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
我和费孝通先生没有关系。我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费先生于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
如果我有兴趣写一写费先生，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科兴趣—社会学。
说起来，我第一次接触「费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杂志里。该杂志叫「人物」，是份自由知识分子的刊物。当时「人物」曾连续许多期每期都选载费孝通一篇旧文，是关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我读了十分佩服。当时，（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所以这一系列的文章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同时，杂志编者对费孝通先生的介绍，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又叙述他在大瑶山作调查研究时不慎掉进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时跌下溪涧丧生，读后不胜唏嘘。更由此觉得费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真是全个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费先生的背景如何，当时身在何处，我却一无所知，亦无暇寻求，只是觉得费先生十分遥远，高不可攀。（其实，当时费先生在大陆，作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农民再教育。）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有合作计划，由后者派来教授主持我们的社会学课程。他们的教授真是不同凡响，使我们眼界大开。我记得有一位教授，上课时就是滔滔不绝的讲。假如你能够做速记，把他的说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这些教授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杨庆堃教授。
杨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是华人，而且他是广东人。他说有意尝试用中文教社会学，而且是用广东话教社会学。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国教书当然也是用英文，所以可称是大胆的尝试。但无论如何，他在整个学期里坚持下来，虽然讲的时候不免吞吞吐吐，时有困难。
杨教授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大学同学，而且还是宿舍里的同室好友，一个睡上格床，一个睡下格床，而且有数年之久。这把我在迷蒙中的费孝通一下拉到现实来。起码，我面前对着的杨教授，是费孝通的同学，那么年纪应该不相上下了。可惜，那时中国仍是消息封闭的竹幕国家，杨教授和费孝通先生也已断绝消息多年了。（他们直至中国开放，费先生访问美国时才再度见面。）
他不知道费先生正在「抛妻弃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干校「不务正业」。
自此之后，费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大学毕业后，我已经和社会学绝了缘，也没有靠它生活。中国开放改革后，费先生又在社会界和学术界活动，我有时看到关于他的报导。再之后，在书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写的文章的结集，例如《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知道他又恢复了他的老本行的社会研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他努力不懈的从事学术的追寻，也十分敬重和佩服。从报章上看到他的相片，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我直觉这是一个「老好人」。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这么的好，我曾经尝试把一本书送给他。事缘我移民美国后，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高教授，倾谈之下我表示现在已退休，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以我的条件来说，做学术研究是太迟了，但翻译也还可以。他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着丛书，他回北京后会与有关方面商讨，看是否需要我的帮忙。
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后，果然不久联络我，说他们决定让我翻译马林诺斯基（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特别是因为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同时，我也萌生了译好这书送给费先生的意念。这书篇幅庞大，我日以继夜的工作，并把全文打进电脑里，穷九个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我本来打算收到他们的消息后，写一篇序，（这是我每译完一本书后的习惯）再写几个字把本书呈献给费先生。
我把马书译竣后，随即开始翻译另一本书。我并不担心马书的编辑和出版，因为这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出版计划，应该不会出乱子。我一心等候他们的回复，然后把序文和献辞送上。谁想不然，出了大乱子。书是出版了，但书的封面竟然多了一个叫梁永佳的翻译，而且他的排名还在我的前面，变成他是主译，我是副译。我十分惶恐，去信找姓梁的一问，问他翻译了哪些篇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花了很多时间修订文字。这人当时是博士生。他还说，加进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里一个叫王华华的教授的决定。我依稀记得该研究所一个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袭他人着作，不知是否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弄虚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后梁说他同意出第二版时，把译者的次序调换一下，我第一，他第二。这真是不知什么话!
