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革的故事（偷听的谈话）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我的堂舅（母亲的故事（童年三）），我就想起了我偷听到的他和母亲的一段对话。
母亲小时候跟他一起长大，没有分家，他就像母亲的亲哥哥一样。记得在文革的后期，他来看母亲。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那时候不要谈空调，极少人家里有电扇。这样我总是在外面睡觉，屋里实在热得叫人受不了。
我反正在外面睡，母亲就让堂舅留下，睡在我的房里。我总是睡在我的窗外，结果那天就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们前面的话主要谈我父亲，母亲说到父亲：仍然在劳动改造，不过现在松多了，也开始发生活费了，每个月都能寄一点钱回来，我叫他不寄了，我现在只要负担小的一个，哥哥姐姐都回来工作了，我并不缺钱，但他还是寄。
接下来堂舅问：
“小的一个你打算怎么办？”
谈到了我，自然我就开始竖起耳朵听，
“我不要他回农村去了，我找了过去学生，现在在做医生，给他开了病假条，病一段时间，然后就办病退回城，我打听清楚了，应该没有问题，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
“回来以后怎么办？能有一个好工作吗？”
“那恐怕难，只能去一些街道工厂，尽是老太太。不过我并不想要他马上就去工作，我想要他在家多呆一段时间，看点书，学点东西，我不缺他那点工资。”
“你要是放心，把他户口转到我那里去，跟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我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不麻烦你了，以后再慢慢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如果实在是难，我肯定会去找你。”
“你还是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舍得，孩子大了由不得娘，他在家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担心的是你恐怕管不住他，现在他正在那种青春逆反期，实在是难得对付，我不论说什么，他都是一个“不”，就是要跟大人作对。
就拿今天来说，太阳太大，我不想他去游泳，我要是直说，那他就一定要去，我只好反过来说：你不要一天到晚总窝在家里，今天天气不错，你去游泳吧。
他有点奇怪望着我，但是说：今天太阳大，我想在家看书。
好在现在只要我顶了真，他还是知道让步，从小到大，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一点，我的孩子里，只有他最叫我劳神。”
“我今天跟他谈了好一会，那孩子挺有意思，聪明，脑子可好使。”
“那倒是不假，比他哥哥灵。他哥哥就是用功，那学习成绩是认真来的，可他从来就是坐不住，打小就只想把作业赶快做完，跟我交了差，好出去玩。”
“孩子不都是这样吗。”
“他哥哥，姐姐就不是这样。不过他要是感兴趣的东西，到是能下功夫，有时候突然一下开了窍，做的事情就极好。
我前两天把他十岁时写的一篇作文拿出来看了看，可真正是不错。有条理，能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是自说自话，知道要读的人跟着自己走，这种感觉难得。我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教了多少孩子，不少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说好。 他倒是读了不少书，比我们那个时候都读得多。”
“那就鼓励他将来去做一个作家。”
“饶了我吧，当作家？现在中国还有几个作家不是反革命？我早就想通了，我根本不指望他能做成什么大事，只要他有点本事，甚至有一门手艺，能过个稳当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千万不要像他的父亲，把自己弄成个反革命。”
“我看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他糊涂着了，总爱跟着他哥哥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一说，他就跟我顶，说：我知道，我不傻，你说了一万遍了，家里的事，我不会到外面去说。
那人要是说习惯了，怎么就管得自己的嘴呢？多少人不就是这样乱说把自己说成了反革命，十几岁的反革命又不是没有，别人不会因为他小就原谅他。
我几天前把他的哥哥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你知道厉害，但弟弟小，不知道有些话不能对人说，要注意说话的对象，他要是到外面去乱说，我们就都跑不脱。现在一天到晚都在追查政治谣言，数学系叶教授的儿子不就因为这个被抓了吗，一家人都在接受审查，这是能开玩笑的事情吗？
近两天就好了一些，不知能管多久。我不要他回农场，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那个农场不是农村，阶级斗争也抓得紧，他的一个同学就因为在日记里瞎写，就挨了批斗。
他正是那个年龄，开始事事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唉，脑袋好使，那就是麻烦，那些反革命不都是那些脑袋好使的吗，认为自己聪明，别人都是蠢，当自己知道，别人都是傻瓜，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他的父亲又是反革命，别人说了不该说的话，那是说错了，顶多是个认识问题；他要是说了，就是立场问题，是阶级报复，他那里知道那个厉害！
前一段时间迷上了《史记》，坐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很少他能这样。后来跟我说：别人都说司马迁是史圣，我看未见得。他肯定是不喜欢刘邦，把他写的好像没有什么本事，那么他手下那么多那个人，像张良，陈平，韩信都是都是奇才，为什么要听他的？”
“他说得很有道理吗。你不是总抱怨从来他就像一个三脚猫，坐不住，学东西不求甚解，现在他认真了，你怎么又不高兴了呢。”
