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我给毛泽东当翻译09】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

　　 毛泽东初谈对赫鲁晓夫的看法 　　

　　 1959 年 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即要求各国同苏共保持一致。

　　 12 月 4 日至 6 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包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除了上述两种外，还有第三、第四种。第三个可能，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个可能，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 ( 果不其然，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就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 ) 。

毛主席说，我们总的方针还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进步力量要团结。

　　 赫鲁晓夫当众辱骂毛泽东 　　

　　 1960 年 2 月 4 日，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以康生为观察员参加会议，代表团团员有伍修权、刘晓，我随团担任翻译。这次会议通过的《华沙条约国缔约国宣言》强调说：裁军是当前的首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 14 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建议，反映了华沙条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康生的发言是事先在国内起草的、经中央审定的，明显地同上述宣言的调子不同。他说，裁军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目前是不能实现的；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具有约束力。

　　在华约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各国通过了关于本次会议除宣言外所有发言都不公开发表的决议。我代表团也将此决议通报给北京。但代表团离京前，国内已把康生的发言稿交给新华社，约定在会议发言后立即公开发表。新华社发表康生的发言时，由于时差的原因，不可能知道代表团将从会议上发来“所有发言都不公开发表”的通报。赫鲁晓夫认为中方无视会议的决议，竟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十分恼火。他在 2 月 5 日招待各国首脑和代表团成员的宴会上，指责中国公开发表康生的发言是给帝国主义国家通报情况。接着，他索性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说，有人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 ? 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而这种批评尽是玩弄词句。赫鲁晓夫接着破口大骂，“如果一个人年老而不明智，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放在屋角去，毫无用处。”

　　 2 月 6 日，他们又派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中国代表团，向中方宣读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指责中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主观唯意志论。

　　中共中央决定反击 　　

　　 2 月 22 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缔约国首脑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讨好西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给予必要的反击。首先就是改写为纪念列宁 90 诞辰而准备发表的文章，加重对苏共观点的不指名的批评。

　　 1960 年 3 月 6 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他请求会见毛泽东主席，转达赫鲁晓夫同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3 月 7 日 11 时杨尚昆遵照毛主席指示陪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乘专机去广州，随行人员有李越然、我和赵仲元等人，苏联方面有萨福龙参赞，罗高寿二秘，空中时间 3 小时半，于下午 3 时抵广州。

　　当天晚 7 时半到 12 时半，毛主席接见大使，大使通报了赫鲁晓夫与尼赫鲁谈话情况。晚饭时毛主席对大使说，我们这一代中央的同志都打了二十二年仗，我们的性格也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形成的。你们苏联同志同我们打交道，要了解我们的这个特点。毛主席这段话真是令人振聋发聩，给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提供了诠释。

　　 1960 年 4 月 22 日，经毛泽东审改，中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但实际上是批判了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中央非常重视关于上述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并指定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译成俄文，经姜椿芳、我定稿后对外发表，然后由外文出版社印成专门的小册子，通过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等驻外机构在苏联东欧国家散发。

　　在我党发表三篇文章的同时，苏方也发表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的讲话，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 40 周年，《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都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这样，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争论的序幕。

　　 支持赫鲁晓夫对美强硬态度 　　

　　不过，这时争论归争论，当赫鲁晓夫对美国强硬的时候，中国还是大力支持的。当苏美英法首脑会议即将举行之际， 1960 年 4 月 1 日，发生了美国 U-2 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 5 月 16 日，赫鲁晓夫仍然按原计划从莫斯科飞到巴黎后，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要美国对 U-2 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遭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导致首脑会议流产。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不在北京，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 论当前的形势。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在这事件上做对了，我们要给予支持。

　　 5 月 17 日，邓小平、王稼祥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联关于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邓小平说，赫鲁晓夫 5 月 16 日讲话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力的讲话。毛泽东和刘少奇现在都不在北京，我们在京的中央的同志已经讨论过，大家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讲话。我们从这个讲话中看到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是中共中央的立场。 5 月 20 日，为了支持苏联，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 120 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宋庆龄、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1960 年 5 月 22 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作了分析。他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 U-2 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 U-2 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待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群示威游行做得好。理应如此，我们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毛主席说，我们的文章 ( 指《列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 有影响，但对赫晓夫这样的人，很难说影响有多大。对赫鲁晓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森豪威尔、阿登纳这样的人。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问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 (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 ? 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 1954 年还比较好， 1956 年就不行了， 1957 年好一点， 1958 年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当然，他做得对的，我们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为天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