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张春桥

作者：师东兵

邓小平听了办公室的汇报后，生气地说：“张春桥眼里没有我们，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逻辑的。大概他到目前还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政权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个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对他没有别的可讲，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

是的，对这个凭着笔杆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云直上的文革新贵，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已经几次交锋了，每次交锋，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在他的眼里，张春桥这个人仿佛像个冷血动物，对他们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几乎没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扑克，不贪财物，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节，喜欢跳舞玩桥牌，收受别人的礼品的人统统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都给那些人以下不了台。这样的人，实在是难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邓小平听到张春桥来到了北京，特意把张春桥叫到自己办公室里，听取他汇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张春桥在汇报时，却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搞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后，当晚刘仁召开高等会议，布置由张文松、范谨、李珙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关锋、戚本禹和我们的材料，并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在他们召开的黑会上，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彭真等市委领导的材料，都不登简报只覆写两份材料送市委书记处传阅……”

邓小平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现在就能说北京市委是在开黑会呢？这个结论你下得太早了，。结论应该内中央下，而不是你们下。”

到了这年的十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在休息室碰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冷冷地问他：“你说，今年四月彭真死党们的会议是黑会还是红会？这下你可以下结论了吧？”邓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谈话的情形。于是只好点点头：“看来你是有先见之明的。目前来看那个会是个黑会。”

张春桥得意地说：“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还是我们下的呢？小平同志，你不要动不动就以中央的名义在讲话。现在你应该真正认识到，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够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邓小平不愿和他纠缠，只好说：“过去不清楚，现在清楚了。”

这以后不久，邓小平看到一份传单，上面是张春桥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时的讲话，他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在强大的攻势下，相继在会议上作了极不像样的检查，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辩，企图蒙哄过关，伺机反扑。我们必须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纵容和姑息任何敌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红旗》杂志上，我们发表了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这样的号召：‘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论什么人，如果再坚持错误路线，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样的话，对邓小平这样的人，同样适用。我们现在将看他怎样走路。”

邓小平现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张春桥好好地看一看我邓小平是怎样地来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放了炮后，本来不计划再讲话了。可是华国锋在讲到对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遗留问题时，提出 “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时，陈云对邓小平说：“老华在搞和稀泥。他实际上还是在搞‘两个凡是’的路线。”于是，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重型导弹”的陈云再次发言，提醒中央对那些遗留的问题，包括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一连点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的叛徒案，陶铸、王鹤寿案件，彭德怀案件，天安门广场案件等重大事件，认为必须马上平反，并说：“我认为康生是鬼不是人，对康生这样的阴谋家和整人狂，如果我们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张春桥就是活着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样类型的人。”

这个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内容。

全会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一九七九年的国庆，是建国三十周年的重大节日。我们应该给叶剑英同志准备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正式回答举世提出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问题，和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个江青集团的新的罪行行迹在这年的国庆讲话里出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传出了叶剑英的声音：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张春桥从当晚的电视里看到了叶剑英讲话的神态和面孔，他对着电视里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其实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当初不正是你叶剑英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军内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吗？当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积极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脸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嫁祸于我们，天理难容呀！”

张春桥不是傻瓜。他从今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不是由华国锋来作而是叶剑英出面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谓罪状，就可以预料到中央最高层发生的微妙变化。加上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给自己所加的罪状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这次，叶剑英所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就意味着要用法律来给他们壮威了。这从另一面证实了有人给自己的提醒。

表面上，张春桥坐在那里泰然处之，其实他在关注着叶剑英讲话的每一个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

张春桥紧咬牙关，强听着他认为是颠倒黑白的这篇讲话。在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这位口口声声是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闭口不谈毛泽东领导的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而是笼统地讲“中国共产党”，俨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的化身，这实际上是在变着法术控诉毛泽东。张春桥听完这篇讲话后，第二天又仔细地研读了报纸上刊登着的他的讲话。把他给自己所定的罪状一一地罗列出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

张春桥最恨的，就是他所称的当局把他们和林彪集团搅混在一起。明明我张春桥是和林彪斗争的，林彪想尽一切办法杀的是我们，恰恰是你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献媚讨好，企图借林彪之手来对付我们，现在却把我们和林彪打在一起。你们却恬不知耻地装扮成了和林彪斗争的英雄。这不是伪造历史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张春桥骂道：“这是在变着法儿攻击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结论，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叶剑英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换概念，把走资派和党、政府、军队的广大干部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挑拨和歪曲。‘砸烂旧的公检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这一切说成是我们的创造。一是当局的卑鄙，二是我们的光荣，让历史来给我们作证吧！”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

张春桥认为，把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歪曲成连低能儿都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是叶剑英这篇控诉的特色。他在报纸上批道：“可敬的先生们，你能举出我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人谈话或讲话中有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举出一个，我张春桥自认为该杀，如果举不出来，不正说明了你们是诡辩和捏造吗？”

叶剑英的讲话继续说：“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上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张春桥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下，划了一杠，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批道：“这话是谁说的？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说这种只有低能儿才说出的言论。”他把所有对他们的批判都列为“歪曲、诬陷、污蔑”。喃喃不休地说：“根本不值一驳！不值一驳！”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党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叶剑英在讲完这些后，抬起头来，拉长音调，大声强调：“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叶剑英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华国锋站了起来，大声地插话：“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