“道理是道理，我不放心的就是那个什么都想跟别人不一样，对别人的说法不以为然，还要表现出来，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聪明，从小就是有傲气。
他一年级的时候，同学笑他脸上有一个不大的痣，他说那毛主席脸上还不是有一个。老师把我找去，要我好好教育他，怎么能把自己和伟大领袖比呢，这种想法可是危险得很。
我说他，他却说那毛主席还不是一个人。
这话是能够说的吗，想都不应该这样想。”
“哈哈，那是有些接你的代，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谁都瞧不起，喜欢跟人抬杠。”
“但我为这个不知吃了多少亏，付了多少代价，我不想他也这样。”
“是啊，孩子平庸了，父母不愿意，跟别人不一样，父母又得担心啊。”
“说实话，我现在就是想他跟别人一样，不要去冒什么尖，平平稳稳，现在是什么时候，一句话就能毁了人一生，他爸爸就是跟领导过不去，认为自己正确，好了，这一说都十几年了。
唉！他现在的确是我的最大的心病。”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接着母亲说：
“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他学点东西，但现在没有人学习，靠我一个人逼他，难啊！
他的确是有点小聪明，但毛糙，什么都是浅浅的。什么东西只要知道一点，或则是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可以到外面吹，就不干了，一点毅力都没有。知道一点容易，深入下去靠小聪明就不够了。
如果他有一个正规系统的学习环境，受到严格的训练，他还是能逼出来的，他是有潜力的，但现在，就不要谈了。”
等了一会，母亲又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是老革命，又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比我懂得多。我们年轻的时候，不都是相信教育救国的，认为教育能社会进步，中国要强大，说到底要靠教育。
我不反对年轻人上山下乡接受教育，年轻人吃一点苦有好处，但不能没有文化科学的教育。就算是做一个工人，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能做好吗？”
“什么老革命，越是老，越跟不上形势。我现在是靠边站，话不说，事少干，反正想干的人多得很。
这是一个问题，我老二在上大学，我把那个教材一看，跟我几十年前学的不能比。”
“我还不知道那个教材是怎么来的。懂一点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半懂不懂的几个月就编一本教材，哄孩子都不能这样干。
你说那个科学技术会有什么反动的，进步的吗，有什么阶级性？我们掌握它就干革命的事情，反革命就会用它干反革命的事情，我们的科学技术要跟资产阶级不一样，那可就不好办，那个教材怎么编呢。
说我解放前不对，我承认；但解放后学校是共产党在领导，我从来都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认真改造自己，还是仍然说我在为资产阶级服务，我就怎么都想不通。
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指望什么了，但孩子不读书，将来怎么办，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呢。”
“不可能永远这样，将来总会有所改变，耐心等一等。”
“等？我们能等，孩子行吗，过了学习的年龄，将来没有时间，也学不进去了。
最近邓小平又重新工作，在抓教育，情况看来会好一些。”
“你可千万要谨慎，那个人不会让别人否定文革的，中国只有那个人死了以后，才可能有改变。”
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就明白那个人指的是谁，心想，他们在我们面前装的一本正经，背后比我们还要反动，大人怎么都这样虚伪。
堂舅接着问：
“你现在在上课吗？”
“不多，现在的学生主要是革命，一天到晚都是是大会小会。”
“你可千万要小心一点。”
“那你放心，我现在除了报纸，广播上的话，别的我根本不说。你不知道，我现在一张口，女儿就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你能不能不上那个课？”
“那不行，工宣队专门跟我谈话，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要边工作，边改造，彻底脱胎换骨，做一个革命的新人。他们根本就不放心我，上课还总有一个工宣队坐在底下听。
其实根本用不着，现在的工农兵学员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一句话不对，马上可以把你轰下台，甚至变成批斗会，这样的事我们学校已经有了几起。
不过学校的确没有人，大部分不是在牛棚，就是在干校。我也是刚刚从干校回来，我是死逮活逮把小的抓到干校和我在一起，在那里他还是很听话的。
主要是他的哥哥，他们那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折腾得太厉害了，现在就爱发牢骚，哥哥一说，那个弟弟就说得更出格了，他从小就是这样，人来疯。
他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一点，我就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接下去他们就不谈我了，开始谈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失去了兴趣，很快就睡着了。
在那种时候，母亲最在乎的不是生活上的贫困，也不是自己面对的严酷的环境，而是我，第一，怕我乱说惹祸上身，第二，我受不到良好的教育。
我认为母亲说的不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重视教育，很快就会被边缘化，失去价值。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我的堂舅（母亲的故事（童年三）），我就想起了我偷听到的他和母亲的一段对话。
