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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吴洁

(2010-08-08 20:08:04) 下一个


作者:吴燕中

       在毛主席诞辰101年的前夕--12月23日,我的父亲与世长辞了。他是心脏内科学的开拓者之一,毕生为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带着对医疗保健工作的执著,带着末完成著作的遗憾,走完了人生坎坷的漫漫长路,他是凡人,却有许多非凡的业绩。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使得他默默的告别了人生,然而他又是那样的不凡,在国家的关键时刻-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抢救了主席及许多首长的生命,为了中国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在死后还把遗体无私的献给了医疗事业,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似的遗言,岁月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抹不掉的记忆。在他100岁寿辰的日子里,为缅怀那难忘的业绩,愿他在九泉之下放心    
    

一.力尽艰辛,开拓心内科学(抱效祖国)

    1.留学回国

    父亲生于1907年,少年时代生长在北京的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四人。爷爷在外做事(当过厦门税务局局长),所以思想比较开通,有着超前意识又比较专制,很早就为子女们安排好一切。让老大学法律;老二学经济;老三(也就是我的父亲)学医学。鼓励子女们学英文,出国留学。因此,当别家同龄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时,爸爸十二岁就离家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和二哥一起勤工俭学。二哥对他极其严励,逼他念书。毕业后在圣约翰大学读英文系,一年后又读了八年医学系,他富有强烈的求知欲,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终日埋头读书,1934年荣获医学博士学位。但同时又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土地革命时期,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之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救护工作,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环境中,倍感我国医疗技术的不足,于是从1936年赴美留学,在知名人士怀特教授(他曾当过御医)门下攻读硕士,出国时父亲只带了不多的钱,他要一边工作,为支付生活费与学费而奔波,另一方面又要为学业而勤奋,这样每天都要学习,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读书时的笔记全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这些讲义他一直保存着,对父亲后来的医学实践起了很大的帮助。由于他学习勤奋,给这位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怀特教授“文革”时期访问中国时还向周总理提起我的父亲。三年之后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科学硕士(博士)学位,在异国他乡的“唐人街”上,他目睹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屈辱,感到愤愤不平,因此,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一组漫画,使他更加义愤填鹰。一幅是中国共产党在热火朝天的盖工厂,另一幅是国民党在无度的亨乐;一幅是中国共产党人盘腿习地而坐,把黑板挂在树上,艰苦的学习文化;另一幅是国民党在豪华的歌舞厅时里饮酒放荡。这鲜明的对照激起了他强烈的抱国志愿。他痛恨旧社会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毅然放弃优厚的生活和工作待遇,在抗日战争时期重返祖国。

回国后他从外国人手中接管了北京医院(过去的北平医院),在北京医院院庆时,曾开展过一次知识竞赛,有一道题是:“北京医院第一任中国人的院长是谁?”正确答案是“吴洁”。工作中他深深地感到:“吾国对心脏的研究早有成就,所惜者,惟以后末能用科学之方法,继续深追而有更多的结果”。于是他通过大量中国和西方的有关文献,结合临床积累的资料,系统加以研究,撰写了《心脏病分类法》、《心脏病概论》、《心律失常症》等著作,成为当时较详细和较系统的一部心脏病专著,而成为心脏病的开拓者之一,被评定为一级教授。他在一生中长期从事各种重症的抢救工作,经他救治的患者不计其数,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有国际友人。他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有口皆碑,由于他在医学上成就卓著,经军委副部长傅连章同志的举荐,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同志任命兼内科主任,并把负责中央首长医疗保健的重任交给了父亲,他通过与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与其他一般工作人员的接触后,爱国热情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感概的写到:“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是正确的......唯有实行新民主主义,才能到社会主义,唯有学习政治,才能追上时代。”“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秉真诚医务工作者的态度,把毕生的精力投入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事业。”