还不止此，梁还分了我四成的稿费。
这本书搞得这样不愉快，是一个遗憾。而我送不成这本书给费孝通先生以表敬意，也是一个遗憾，因为再没有机会了。
我写本文的一个导因，是因为我刚读完了费先生的文集《人生漫笔》。这书是由他的儿子（和媳妇?） 辑成的，内里包括费先生各个人生阶段（由青年期到老年期）的各类文章（论文、散文、杂文和书信）。从这本文集看出，费先生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文人。他一生笔耕不绝，可称著作等身。费先生文笔细腻典雅，叙事清晰，推理如抽丝剥茧，举重若轻，讲人生遭遇不温不火，怨而不怒，有极高的涵养。
我由费先生的文字联想到一个较为广泛的问题，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别是头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识分子吃尽苦头，愈高级的则苦头愈多。假设是学术权威，则能够苟全性命已属不错。那些没有吃苦头的，则噤若寒蝉，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线作文、说话，又或充当中共的探子，举报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与外国断绝来往，几无交流。这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最大的惩罚。他们在这个政权底下浪费了三十年的青春，这是他们最精壮的时期，也是学术生命最丰盛的时期，这不啻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照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权并无好感。他们应该批判、诅咒、鄙弃这个政权。
然而，当一切平复后，这些知识分子又被「解放」后，他们许多只是额手称庆，高兴风潮已过，自己又渡过一个险滩。复出后他们许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对政权歌功颂德，好像全无反省的样子。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反省力的，有批判力的，有独立思考的。我对这个现象大惑不解。
费孝通先生属于这类知识分子。论知识、论学养、论人品，费先生无疑都是上上的。他有独立思想、科学态度、客观精神，这是不容怀疑的，你读他的学术文章便可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复出后对这个政权又再亲和接受，好像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呢？不要说自己，就看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人受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受到摧残，中国文物的受到破坏，都是他们眼见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费先生的言论，凡谈到中共的劣政，都轻轻带过，不敢说一辞。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找出一个解释。
像费先生这样表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不少。事实上，费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码在我读到的资料中，他没有怎样歌功颂德。前不久「国宝」季羡林过世，我便觉得在修为上他不及费先生，因为他讲自己的学术成就时十分「谦虚」，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权极度肉麻的话。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中共这么长时间的胡作非为，而视若无睹呢？我们在海外，只是间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恶，便已「怒发冲冠」了，他们在国内深受其害，为什么没有自省呢？是不能吗？不见得，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运动过后，都有人觉醒、反省，认为共产制度是不行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能觉悟，复出后还为这个政权卖力。为什么他不把精力用在向当权者进谏方面，甚而向他们力争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当权者。）
前些年当钱钟书先生逝世的时候，有些人便在「盖棺论定」时批评他，说他过于「明哲保身」，对中共恶行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可见你是一个出名的知识分子，人们是对你有要求的。
当时我觉得这未免对钱先生求全责备。学问出名不是钱先生的责任，是人们加给他的名誉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宁愿寂寂无名的。钱先生是聪明人，深知生活在中共的淫威下，不要当「出头鸟」的道理，所以他埋首于故纸堆中，光做学问，对现实生活种种不置一辞，做「避世者」。我们不应该对他深责，他没有害人，也没有出卖朋友，这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译过一本张申府的传记。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最早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并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后来退党，49年之后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可是就是他，在反右的时候还是被迫出来揭发朋友。他感觉无奈，但是当时不表态不行。所以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们毋宁应该同情他，诅咒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没有给他机会发出更多的亮光。
费孝通先生则不然，复出后他非常活跃，在做着中共允许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钱钟书的「不求闻达」不同。费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究，是什么让他失去那些宝贵的时间?
他有没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么，以使他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们，的宝贵时间再不会失去呢？看来是没有了。
他是贪生怕死吗?
他是害怕那些当权者吗？他是要追求名利吗？都有一些吧，但这是不足为奇，也不应责难的。谁能免俗呢？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不怕死，不怕有权势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弥天大错，干了滔天恶行，而你仍能和共干们把酒言欢，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蚁赴膻地扑身而上，忘记过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议。（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公务和活动上，有许多机会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觉得不是握着一只人手，而是一条毒蛇，浑身疙瘩，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许久，以求对这个现象找出一个解释。有人说是人性，我不以为然，因为不是人人都这样。和费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觉醒了，忏悔了，甚而走到反面，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口诛笔伐。那又怎样解释呢？这不是人性吗？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面的人性吗？如果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这样空泛，实在不能以之解释社会现象。
我最后想到，是了，这些知识分子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因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附一个主子，即握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现出来是不甘寂寞）
因为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这些人任何时间都要有一个「码头」停泊。因此有些人虽然给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去后，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给他一个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怀送抱」了。
费先生正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想到六四。在学生静坐高潮的时候，费先生曾联同一些社会名人上书当局，希望当局接纳学生的意见。但枪声一响，费先生便不敢再作声了，甚而按中共的口径说话了。费先生没有想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手无寸铁的纯真的学生开枪屠杀。
我说费先生「没有独立人格」，丝毫没有贬意，（我仍然是尊敬费先生的）也没有责难之心。我这的语不属价值判断。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要找一个有力的依傍，以「安身立命」，如此而已。他没有害人，在中共的社会里，我们还祈求什么呢？
http:////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1/wangmingming.txt
同感！
作者6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
知道您很失望，我也很惊愕。我并不赞同冀朝铸，甚至也怀疑文章的真伪，但是，就是他写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有合作计划，由后者派来教授主持我们的社会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