母亲小时候跟他一起长大，没有分家，他就像母亲的亲哥哥一样。记得在文革的后期，他来看母亲。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那时候不要谈空调，极少人家里有电扇。这样我总是在外面睡觉，屋里实在热得叫人受不了。
我反正在外面睡，母亲就让堂舅留下，睡在我的房里。我总是睡在我的窗外，结果那天就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们前面的话主要谈我父亲，母亲说到父亲：仍然在劳动改造，不过现在松多了，也开始发生活费了，每个月都能寄一点钱回来，我叫他不寄了，我现在只要负担小的一个，哥哥姐姐都回来工作了，我并不缺钱，但他还是寄。
接下来堂舅问：
“小的一个你打算怎么办？”
谈到了我，自然我就开始竖起耳朵听，
“我不要他回农村去了，我找了过去学生，现在在做医生，给他开了病假条，病一段时间，然后就办病退回城，我打听清楚了，应该没有问题，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
“回来以后怎么办？能有一个好工作吗？”
“那恐怕难，只能去一些街道工厂，尽是老太太。不过我并不想要他马上就去工作，我想要他在家多呆一段时间，看点书，学点东西，我不缺他那点工资。”
“你要是放心，把他户口转到我那里去，跟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我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不麻烦你了，以后再慢慢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如果实在是难，我肯定会去找你。”
“你还是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舍得，孩子大了由不得娘，他在家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担心的是你恐怕管不住他，现在他正在那种青春逆反期，实在是难得对付，我不论说什么，他都是一个“不”，就是要跟大人作对。
就拿今天来说，太阳太大，我不想他去游泳，我要是直说，那他就一定要去，我只好反过来说：你不要一天到晚总窝在家里，今天天气不错，你去游泳吧。
他有点奇怪望着我，但是说：今天太阳大，我想在家看书。
好在现在只要我顶了真，他还是知道让步，从小到大，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一点，我的孩子里，只有他最叫我劳神。”
“我今天跟他谈了好一会，那孩子挺有意思，聪明，脑子可好使。”
“那倒是不假，比他哥哥灵。他哥哥就是用功，那学习成绩是认真来的，可他从来就是坐不住，打小就只想把作业赶快做完，跟我交了差，好出去玩。”
“孩子不都是这样吗。”
“他哥哥，姐姐就不是这样。不过他要是感兴趣的东西，到是能下功夫，有时候突然一下开了窍，做的事情就极好。
我前两天把他十岁时写的一篇作文拿出来看了看，可真正是不错。有条理，能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是自说自话，知道要读的人跟着自己走，这种感觉难得。我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教了多少孩子，不少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说好。 他倒是读了不少书，比我们那个时候都读得多。”
“那就鼓励他将来去做一个作家。”
“饶了我吧，当作家？现在中国还有几个作家不是反革命？我早就想通了，我根本不指望他能做成什么大事，只要他有点本事，甚至有一门手艺，能过个稳当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千万不要像他的父亲，把自己弄成个反革命。”
“我看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他糊涂着了，总爱跟着他哥哥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一说，他就跟我顶，说：我知道，我不傻，你说了一万遍了，家里的事，我不会到外面去说。
那人要是说习惯了，怎么就管得自己的嘴呢？多少人不就是这样乱说把自己说成了反革命，十几岁的反革命又不是没有，别人不会因为他小就原谅他。
我几天前把他的哥哥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你知道厉害，但弟弟小，不知道有些话不能对人说，要注意说话的对象，他要是到外面去乱说，我们就都跑不脱。现在一天到晚都在追查政治谣言，数学系叶教授的儿子不就因为这个被抓了吗，一家人都在接受审查，这是能开玩笑的事情吗？
近两天就好了一些，不知能管多久。我不要他回农场，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那个农场不是农村，阶级斗争也抓得紧，他的一个同学就因为在日记里瞎写，就挨了批斗。
他正是那个年龄，开始事事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唉，脑袋好使，那就是麻烦，那些反革命不都是那些脑袋好使的吗，认为自己聪明，别人都是蠢，当自己知道，别人都是傻瓜，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他的父亲又是反革命，别人说了不该说的话，那是说错了，顶多是个认识问题；他要是说了，就是立场问题，是阶级报复，他那里知道那个厉害！
前一段时间迷上了《史记》，坐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很少他能这样。后来跟我说：别人都说司马迁是史圣，我看未见得。他肯定是不喜欢刘邦，把他写的好像没有什么本事，那么他手下那么多那个人，像张良，陈平，韩信都是都是奇才，为什么要听他的？”
“他说得很有道理吗。你不是总抱怨从来他就像一个三脚猫，坐不住，学东西不求甚解，现在他认真了，你怎么又不高兴了呢。”
“道理是道理，我不放心的就是那个什么都想跟别人不一样，对别人的说法不以为然，还要表现出来，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聪明，从小就是有傲气。
他一年级的时候，同学笑他脸上有一个不大的痣，他说那毛主席脸上还不是有一个。老师把我找去，要我好好教育他，怎么能把自己和伟大领袖比呢，这种想法可是危险得很。
我说他，他却说那毛主席还不是一个人。