    二.呕心沥血,投身医疗事业

    1.不辞辛劳,不分昼夜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既熟悉又默生。他之所以熟悉,因为是我的生身父亲,而之所以默生,因为他经常夜以继日的工作,很少带我们去逛过公园,很少和我们一起交谈,甚至在一起吃饭时候也是那样的匆忙,经常是不等他回来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仍不见他的踪影,由于工作的性质,他没有休过一个真正的节假日,甚至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到二十几个小时,由于中央首长大多以昼代日,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坚守在自己的重要工作岗位上,一直工作到耆年,本来他打算退休后,专心写书,把丰富的临床经验流传后世,但末能如愿,一直工作到卧床不起之日。由于他的工作使生活及睡眠无规律,只有靠吃安眠药调节,有时刚吃过药躺下,一个电话打来,就得出发,有时胡子刚刮了一半,电话铃一响又要赶到病人床前,甚至在他患病期间,刚刚扎上输液针,一个通知拨了针,胳膊上的针眼还在渗血,他就已经出发了。他似乎每天都处于“备战”状态,一个出诊包,放着各种诊疗器具;一个出差的皮包,放着经常换洗的衣物,两个包放在固定的地方,他从来不许我们碰一下,因为那是他争分夺秒的全部行囊。

    2.争分夺秒,勤奋工作

      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一丝不苟,简直到了痴心的地步,一次他拿回来包压缩饼干,让我尝尝,我说不太好吃。他却说你不知道人的一生有多少工作要做,可是在吃饭上却要浪费很多时间,这些时间能做多少事情,压缩饼干虽然还有不足,但是营养成份还是合理的,今后再改进一下,味道美一些就更好了。一定能为人们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日除了为中央首长出诊,仍挤出时间,坚持出门诊,到医院查房,争分夺秒地为普通的病人服务,赢得了许多人敬仰的目光。

    3.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为了医疗事业不知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和牺牲,就拿家里的事来说,他很少过问。我的大姐在很小的时候,不幸身患肺炎,凭借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父亲的医疗技术,本该没有危险。但是,只因他一心忙于工作,大姐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过早夭折。在毛主席病重期间,母亲不舒服,说了好几次请他帮助看看,他总是说太忙过两天再说,结果母亲支持不住,只好自己去医院,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当时他在中南海不能离开,至使他在母亲离开人间之前,只回家看过一、两次,事后别人不解的问他:“为什么守着医院没有及早发现?”他惋惜地说:“我们医疗组的工作太重要,关系着全国,所以发现晚了。”经过他的诊疗,不知有多少人的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自己家里的亲人却没有得到他的精心治疗,而过早的离开了人间,为此我们曾埋怨过他,对我们关心的太少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而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感到懊悔,不该责备他,也逐渐对他更加理解,更加敬佩。

    三.医德高尚,医术严谨

    1.不为名利,严于律已

      他经常说:“医学发展是迅速的,一天不学就不能看病人,就要落后了。”所以,他不满足于已有的丰富临床经验,仍然争分夺秒的、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世界上先进的医疗技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身边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随地记录着每一个病人的症状、诊断、用药及治疗后的效果,为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掌握第一手资料,也为退休后著书立说积累资料,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整理医案,为内科心脏方面的专著拟写了大纲及一部分初稿,只因“文革”时期抄家,至使渗透他一生心血的宝贵资料遗失,著作只得搁浅,而末能如愿以偿,使他遗憾终生,成为终生的一大憾事。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一生只追求事业上的成就,把名利看得很轻,很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不少的已成名成家。以他的临床经验及资历,解放前就闻名于医学界,本可以早日闻名于国内外。但在建国以后,因为长期负责高干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所以除了医学界和中央首长以外,并没有被更多的人知晓。做为医学界有名的“吴式三雄”之一的他医术高超,又甘愿做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忘我工作着。

      担负首长的保健工作,他毫无怨言;以他工作的特殊性质和地位,本可以得到众人的瞩目,而他却从不彰扬,没有一点架子,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为人谦逊、谨慎,而且不善言辞,从不愿意特别的表现自已。因此在我们填写简历时,他从不肯让我们填上院长的职务,只把他写成一名普通的医生,然而他在事业追求中却是脚踏实地,奋进不熄,让人不得不佩服。在他的救治下许多病人和家属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难免要送一些礼物,但是他从不肯收下,而认为那是他应尽的职责。就连他每次出差应领的补助,也经常不领而贡献给了国家。

