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恺钜——改命造运,广结善缘

一個人的命,從出生那天起,從東向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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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庚子年

(2021-01-23 15:22:50) 下一个

孙恺钜 2021年1月23日

 

2020年,终于过去了。但农历庚子年还未真正结束。今年立春在2月3日,故庚子年也在这一天结束。

传说中,庚子年都是多灾多难的年份。1840年是庚子年,那一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国门被轰破,中国人开始了百年的半殖民地的屈辱。1900年也是庚子年,那一年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疯狂劫掠,全中国四万万人赔了西方列强四万万两白银。六十年后,又是庚子年,那是1960年,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那饿肚子的感觉,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又是六十年过去了,2020年的庚子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尽管各国政府很努力,但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虐,形势严峻。

纵览一年来各国抗疫之成果,显然,中国鹤立鸡群。中国政府从疫情爆发之初,就严格执行了封城措施,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奔赴抗疫前线,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目前虽然有些反复,但重复作业,人们信心十足。反而是英美等现代医疗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防控失措,只能寄希望于疫苗。

如此鲜明的对比,让恺钜想起了一百年前的两件旧事。正好也是一个对比。

第一件事,1910年10月,中国东北暴发了鼠疫。鼠疫,也就是所谓的“黑死病”。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历时六年,鼠疫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死亡人数约二千五百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10年的中国,正处在大清皇朝的末期。鼠疫来势凶猛,10月25日,满洲里发现鼠疫,11月8日就传到了哈尔滨。到12月,已经死了三万人。面对疫情,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全权总医官前往东北主持抗疫。他深入疫区,解剖尸体,发现了瘟疫飞沫传播的途径。土洋结合,制订了管制交通,隔离患者,接触患者要带口罩,火化尸体等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1911年1月31日,大疫期间正逢农历新年。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爆竹声中除旧岁”,过新年是要放鞭炮的。伍连德想到鞭炮里含有硫璜,硫磺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于是就号召民众在除夕夜大放鞭炮。说来也是神奇,从大年初一这一天开始,死亡人数真的开始持续下降,一个月的时间,死亡人数归零。一场鼠疫,共计死了6万人。从伍连德上任到4月疫情结束,前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很有意思。在伍连德上任后不久,来了一个法国医生,名叫梅斯尼。此人坚信他能够从患者身上提取有效成分研制出疫苗,对伍连德提出的“飞沫传播”嗤之以鼻,对接触患者需要戴口罩的告诫更是置若罔闻,还以自己洋人的身份打压伍连德。可没过多久,这位洋医生就因不带口罩接诊患者,染上鼠疫不幸去世。

第二件事,1918年,流感在欧洲大流行,因西班牙首先报告了疫情,就此背了黑锅,被冠以西班牙流感之名。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与瘟疫并行,雪上加霜。疫情历时三年才神秘消失,期间共造成五亿人感染,死亡人数高达五千万人,仅次于中世纪的黑死病。

鼠疫与流感相比较,鼠疫之传播速度更快,发病更凶猛,致死率更高。但是,鼠疫在现代医学极度落后的中国,与流感在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三月与三年,六万与五千万,反差实在太大。

这两件陈年旧事的比较,以及2020庚子年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地区抗击新冠疫情的绩效比较,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就抗疫这件事来说,中国人总能够做的比外国人更好。而且这种好,和疫情的种类无关,和疫情的严重程度无关,和医学发展水平高低无关,也和人们是生活在大清朝还是在现代文明的社会无关。恺钜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在于汉民族极其发达、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发达,是“润物细无声”无孔不入全方位的覆盖,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深入到基因里的条件反射。如果我们细究一下老祖宗传下来的各种风俗习惯,就会发现其中往往都蕴含着深刻的防病防疫的机理。比如,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掸尘”(大扫除),即清扫角角落落里一年来的积灰,就是防病的有效措施。除夕夜大放鞭炮过年,鞭炮中释放出来的硫磺,能够消毒杀菌,也是一种防病防疫的措施。逢时过节,每家每户都要给先人、祖宗上柱香,香料能净化空气,预防疾病。江南水乡湿气重,容易滋生虫豸,故而在端午节,家家挂艾叶与菖蒲,熏苍术,佩香囊,在小孩子的额头、耳鼻手足心涂上雄黄酒,这些无一不是防病防疫的好方法。民国以前,中国人见面,都是行拱手礼。西风东渐以后,改为行握手礼,被认为是文明进步的表现。这次新冠疫情使人们认识到,握手礼助长瘟疫传播,拱手礼才是更先进更文明的礼仪。中国人这些习俗无关迷信,都是防病防疫的有效举措。很多生活中的成语,诸如“阴阳和合”、“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等等,无不蕴含着深刻的防病防疫的道理。

