不能参战的，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车。阵地前沿多布地雷。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我方做了解释：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关于谈判方案，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会谈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忽然，他举着一个大酒杯，要彭总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我知道彭总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总理知道彭总有酒量，立即向我示意不要干涉。果然，彭总站起身来，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从表情上看，斯大林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总推金日成首相走在前面，自己走在最后。斯大林要我把彭总请到他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一角，开始交谈起来。斯大林请彭总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并询问了俘虏政策及执行情况。彭总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早在红军时代就制定了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历来执行俘虏政策是很好的。令人气愤而心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竟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彭总于1962年6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各次出国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并说这次是我在场担任翻译。“文革”骤起，彭总惨遭迫害。我也被关在秦城监狱。1970年8月，专案人员追到秦城向我盘查此事。我于8月19日如实写了证明，和我今天的回忆基本一样，只是稍简单些。我看着当年写的证明材料，心潮难平，浮想联翩。物在人非，彭总已永远离我们而去。9月12日，斯大林以家宴的形式宴请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总理、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也出席了宴会。席间，周总理谈及墨西哥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三点建议。斯大林说：美国急于找一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他说：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你们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甚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1952年6月3日至6日在中国召开筹备会，同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378位代表和列席代表，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等十二项决议。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2)
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斯大林很同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作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他说：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是否不愿东欧各国帮助? 总理笑着说道：没有不愿的道理。后来东欧各国对朝鲜战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最后，斯大林和中朝同志讨论起中朝两民族的由来。宴会充满亲切、融洽、欢快的气氛。这次，斯大林赠给彭德怀一辆“吉姆”轿车，以表示友谊。
经过朝中人民的努力，到1953年春，我们开始反攻，开始将战线向南稳步地推进。经过志愿军金城反击战后，美国人不得不认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和平。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面和联合国军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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