      他身为医院的院长却能严于律己,从不让家人看病有半点特殊,如我们病了,他从不让到北京医院去看,因当时北京医院只接待中央首长;后来医院开放了,母亲因肺癌住院,也只是和普通病人同等待遇,没有丝毫特殊。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也是严格地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一次我去看他,进去就坐在了旁边没有病人的床上,他马上阻止道:医院里有规定,探视病人不能坐在病人的床上,再说空着的床都是护士铺好的,你一坐就不平了。我连忙整理好那张病床,坐在凳子上。当我长大以后,也在医院里做了护士,几次想换换工作都被爸爸阻止了,他常说护士工作也是很重要,我对护士从来都是很尊重的,没有护士,医生就没法工作。当时我真的不理解,很多人甚至一些医生都看不起护士,而父亲这样有名的医生却如此重视护理工作。

    2.医术精湛,精益求精,高风亮节

      为了医疗上的准确和可靠,他曾经与张孝骞一起赴苏做小白鼠试验,取得了许多可贵的成果。他医术精湛,在他的精心治疗下,不知使多少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化险为夷。他的临床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但他从不为此而满足,即使是对每一个治疗方案的实施,他都要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例如:硝酸甘油是临床上心脏病人常用的药物,他从不局限于简单的用药,而是根据病人的不同年龄、性别、病情,力求准确的制定服药的剂量,以及服药的时间,从而获得最佳的疗效,难怪人们称赞他把药用活了。

      他认为医生的责任不仅仅是治病,更重要的是防病。于是超前的提出了许多老年保健卫生的防范措施,例如:如何劳逸结合;如何控制饮食;如何适当锻炼;以及乘坐飞机的高度等,并得到了医学的验证和认可。就连人们用的卧具他也十分重视,如塑料制品是否可以装食物;泡沫塑料做枕头、褥子是否对身体有害等问题也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为老年的保健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医术上他从不以自己的正确而自居,就是在苏联专家援助时,即使自己的方案完全正确,也从不强加于人。为此在北京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对于父亲很是满意,于是对父亲说:“以你们这样的医疗水平,苏联再派专家来已经没有意义了。”1978年一位(肖劲光)司令员突发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塞并发心律紊乱,脸色苍白,血压不稳,心率每分钟仅有20-30次,病情十分危险,父亲闻讯托着病弱的身体,和黄宛、牟善初等内科专家一起会诊,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使病人转危为安,而自己的身体却日渐衰弱。一位首长(谢富治)需要手术,这虽然是外科的工作,但他还是等到很晚, 手术完才肯离开,第二天一大清早又出现在了病房。为此他得到了各阶层很多人士的信赖,不论是大病还是小病,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平民百姓,每次点名请他,他总是有请必到,从不厌其烦,而且都会一丝不苟,精心治疗。他承担了许多首长的抢救工作,并且已经不计其数,但是一直未出现任何差错。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尤其是在医学界这更是难能可贵的。(聂荣臻,傅宗碧傅钟都找他,刘少奇抢救他去了,陈毅,邓子恢的抢救也都去了。)因此毛主席对他的印象很好,很欣赏,说:“吴洁是个诚恳的老实人,可以信赖的人。”

    3.医德高尚,一丝不拘

      他以工作严谨而著称,令许多人折服,不论是与苏联专家合作,还是与老、中、轻医生的合作,他总是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他人共同研究,反复比较,力求万无一失。

      做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更可贵的是为了研究药效,他还要经常在自己的身上做试验。对于一些新药,为了保证治疗上万无遗矢,他总要自己先试服或试用,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肯用于临床。记得有一次,我看父亲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刚打了一针,有点疼。我以为是父亲病了,后来才知道是为主席治病,主席因其它事不快而拒绝用药,于是他耐心的、详细的讲述了药品的作用,用药后的感受,才说服主席用药。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做一个医生太难了,也太伟大了,当别的叔叔让我跟爸爸好好学学,长大了接爸爸的班,我觉得自己做不了医生,因为我最怕打针。