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天地大道,也就是自然规律,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可别小看了“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正是有了这四个字,把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统一起来了。所以,中国人的宇宙观,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达到了西方哲学现如今的水平。所以,中国人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和习俗,都有着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顺应自然”。每一个貌似“迷信”的操作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科学道理,有些甚至是科学还没有涉足的领域。但是,不管科学能不能解释,只要是符合“大道”顺应自然的,一定是有效的。比如,恺钜通过命理化解的手段,让一个饱受秃发困扰,医治无效的姑娘重新长出了一头靓丽的黑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的命理化解分二部分,其一是把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作为原始数据代入一个命理学的模型,找出其先天的弱点,从而对这些先天的弱点采取相应的化解;其二是根据其出生时间所给出的信息,按照姓名学的原理起名,以后天的手段引导其人生的运程。在命理化解中,无论是针对先天还是后天的化解,都是基于一个人的出生时间。而出生时间一旦用干支来表示,就体现了这个人出生当时的天象以及地气运行的信息。所以,命理化解的手段是顺应自然符合大道的,也因此而成为有效的手段。这种化解的原理,虽然还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但在哲学上却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思就是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演变,无非阴阳二气的互相作用。现代物理学已经证实了这一论点。气聚则实,目所见故曰之明,气散则虚目不可见故曰之幽。无论气之态或幽或明,物质不灭,故而幽明轮回,能量守恒。气之聚散为因,气之散聚为果,轮回有常,因果不虚。头发生长,气之聚也。女子风华正茂,本不该秃发而发生了秃发,是目可见之果,其中必有气之聚散之因。命理化解的作用,就是找出其因,使生气聚而生其发故而见效。至此,有人可能会质疑,按恺钜的说法,命理化解,是否在本质上动了因果。这话没有说错。任何一件事,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因果的体现。医生治病,命理化解,无一例外,就是干扰了病人的因果。恺钜把它称为因果转移。女子秃发,必是不好的因导致了不好的果。命理化解夺天地之造化,中和了负能量,扭转了这个不好的果,使其长出了秀发,那么其身上原来所具有的不好的因,由于能量守恒定律,不可能凭空消失,必有一个去处。作为命理化解的施术者,正是那个因果转移的媒介。或者说的更简单一点,命理化解的施术者把那不好的因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功德予以化解。同样的道理,中医为人治病也有因果,所以中医师讲究的是医者仁心,用正能量去中和负能量。悬壶济世的同时,必须时时注意调理自己的身心健康。相对应的,现代医学重术不重道,以杀伐之术治病,造成因果却没有调理自身健康的理论和方法,也就只能硬抗因果转移的后果,故而纯粹的西医师的平均寿命普遍地低于中医师。

瘟疫等天灾人祸,其实也是因果转移的显像,只不过规模更大,属于一个社群整体性的因果转移。据《旧约·创世纪》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当时地上的人,并非人人罪大恶极,但当大多数人都在作恶,并习以为常的时候,作恶之因所造成的业力就成为整个族群的共业,洪水一来全部死绝,有些老实人也和作恶多端的人一起承受了因果的报应。按照因果转移的逻辑,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大灾,往往是一个新时代的前奏。这正是因为大灾清算了因果,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开始。二战以后,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和战争,长期的和平使世界总人口出现爆发性增长。科技的发展,更使人类能够更为有效地取得地球资源。资本的贪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创造财富的同时,鼓励人们肆意浪费地球资源而不是提倡物尽其用。这样的生存方式加速污染了地球极剧地破坏了生态的平衡。所以,人类总人口的增加,是以人类之外的生灵成规模的快速灭绝为代价的。由于我们每个人都享受了科技所带来的便利,那么,科技发展造成的对人类之外的生灵的伤害以及对环境的伤害,无疑就是人类的共业。有因必有果,这个因果,也需要人类社会共同承担。所以,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对人类共业的一次清算。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很多人来问我这次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但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惨酷的。一百年前的大流感,持续了三年,新冠疫情在现代医学的干预下,会不会早点结束呢?实际上,这又回到了上面所讨论的因果转移上来了。现代医学虽然很发达,但其重术不重道,所采用的方法,往往简单粗暴,缺乏系统论的全局观。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疫苗,最广泛采用的是mRNA疫苗。这种首次采用的基因疫苗技术,由于缺乏长期实验的数据支持,目前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其短期的效益。我相信疫苗能够控制疫情,但我更担心疫情结束后,再起波澜。后疫情的灾劫,仍然是其共业之因果的延续。

我们在祈祷上苍的时候,更应该反省人类现在的发展观。也许这次的疫情,正是人类文明再升一个台阶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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