这话是能够说的吗，想都不应该这样想。”
“哈哈，那是有些接你的代，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谁都瞧不起，喜欢跟人抬杠。”
“但我为这个不知吃了多少亏，付了多少代价，我不想他也这样。”
“是啊，孩子平庸了，父母不愿意，跟别人不一样，父母又得担心啊。”
“说实话，我现在就是想他跟别人一样，不要去冒什么尖，平平稳稳，现在是什么时候，一句话就能毁了人一生，他爸爸就是跟领导过不去，认为自己正确，好了，这一说都十几年了。
唉！他现在的确是我的最大的心病。”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接着母亲说：
“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他学点东西，但现在没有人学习，靠我一个人逼他，难啊！
他的确是有点小聪明，但毛糙，什么都是浅浅的。什么东西只要知道一点，或则是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可以到外面吹，就不干了，一点毅力都没有。知道一点容易，深入下去靠小聪明就不够了。
如果他有一个正规系统的学习环境，受到严格的训练，他还是能逼出来的，他是有潜力的，但现在，就不要谈了。”
等了一会，母亲又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是老革命，又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比我懂得多。我们年轻的时候，不都是相信教育救国的，认为教育能社会进步，中国要强大，说到底要靠教育。
我不反对年轻人上山下乡接受教育，年轻人吃一点苦有好处，但不能没有文化科学的教育。就算是做一个工人，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能做好吗？”
“什么老革命，越是老，越跟不上形势。我现在是靠边站，话不说，事少干，反正想干的人多得很。
这是一个问题，我老二在上大学，我把那个教材一看，跟我几十年前学的不能比。”
“我还不知道那个教材是怎么来的。懂一点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半懂不懂的几个月就编一本教材，哄孩子都不能这样干。
你说那个科学技术会有什么反动的，进步的吗，有什么阶级性？我们掌握它就干革命的事情，反革命就会用它干反革命的事情，我们的科学技术要跟资产阶级不一样，那可就不好办，那个教材怎么编呢。
说我解放前不对，我承认；但解放后学校是共产党在领导，我从来都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认真改造自己，还是仍然说我在为资产阶级服务，我就怎么都想不通。
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指望什么了，但孩子不读书，将来怎么办，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呢。”
“不可能永远这样，将来总会有所改变，耐心等一等。”
“等？我们能等，孩子行吗，过了学习的年龄，将来没有时间，也学不进去了。
最近邓小平又重新工作，在抓教育，情况看来会好一些。”
“你可千万要谨慎，那个人不会让别人否定文革的，中国只有那个人死了以后，才可能有改变。”
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就明白那个人指的是谁，心想，他们在我们面前装的一本正经，背后比我们还要反动，大人怎么都这样虚伪。
堂舅接着问：
“你现在在上课吗？”
“不多，现在的学生主要是革命，一天到晚都是是大会小会。”
“你可千万要小心一点。”
“那你放心，我现在除了报纸，广播上的话，别的我根本不说。你不知道，我现在一张口，女儿就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你能不能不上那个课？”
“那不行，工宣队专门跟我谈话，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要边工作，边改造，彻底脱胎换骨，做一个革命的新人。他们根本就不放心我，上课还总有一个工宣队坐在底下听。
其实根本用不着，现在的工农兵学员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一句话不对，马上可以把你轰下台，甚至变成批斗会，这样的事我们学校已经有了几起。
不过学校的确没有人，大部分不是在牛棚，就是在干校。我也是刚刚从干校回来，我是死逮活逮把小的抓到干校和我在一起，在那里他还是很听话的。
主要是他的哥哥，他们那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折腾得太厉害了，现在就爱发牢骚，哥哥一说，那个弟弟就说得更出格了，他从小就是这样，人来疯。
他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一点，我就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接下去他们就不谈我了，开始谈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失去了兴趣，很快就睡着了。
在那种时候，母亲最在乎的不是生活上的贫困，也不是自己面对的严酷的环境，而是我，第一，怕我乱说惹祸上身，第二，我受不到良好的教育。
我认为母亲说的不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重视教育，很快就会被边缘化，失去价值。
You must be a father by now! It is not easy to be a mother or father. They are experienced, and that is why children should listen what their parents's words, which others might never say the same to you.
几十年前的事（话）你记得这么清楚？ 不是编的话，那你是神了！！！
-----------------------------------笨蛋！这是故事啊！大意正确就是了，又不是放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