    四.誓死不屈, 严守医疗机密

    1.不泄机密

      做为一名医生,他恪尽职守,医德高尚,严守国家机密,从不泄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病情材料,宁死不屈,甚至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生命。“文革”初期,几位首长把他接到家里(聂荣臻,傅钟,傅崇碧的家里,)因此得到了暂时的保护,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首长们也没有办法了,(聂老总说:)只好先接受群众的批判。在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不明真象的“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逼他交出“修正主义分子”的医疗保健材料,“坐喷气式飞机”,遭受毒打,脸被打肿了,眼镜被打碎了,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始终末吐露一个字的秘密,事后他对我们说:“我已经做了死的准备.......让我保密的事,又怎么能泄露呢。”“文革”时期,追查某几位首长的材料,(杨成武的)他守口如瓶,为此惹恼了别有用心的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抄家受批判已成了家常便饭,(后杨得知, 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我们兄弟姐妹也因此受到牵连,为了顾全大局,妈妈让我们与父亲划清界线,而自己则不同意与爸爸划清界线,坚信爸爸不是坏人,为此也惨遭毒打,以至身患癌症。每当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不知当时爸爸在内外交困之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受到莫大的屈辱。后来在一九六九年因为某位领导(汪)住院,点名要他医治,他才得以出来带罪工作,他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仍然一如既往照样工作。许多年以后才得到平反。他仍然执著的热爱党,接受着组织的各种考验。在入党申请书上写到:“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多次申请,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74年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

    2.不做伪证

      他平时沉默寡言,勤勤恳恳,不善言辞,但在淫威面前却从末屈服,“文革”中,一个中央领导的小姨子(康生)突然爆死,经北京医院尸检确认系自杀,当时这个领导的夫人(曹轶欧)认定是暗杀,气势汹汹的要求追查,父亲尊重事实,坚信科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在尸检报告上签了名。

    五.在主席身边工作

      记得第一次初入中南海之时,人们见到主席不免会有些紧张,为减轻他的心理负担,主席露出慈祥的面孔,微笑的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父亲连忙答道:“吴洁。”主席幽默的说:“你们医生真讲卫生,连起的名字都这样洁白、干净。”一席话解除了父亲的紧张情绪,容恬了谈话的气氛。

      主席很爱借古喻今,并且认为中国历史有极大的贡献。一次主席问我父亲:“读过《红楼梦》没有?你看看林黛玉是怎么死的?”父亲因为整日忙于业务,几乎很少看小说,只好说没读过。主席让他读读,下次再回答。于是父亲回来专门买了一套《红楼梦》,没日没夜的认真读了一遍,第二次见到主席回答道:“林黛玉是得肺结核死的,......”主席笑着说:“吴洁真是个大老实人。”父亲回来方明白主席原意讲的是社会问题。还有一次,主席送给父亲一本《韩非子传》,并给父亲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一个皇帝对他的心腑大臣很宠爱,一次君臣来到桃园,大臣把咬了一口的桃子献给皇帝,皇帝称赞大臣,把甜桃子让给皇帝是对我的忠诚;又一次大臣的母亲病故,为尽孝他违反宫廷的规定,冒死回家吊孝。皇帝又称赞他为大孝子,不怕杀头太可贵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大臣失宠时,皇帝又提起这些事,说大臣咬了一口的桃子给皇帝吃是对皇帝不尊;为母吊孝冒犯宫规是对皇帝不忠,应当立即斩首。主席讲的仍是社会问题。

      因为父亲医术精湛,为人老实,一直受到了主席的器重。张耀词曾告诉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张玉凤说)主席只同意吴洁和胡旭东进游泳池(主席的住所),别人不许进。

