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鲁迅之死疑案

　鲁迅的逝世是正常病逝的吗？他是不是被阴谋“误诊”？与日本医生须藤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1936年10月19日，55岁的鲁迅在上海逝世，他的医生藤须五百三给他下的诊断书为：哮喘和胃病。



而根据美国医生邓肯先生的诊断是晚期肺结核，若及时治疗，可有望多活五、六年甚至康复。鲁迅之子周海婴一直对父亲的死深表怀疑，更质疑这是有阴谋的“误诊”。近日，周海婴写下长文披露这一历史真相，并通过其子周令飞交给《羊城晚报》发表。《羊城晚报》花地文学副刊将在8-10日刊登此文，现先将第一部分放到我的博客，先给搜狐的读者分享。何龙

　　引 语?

　　老年人往往话多，不仅话多而且还喜欢唠叨，所以只要有条件，撰写回忆录的往往大有其人，我亦未能免俗，也于六年前写成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

　　自从我的这本书出版后，颇有一些社会反响。有赞许的，也有异议的；有同意我书中所阐述的事实和观点的，也有不理解的。所有这些，我都不大措意，因为我写书之本意只是想把我的所历、所知、所思，如实的说出来，至于别人如何看，如何想，那是别人的事，我都不在意，更不会因此而妄生悲喜，所以也就没有写过什么“反响之反响”之类的文章。

　　多年积蕴，一吐而快，本来以为可以言尽于此，不必再来饶舌了，但有些问题，比如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的病和死以及须藤医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仍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久久不能释怀。这个问题我在回忆录中曾经写过一节，但我仍然时时有想继续说话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做儿子的固执或多疑，更是出于一种责任。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种疑惑尽可能完整地讲出来，以等待将来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时不能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后人考证之用。?

　　鲁迅完全有可能活到60多岁

　　我们一直怀疑给父亲看病的须藤医生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须藤医生全名须藤五百三，1898年毕业于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曾任陆军三等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后在日本国内善通寺预备病院和姬路卫戍病院等处工作，还以军医身份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1918年退伍。以后又来上海开设“须藤医院”（1926年《上海年鉴》上已有须藤医院名录）。到三十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

　　须藤医生进入我家与我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别的医生开的药控制不住，1933年3月，内山先生便推荐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内山书店的医疗顾问须藤先生接替坪井学士为我看病，顺乎自然地也给父亲看病，时间长达三年半，看病总的次数在150次以上。

　　父亲认识他似乎更早，因为1932年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写信给须藤先生的记载。以后父亲还为他买过几本书，互相之间馈赠过礼品，请过饭，这就超出一般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了。因此须藤医生对他的病人（我父亲）了解不可谓之不深。那时父亲肺结核的症状已相当明显，据专家说，即使是一个实习医生也很容易诊断出来，更不必说资深的、对病人有相当了解的老医师了。然而须藤医生对鲁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状经过”是：　　?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诊，当时检查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

　　须藤先生在诊治父亲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没有提到父亲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察化验也“疏忽”了！?

　　之后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亲友们也越来越担心。此种情况下，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突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

　　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没有针对鲁迅的病情，做积极的治疗，用药方面也未见变换，甚至于没有建议养病，向我母亲提出一个医生应有的劝告。?

　邓肯医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首先抽出胸部积液，抓紧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找位中国医生，照他说的实施就行。如果不抓紧治疗（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疗），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疗，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

　　一件简单的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一个行医三十多年资深的日本医生却没有想到和做到。事实上从邓肯医生诊断到父亲去世正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宝贵的时间里，须藤医生并没有针对肺病进行任何积极有效的治疗，他的治疗仍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治疗，或者干脆说是延误病情的无效治疗。父亲再活五六年、甚至渐渐恢复身体的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家属也是对社会、世人一个交代。然而这个交代并不真实。文章开头就说病人身体如何一贯不好，意志如何刚强的空话，后面还把抽出积液的时间提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说鲁迅先生四十四五岁时已有肺结核的预感，并且他还提醒说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患肺结核的。既然须藤医生对父亲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为什么不照此诊断、照此治疗呢？?


　　须藤医生出示的“病状经过”的结尾是：

　　（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时）午后二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间，脉软弱。110至114。体温下降，为三十五度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察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音，肋间也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时起（原译文“半前”疑为“午”前），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主治医生须藤。?

　　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尽的责任吗？！?

　　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这是一次有阴谋的“误诊”　　?

　　第一个对须藤医生诊疗提出质疑的是建人叔叔。邓肯医生诊断后，建人叔叔认为“老医生”（指须藤医生，他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不行，提出更换医生。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诊疗的疑点更多了，提出质疑的亲友也更多了，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难以查证。1949年上海解放，母亲、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帮助澄清，然而须藤医生早于1946年被遣送回国了。虽然失去这个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会，但多年来建人叔叔从未放弃他的怀疑和查证。

　　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亲友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1969年冬天，母亲去世不久，我被单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关系、个人的业余无线电台等问题，办个人“学习班”。几个星期之后，因患结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险”药——静脉推注链霉素( 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 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这难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经常与我叙谈往事，甚至久久郁积于心的疑团。我及时地记录了下来，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记录本上记写着这样一段话：“得幸亲聆建人叔叔的教诲，他虽年纪八十有三，但记忆力极佳，十分健谈，谈吐风生。且边讲边比划当时情景……”?

　　建人叔叔的话，对我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弄清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这些话照录在下面：?

　　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

　　邓医生（Dr. Dunn）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休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

　　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

　　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知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致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

　　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来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复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

　　联系到鲁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迁到租界去居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亲自过目，只需我寻妥就可以，里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迁居租界，连房子都不经自己选择决定，只要我看妥认为合适就可以了，这里不知道鲁迅有什么预感，理由他始终没有向我讲。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况很快恶化，终于没有搬到租界。

　日本医生对鲁迅之死的态度和责任

　　学界（包括日本学界）不少人认为须藤医生的责任仅止于误诊，个别人甚至对误诊还要曲为辩护，大加体谅，说须藤医生近两年的治疗和鲁迅的临终抢救是“负责的”，“特别是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生并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它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 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 注：按一般惯例，“主治”医生须藤如不邀请石井医生一齐诊治，石井政吉是不会留下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 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