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十章 有人说他痴呆了……

作者：师东兵

第十章 有人说他痴呆了……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张春桥越来越消沉寡言了。刚开始时，他对报纸很关心，偶然报纸来得晚了，他就朝着监管人员晃晃手中的报纸，表示该换报纸了。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几乎什么也不感兴趣，连警卫和监管人员叫他，他都不大答理了。

本来，对一个酷爱读书和写作的政治家来说，书本和报纸、纸张、笔墨，都是须臾离不了的东西，可现在张春桥恰恰缺少的就是这些了。他每天闭着眼睛，昏昏欲睡，仿佛把自己陷身于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里了。

早就送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决定，放在桌子上许久了，他连看都没看。奉命和他谈话的监管人员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他坐在那里默不开言。他不像有些失去自由的政治家那样大喊大叫，好像离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群众就没法活似的。自从他进了这里，就没有想把获得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他的表情是一派看破红尘的样子。

“张春桥，你最近有什么想法吗？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来看你来了，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和他们讲一讲。”

不管监管人员怎样对他说，张春桥就是不理睬他们。那些人也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他讲上几句当前的形势，就扭头离去。末了，甩下一句话：“你有什么要讲的，可以写报告！”

张春桥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春桥已经痴呆了，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对他的刺激很大。他两天没有吃饭，恐怕是这个原因，使他已经成为废人了。”有人向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反映。“张春桥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绝望的表现。”

但是，汪东兴不这样看。他比较了解张春桥，特别是对他的那双骨碌碌的眼睛，他更有着最深切的感受。那天，他专门到监押地看了看张春桥，从无意的一刹那间里，他看到了张春桥的眼睛。啊，还是那样乌黑透亮，还是那般闪闪发光，还是那种滴溜溜的神采。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从张春桥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的深埋在心里的仇恨，和火烧般卷土重来的渴望。是的，只有对现实不共戴天般怒愤的人，才有那样的眼神。

汪东兴想起了将他押走的那一刻时张春桥的眼睛，足以能使他感到脊背上冒冷气。

张春桥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就是阴谋和鬼计的化身。他那冷峻的面孔和咬牙切齿的批判，往往使相当一批人想起来就感到发颤。甚至人人认为，江青的一些坏事的来源，都是出自张春桥的点子。这个摇羽毛扇的军师，眼睛似乎一转，就有一个什么主意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

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时就说：“张春桥在江青反革命罪案中，是一个最坏、最毒辣的角色。他善于出奇不意地抓别人的小辫子。现在看清楚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就是类似张春桥这样的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那回事。但是，毛泽东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捏造，使毛泽东对中央和北京的现状作出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于是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既然对我们失去了信任，那当然就得重用江青、张春桥、林彪、康生这些人。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对于张春桥这样的人，如果不给予法律的制裁，就杜绝不了这样的人人物的土壤。我主张在适当的时候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们。现在我们还顾不上处理他们，得集中力量解决‘两个凡是’的错误，即先把华国锋他们的问题处理好了，对再处理张春桥这些人较为有利。”

张春桥这时当然不会想到上层的这些动向，他只能凭着过去的经验和实践来对中央的上层进行种种猜测。就是这些猜测，也和接踵而来的实践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张春桥看上去明显地衰老了。额头的额纹和眼角的鱼纹已经像刀刻般地出现在脑门两测，紧抿的嘴唇如同凝固似的总是一声不响。从早晨起，他就好似一尊石雕般坐在床上或者站在十几米的院子里动也不动，他几乎是靠回忆和思索来打发难熬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犹如石破天惊，同样震动了张春桥。

已经很少看报纸的他，把署名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连续看了好几遍，他很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央最高层的动态。盘旋在头脑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耳旁回响起当年大批判文章里的一句话：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土农乐业’，实啄七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欣赏，原因在于此。”

当年讨论《水浒》的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他们这些中央领导人们都预料到今后中央和地方上都会出现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可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会议上都纷纷地批判宋江，发誓赌咒地表白自己绝不当投降派。特别是华国锋，他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摇晃着他的右手说：“在战争年代，任何的动摇和投降到了战场上都是要杀头的，现在在和平的年代，谁要是向修正主义路线投降，充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宋江，我们就要像打倒刘少奇、林彪那样地来打倒他们。我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深深感觉到这个指示的重要意义。”

现在他已经充当了一次典型的投降，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不再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反而把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英雄们打了下去。这同宋江的“及时雨”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一篇文章说的分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成为检验是非的标准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践。从表面上，文章引用的都是毛泽东的话，就连这个命题也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改一篇文章时亲笔加的话，论述的似乎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但是，从他们的政治需要来讲，他们是为推翻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而造舆论的，这就是一种全面复辟的阴谋了。

