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物: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

介绍海外民运的著名人物: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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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官员谈论民运各派人物

(2007-09-25 18:00:53) 下一个

民运分子大开口 台湾被骗十几亿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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