张春桥当时在电视机旁，看到这些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连说三遍：“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

就连监管人员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仇恨是远远地大于和超过了对邓小平和叶剑英的仇恨。他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怎样处罚和对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斗争。但是对华国锋来说，则是标准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行径！他说：“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有亏待过他，他如此对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兽不如的做法。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阶级的道德、任何集团和派别，都是要杀头和声讨的对象！”

看到叶剑英这篇他认为是杀气腾腾的讲话，张春桥跟前总是浮现着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时的毛泽东，大气磅礴，指挥若定，很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

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写《反共启示》的事情向中央写检查，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后，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公开为刘少奇鸣冤，公开反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潮流。原来的红卫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开地站在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列。这时，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他对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说：“这些小家伙后面有大鬼。这是一个信号，刘少奇们要急着复辟！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你们要警惕这一点。”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举行了一系列的誓师大会，要把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党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江青发表了一篇讲话：“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作了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你们有权力批评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很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份。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得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江青指着的就是这些事情。

毛泽东这些天，连着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等人谈话，他说：“刘少奇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我对刘、邓已经绝望了。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接着，毛泽东端出了他认为是同刘少奇等斗争的实质，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刘少奇等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很注意他的谈话，就更加来了兴致，把手一挥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整个阶级斗争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现在，我们必须当成阶级斗争的大事业来做。一九六七年，我们要把它作为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还在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他解决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时，毛泽东就当面称赞他说：“你做得是对的，所有责难你的话都不正确。在群众斗争的经验上，你比我们某些共产党的大官们还要好。以我看，上海沟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群众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议你要把工总司这支力量抓住。从工人中注意发现和培养好的人材。”

毛泽东还建议挑文远通过解剖一个两面派人物来警告所有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说：“你要亲自动手写文章，把你的笔杆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养你这个红秀才。文化革命嘛，没有好文章怎么行呢？”

于是，姚文元几易其稿，于一九六六年底写出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连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说出来了我要讲的话，这就是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我们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

毛泽东还亲自在这篇文章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张春桥就认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博得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召集江青、他和周恩来、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看一九六七年要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用常规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通过开会，改组党委或中央领导班子，撤销一些人的职务等等，都不是好办法。得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办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夺权或接管的办法解决当前各地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问题。这场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总得有个革命的样子。”

张春桥面对现实，深深地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料定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不会向党内那股保守势力屈服的，他不会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那条组织原则来解决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选择一条群众斗争的方式，大规模革命的方式，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向走资派夺权。这既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须要抓出一个样板来。

这次召见之后，江青给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口信：“主席希望你亲自抓上海的斗争，搞出经验来，学会抓生产和经济工作。”

这时，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这些老帅们也在日夜研究毛泽东的思路。他们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曾经秘密地和他们这样说：“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数，但是主席并没有和我们讲过。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样个革法？大多数同志并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势利导。主席谈话时把一九六七的任务归纳为：一是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路线的大批判。把这四条结合起来看，全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乱。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就在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准备回到上海，开始发动向上海市委的夺权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赤卫队”为了抗议张春桥支持的王洪文这一派，组织北上告状，遭到了工总司的追击，造成了沪宁铁路中断，生产停顿。王洪文向张春桥汇报了此事，说：“上海的走资派企图用破坏生产来逼迫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低头。”

张春桥回答说：“痴心妄想！他们不干，我们干！”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凌晨一点，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让他出面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解决上海的交通中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不出面或无力解决，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组织了，”然后，他又分别打电话给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现在敌人企图用破坏交通和生产的方式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毛主席施加压力，我已经通知了陈丕显，让他抓生产。估计他不会真干，所以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我也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再算！”

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回上海之前，即于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谈话，说“陈丕显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资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动他。我们商量过，还是要把他拉出来，他不出来就强迫他出来，让他站到前台来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拥护毛主席，早就出来抓生产了！他拖着不干，你们就干！那就要夺他的权了！”

一月四日，就在张春桥回到上海之时，上海文汇报社夺权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告记者书》中宣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也夺了权。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批判了陈丕显等人支持的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号召全市工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向所谓的走资派宣战。就在这天，张春桥来到“工总司”，向王洪文等领导人发表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方使我们不得不夺市委的权。否则，整个经济就要崩溃。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发布了夺权的三个通令。然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继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联络站”等机构，全面地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

对张春桥等人组织的这些行动，毛泽东欢欣鼓舞。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你看，转机来了，只要造反派夺权，什么办法都来了。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他们，用这个办法解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泽东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时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他们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的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我从来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没有的事。”他还对周恩来说：“这个张春桥呀，是个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个人，让他到第一线去锻炼，逼着他抓生产，管理国民经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毛泽东的审定发表出去。立刻成为全国大夺权的进军令……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夺权斗争。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里再次指出：“从一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一月廿日，《人民日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和批准，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时隔十多年，张春桥在狱中回忆到这些的时候，心里还按捺不住一阵阵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完全是百分之百地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照着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办事的。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批判，是复辟狂的叫喊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到，当初他们起来造反，是一种所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运动。如今。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清算，是一跨法律的制裁。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反动呢？恐怕他是连想都不愿意想一想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