这天．监管员一早就听见监房里响起一阵低沉、嘶哑的唱样板戏的声音：

“……休看我戴铁铐、裹铁镣，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监管员觉得很新鲜。已经好久了，张春桥这里死气沉沉，有时连喘息的声音都没有，今天怎么他想起唱歌来了？他走过来，问道：“你又有什么好事了，怎么一大早就唱样板戏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地位吗？”

这回，张春桥可是开了口了：“我怎么不知道？如不知道我为什么唱这出《红灯记》呢？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感觉到浑身轻松，如释重负。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你的身体好好的，怎么能说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呢？”监管员疑惑地说，“专案组问你什么，你都拒绝回答。现在好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人问你什么了，你倒觉得空虚了，是不是？”

张春桥看了这个监管员一眼，哼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呀，你们过去都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你们可否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快被人彻底否定掉了？到了现在还是蒙在鼓里，而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忠心耿耿的人眼看就要掉脑袋了。当然，掉脑袋并不可怕，现在我这颗脑袋和掉了没有多大的区别。这只是苦了中国的老百姓了，苦了文化大革命艰苦战斗的造反派喽！”

“你总是说现在的政局不好，请问你们过去的政局究竟有什么好？你们到底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所谓正确的呢？你说现在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到底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要干什么？”

这样一问，倒使张春桥打了个怔。这些年来，全国的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但是中国究竟是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究竟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看来就是连政治局里的这些人心里也没有个具体而明确的蓝图，这就无怪乎普通老百姓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警惕了。他仔细地思考着毛泽东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的一系列文章和指示，觉得最能说明中国前景的理论文章，就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那封信了。

在这封意义颇深的信里，毛泽东给全国各行各业的单位和人们构划出一副远景图：

“只要在世界没有发生世界犬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值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农、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在张春桥看来，毛泽东的这个构想，是建立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包围的敌情下，随时处在临战状态下的一种长远战备建设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和部署，可以把全国人民很好地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全民皆兵，各自为阵，也可以逐步地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七亿中国人民形成一个能文能武的整体。于是，“全国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就成了流行的口号。这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环境中，毛泽东这样设计中国的前途无可非议。事实上，那时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任何人能提出相反的意见和不同意的理由。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伙赶下台后．苏共领导人曾经多次通过各种方式暗示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效仿他们也把毛泽东搞掉，以实现中苏友好。在这种形势下，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要派代表出席苏共的第二十三大，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和痛斥。再加上文化战线上一系列引起毛泽东严重不安的反党现象，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旨在清除隐患的大革命。

张春桥认为在敌我战线不明，中央高层人物面目不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心中的战略考虑，只能通过在给自己的妻子江青写信的情况下表达，这才有了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致江青的信。

在那封信中，毛泽东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张春桥当然清楚，所谓“我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中央催着要发”就是刘少奇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根据群众绝大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要把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全党，希望主席很快批转下去。”毛泽东对他说：“不发行不行？”刘少奇说：“不发不好，因为林彪同志讲话是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不发就等于违背了这些同志，我们不好向革命小将们做工作呀！”

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两个重要信件是统一着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具体部署。毛泽东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既然是演习，那就必然还要有真的。什么时候来真的呢？那必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开始作秘密报告，丢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造舆论了，这一天快要到来了。那么，中国的二次革命就不是演习，而是真的了。张春桥想到这里，开始兴奋起来了。

是的，张春桥的这种兴奋是有根据的。还在一九六七年的七月问，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江青和他谈起了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江青说：“武斗当然不好，我们必须反对。但是也要看到这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经过一场武斗后，双方的群众都受到了锻炼，将来资本主义复辟了，群众就用这个来对付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斗也是一场演习。未来反复辟的战争的演习。”说完哈哈大笑。

张春桥直到今天还记得江青当时大笑的面容和神色。

不久。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也知道了许多省市的武斗动用了机枪和大炮。周恩来说：“广西一些群众组织把我们援越的物资都抢去用来搞武斗了。现在的武斗状况是越来越升级，到处是混战一场的局面……”

“怕什么，打就打上一场嘛。”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从来不是那么严重，他开玩笑地说，“谁说中国爱和平，我就说是爱好战争。我们多年没有打仗了，现在倒打得热火朝天，我看这就是最好的锻炼。如果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肯定能出不少的战斗英雄。对这些乱子，我们第一反对，第二引导，要做具体的分析。对真正的左派，我看是要武装起来的。不这样，造反派的成果和安全怎么来保证呢？”

张春桥想到这里，对未来再次充满信心。他断定，中国将来肯定是要有一仗要打的，所谓反复辟的人民战争是一定会到来的。

他，做梦都不会忘记了将来的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