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我给毛泽东当翻译04】随毛主席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

　　 1957年11月，以毛主席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邓小平为副团长，团员有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沬若、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杨尚昆兼任秘书长。我和李越然、朱瑞真、赵仲元等随团担任俄文翻译。 

　　 11月2日，代表团乘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赴莫斯科。起飞不久，我到前舱向主席报告一些事项。主席坐在机舱右侧书桌的后面，对面坐的是副委员长宋庆龄，彭德怀同志坐在左侧的沙发床边。我走到主席跟前，正要向他报告，主席打断我，问宋庆龄说： 

　　 “你认识阎宝航同志吗？” 

　　 宋庆龄说：“认识，很熟。” 

　　 “阎宝航是好人！”主席说着，指着我向宋庆龄介绍道，“他叫阎明复，是宝航同志的儿子，是俄文翻译。” 

　　 这时，主席发现我站在彭总的前面，把彭总给挡住了，就对我说：“你这个人呀，怎么把大元帅遮住了呀！” 

　　 我赶快站到一边，向彭总道歉，彭总说:

　　 “哪有那么多规矩呀！” 

　　 老一辈革命家与我们年轻人亲切和蔼相处的动人场面，令人难以忘怀。 

　　 专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途中在伊尔库茨克停留。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夫妇和当地的党政领导人前来迎接。毛主席走下飞机，同他们亲切握手致意。 

　　 伊尔库茨克这年冬天来得早，已经下了一场雪。毛泽东惊奇地发现，机场附近有一片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他便问地方领导人：这是什么庄稼，现在还在开花？地方领导人回答说，这是“РOЖЬ(罗什)”，我们几个翻译都不知道这个词，有的说是“大麦”，有的说是“荞麦”，毛主席都一一否定了，说这个季节不可能长大麦、荞麦。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急忙走上前来说，这是做黑面包的一种麦子。毛主席听了点了点头。回到飞机上，我找出俄汉字典一查，原来“РOЖЬ”就是“黑麦”，于是带着字典走到前舱，对毛主席说，字典里写的是“黑麦”，刚才我们都翻译错了。毛主席听了笑着点点头。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在毛主席检阅三军仪仗队并发表简短致词后，赫鲁晓夫陪毛主席同乘一辆装甲“吉斯”汽车，来到克里姆林宫。毛主席住在捷列姆诺伊宫，这里曾是沙皇的寝宫。从这儿到会议大厅（即乔治大厅）有一条走廊，只有几十米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 

　　 我们刚安顿下来，忽然听到有人说，毛主席来看我们啦！于是大家都涌到走廊里，等候毛主席。原来，毛主席从楼上走下来看望大家。我们每个卧室门上都贴有名单。毛主席走到我们几个翻译的卧室门口，看到名单上“朱瑞真”三个字，便说，“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子呀？”朱瑞真答说，“这是家里老人们起的名，可以改”。毛主席说：“不用改，就这样叫也很好吗。”毛主席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觉得给他准备的原来沙皇用的卧室太大，想调换稍小的一间。毛主席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好不好？……”，李越然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在代表团出发前，杨尚昆主任派遣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我们翻译组的朱瑞真先行赴苏“打前站”，为安排毛主席的起居做准备。在苏方人员的配合下，他们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把原来的笨重钢丝床撤掉，换上了一张宽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又长又宽的棉被和枕头，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了蹲式马桶，调整了床头上的灯光等等。另外，克里姆林宫警卫局长扎哈洛夫少将和王敬先等一起察看了为毛泽东在郊区安排的两栋别墅，供他需要休息时备用。一栋是斯大林当年住过的孔策沃别墅，周围都是森林，离克里姆林宫较远，约40公里；另一栋在列宁山，离克里姆林宫较近，是马林科夫下台前住过的地方，这两处的卧室和卫生间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邓小平、杨尚昆于11月3日中午去视察了苏方给毛主席准备的这两幢别墅。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这种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每次开会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当毛主席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就座后，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起立，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等先从大厅走出去。事实上，毛主席好像请赫鲁晓夫先走，但赫鲁晓夫把这一荣誉让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感到，这次访问苏联同1949年底到1950年初那次相比大不一样，这次访问可以平等地讨论问题，如有不同意见，双方可以经过反复磋商，直到最后达成一致。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保证会议成功，毛主席做了大量工作。他花了很大的精力主持修改苏共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同赫鲁晓夫多次会晤，就如何开好会议、会议文件的修改以及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交换了意见。毛主席会见了与会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负责人，了解他们各自国家的情况，询问他们对“和平过渡”可能性的看法，并向他们阐述了“两手准备”争取和平过渡，同时做好非和平过渡的准备的主张。在同英共代表的谈话时，还专门了解了英国的经济发展、钢的产量等情况（当时毛主席正在考虑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毛主席还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印度共产党等代表团。特别是当毛主席获悉波兰党代表团对文件草案有不同意见后，亲自去哥穆尔卡的住地，同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终于取得了共识。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还发表了三次讲话，阐述了“以苏联为首”、“宣言是一个好文件”、“东风压倒西风”、“团结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等论点。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因屡遭挫折，老子党作风有所收敛。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加以肯定，又有所规劝，有所防范。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大局，毛主席费尽了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