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我给毛泽东当翻译01】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

　　 阎明复同志曾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多年之后，那一段段珍贵的往事仍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应本刊之约，阎明复撰写了这篇回忆录，文章中，他从回忆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开始，直到有幸亲历了中苏关系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说，他文章中的每一个小标题就是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比如：米高扬秘密来华、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赫鲁晓夫当众辱骂毛泽东、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言行不一”、周恩来最后一次访苏等等。阎明复同志的这篇纪实文章文风朴实，那一句句不经雕啄的言语，仿佛让人重又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

　　 前些时候，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过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倡议写些回忆，以表达对主席老人家的怀念。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记得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后来调到中办翻译组，给主席当翻译的机会就多了；最后一次翻译则是在1965年2月，毛主席接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那次。这些往事，沿着“时光隧道”的轨迹向昔往延伸，不少早已模糊的记忆，又一幕一幕重现在脑海中。 

　　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 

　　 记得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是在党的八大会议期间。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世界上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列席大会。大会秘书处为每个兄弟党的代表团派一位联络员和一个翻译。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秘书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南共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塞尔维亚人，他能用俄文交流。他在八大全体会议上代表南共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我党过去的斗争业绩和现在的建设经验非常敬佩，希望中南两党、两国间的友谊能够得到发展。 

　　 9月23日，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明天下午三点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转告客人。过去经常在各种场合见到毛主席，但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次将是我第一次有幸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给他当翻译。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月，对于一个年轻翻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得悉这个消息后，我既高兴又感到紧张和不安。心想，给毛主席当翻译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呀，听说他老人家乡音极重，我能不能听懂他的湖南话呢？他会同南斯拉夫客人谈些什么呢？碰到生僻的词怎么办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困扰着我，当天夜里几乎一直没合眼。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会见就安排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9月24日下午，我陪南斯拉夫的客人到达会客室时，只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客人。一眼望去，毛主席魁梧的身材，身着宽绰的浅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头的黄皮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我走近毛主席身旁，向他一一介绍客人。主席同客人一一握手后，我正准备随客人一起走进会客室，毛主席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急忙走近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亲切的话语，立刻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时我看到王稼祥也一起陪同接见，心里便稍稍踏实了一些。1952年冬天，我曾跟随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稼祥同志是代表团成员，所以我知道他精通俄文。这回我翻不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南关系到中苏关系，还谈到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等。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主席老人家浓重的湘音，我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一下子很难找到对应的俄文。九月的北京气候仍然炎热，政协礼堂当时尚未装空调，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当主席讲“盲动主义”时，我犹豫着原想译成“冒险主义（АВАНТЮРИЗМ）”，他看出我“卡壳”了，便轻声用俄文提醒说“ПУТЧИЗМ”。我打心眼里感激稼祥同志，他帮我一次次摆脱了窘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任务。 

　　 会谈结束后，维塞林诺夫团长代表南共中央送给毛主席一件手工制做的银质工艺瓶子作纪念，我站在毛主席和维塞林诺夫的中间，正翻译着客人对这件工艺品的介绍。这时，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照下了这 个场面。这张照片拍下的正是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