1972年1月10日毛主席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起床后穿的衣服较单薄,外罩一件夹大衣,回来后便感到不适,出现心力衰竭和肺性脑病,脑部缺氧曾一度处于昏迷状态,我的父亲、胡旭东、李志绥商量后,果断的采取了措施:用青霉素消炎,用洋地黄强心,用利尿剂利尿等治疗原则。1月18日脉搏摸不清,心率每分钟140次,周恩来总理立即决定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医疗小组,负责治疗工作,并向周恩来总理与江青汇报了病情,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2日叶剑英同志对我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吴主任,你做了几十年医生,比主席年纪大的你也抢救过来了,难道还治不了主席的病?”父亲充满信心地说:“只要主席肯治,一定治的好。”因为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干扰,主席生气而拒绝用药。因为1972年2月21日美国尼克松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这是第一次中国向美国发出明确而公开的友好关系。于是给医疗组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让主席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恢复健康。紧张的抢救开始了: 痰阻塞了, 口对口的呼吸, 血压没有了, 心外按摩..... . 经过抢救, 毛主席睁开眼睛, 用手去扯氧气面罩, 说:"你们在干什么?" 当得知是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时,醒后说:"我差点去见了上帝." 医生们说:"你惹见了上帝, 我们都得见上帝." 因江青说医疗小组是总理派的, 都是特务. 主席得知很不高兴, 说:"如果我死了, 一定要把病情告诉大家, 说明是抢救无效而死, 不是医生们的责任,  不能像江青那样......" 说:"我好像是睡了一觉." 经过询问病情后, 接着说:" 看来这个病可以治好,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要来你们知道吗?" 医生们回答:"总理讲过了."毛主席说:'就在这个月二十一日来, 我能在这个日子以前好吗?" 回答:"只要坚持下去, 会见尼克松没问题."毛主席说:"那好, 你们给我治下去, 然后请大家在游泳池吃晚饭, 清蒸武昌鱼和涮羊肉, 晚上周总理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医疗组照了一张合影, 并说:"不过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 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处能够会见." 如果没有救过来, 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 四人帮当时还有实权, 谁有权力解决这一历史布局, 世界的格局会推迟多少年?2月21日主席精神很好,  三人医疗小组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保证了会见的顺利进行,中美建交打开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这就是有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三月下旬, 世界乒乓球比赛,一些美国运动员表示很想访问中国, 于是主席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这是第一次中国向美国发出明确而公开的友好关系. 总理说:"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 意思是邀请美国乒乓队一事牵动今后世界末来的局势发展. 1973年总理患膀胱癌, 主席以为他太累了, 让他在西山休养,  总理把最好的医生送到主席的身旁, 说:"你们专心搞好主席的医疗, 不要管我."

六.积劳成疾,死而后已

    1.受到各界人士的慰问

      总理、主席的先后逝世,母亲又不幸去世,这些造成他精神上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在毛主席病重期间,他日夜守护,到为主席守灵及尸体的安放,一切都料理完以后。使他心力憔悴,卧床不起。病中一直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陈云, 王震)及卫生部部长黄树则的关心,同时得到党政军各界领导干部,群众及医学界同事好友的多次看望和关心。中央警备局为他筹办了从医五十年的庆贺和八十大寿,在他弥留之际,经多次抢救脱险,他的病榻前总是鲜花不断,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敬慰。他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曾对我们说过斯大林死后,他的保健医生有的被捕了;有的失踪了;有的被流放了,而他却能如此幸运,因此,感到知足、欣慰。

2.受到党中央的关怀

由于他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很多的荣誉。

1960年被推选为北京市第四届人大代表;1963年北京市第五届人大代表;

1964年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

1978年第五届政协委员。八十大寿黄树则部长亲笔为他提写了条幅“......”,为表彰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的优异成绩,

1985年荣获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状,

于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并记载在中国人名录中。

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分别为他举办了从医五十年大庆,八十大寿。

人们常说: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父亲在事业上的卓越成就,离不开母亲无私的支持。在当年妈妈也算得上是个才女,当组织上让她放弃工作,而专心照顾爸爸的生活时,她没有犹豫,但不能说没有丝毫遗憾,她平凡、无私、善良、勤劳,一生为父辈、丈夫、子女操劳,以家人忧心而忧,以家人乐而乐,不思回报,不求人知,我知道她爱父亲,这种爱可以说也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当父亲在世时,可以说生活对他有厚有薄,但历史是公正的,时光一逝不回,爸爸留下的太多太多,在他百年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无法完成他著书立说的夙愿,无法将一切倾诉于笔端,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仅以此献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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