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将军上将王建安（图）

王建安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8年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 任华野8纵司令员，三野7兵团司令员。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王见安一拍胸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当兵就是为了打地主老财的，要改，就改个同音字，叫建安！”

1948年7月上旬，豫东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正在进行战役总结和庆功活动，一纸调令送到纵司令员王建安手中，中央军委调他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任副司令，准备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

王建安接到命令后，告别了战斗多年的8纵，前往华北。就在他途经石家庄时，又接到通知：立即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去见毛泽东。显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有重要事项赋予他。

王建安赶到西柏坡时已是黄昏。他在警卫的引领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当时身体欠安，正躺在床上，听到王建安的报告声，毛泽东站了起来，招呼王建安进屋，然后握住了王建安的手，又是端详，又是问候，一时搞得王建安摸不着头脑。

两人落座后，毛泽东这才向王建安讲明了此次召他单独来西柏坡的用意。中央原决定王建安到华野兵团，但由于战局的变化，中央又决定他到济南去，作解放济南的准备。许世友出任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副司令。

王建安听后，当即表态：“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指示。”

毛泽东说：“中央考虑过了，攻克济南的部队基本上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呢，你们俩是‘山东两雄’。你们二人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是蕴含深意的，因为王建安和许世友在过去的岁月里，曾有过许多矛盾，骂过娘，拍过桌子，并且在一段非常时期里，王建安“揭发”了许世友，结果使许世友蹲了监狱。

那还是在1937年，许世友和4方面军10多名军师级干部到驻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大家边总结余年来的革命战争经验，边批判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错误。

那年3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大多数同志在批判斗争中坚持党中央的方针，把张国焘的错误同4红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但也有一些人出现了过火的言论和过激行为，将斗争扩大化。

许世友一开始抱着“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的态度。但后来见一些人无限上纲，说出了“张国焘的部下是托派、土匪、要枪毙一批”的话时，许世友气愤难平，竟吐血住了院。

在病休中，方面军入校学习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许世友，没有一个不伤心的。一些人感到没出路，要许世友想想办法。

许世友想了几天，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对来看他的人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意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到第3天，有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还有10多名营团级干部都愿走。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放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王建安最初也打算走，可是到了3日上午，他有些清醒，觉得这一行动不太妥当，就报告了第2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谢富治直接报告了抗大校长林彪。林彪报告给中央后，中央担心事态恶变，决定立即将许世友等人逮捕。

许世友被捕后，火气冲天，大吵大闹，看见谁骂谁。由于他“不安分”，先后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审讯期间，一些人甚至主张枪毙许世友。

在这一时刻，毛泽东头脑还是清醒的，他行使了否决权。6月6日，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被判1年徒刑。其他人被判1年或6个月不等。

后来，毛泽东纠正了“批张”扩大化的错误，并以自己的真诚和胸怀感动了许世友，许世友消除了对毛泽东的误解，从此忠心耿耿跟随毛泽东。

对于王建安来说，当时的“揭发”也是出于党性，实际上还是拉了许世友一把，假若许世友真的跑回四川打游击，孤军无助，即使个人再勇猛，也难成大业。所以许世友在此事上对王建安并无忌恨，只是他出狱后很快去了胶东，而王建安后来去了鲁南，两人虽然都在山东，却没在一起共事。此时两人在一个行军锅里舀铁勺了，毛泽东仍是有点担心能否相处共事。

毛泽东重提往事，王建安立刻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他说：“请主席放心，这一次我一定配合许世友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诙谐地说：“好，这一次我们仨人合演一出《失街亭》，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衔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军棍；我呢，向中央请罪官降三级，好吗？”

王建安：“好，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建议。”

王建安离开西柏坡后，重新返回山东华野指挥部。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湖北黄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1师3团排长、连长，红25军74师224团营长，红4方面军第4军10师副团长，红30军88师政委，红4军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司令员，第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先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建安从小就聪明好学。他在小时候为地主家放牛时，经常偷偷地跑到学堂外偷听老师讲课。久而久之，王建安不但能熟背《三字经》，而且学会写字。他最喜欢听父亲讲《西游记》的故事，听后还能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地讲给小伙伴们听，他常对小伙伴们说：“如果我有齐天大圣的金箍棒，就把王少三这狗地主砸烂。”少年时代的王建安就对阶级压迫胸怀不平，充满着不甘受欺的反抗精神。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动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浪潮席卷了全 国，也波及了湖北黄安。这时，已步入青年时代、血气方刚的王建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决心去从军习武。临行前，他朝地主王少三的宅院里投了一把火，秋风一吹，烈焰腾腾，王宅乱作一团。王建安乘机在夜色的掩护下，踏上了寻求光明的征途。

离开了家乡，王建安像冲出樊笼的鸟儿一样，直奔武汉。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倾向革命，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逃到武汉后，办了一个新兵训练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王建安见了“新兵训练处”的牌子，喜出望外，急着要去报名。可是他转念一想，又犯起愁来，他是烧了地主的宅院逃出来的，万一被地主追到踪影那可就糟了。于是他决定改个名字，可他的文化本来就不高，好一阵搜肠刮肚，也未想出一个合适的假名来。于是，他一拍胸脯，自言自语地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当兵就是为了打地主老财的，要改，就改个同音字，叫建安一一建立一个太平安乐的新世界！”

就这样，“王建安”问世了，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带着扑素的 “建安’理想，踏入了新兵训练处的大门。

入伍当兵后，王建安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技术，忍受了艰苦，经历了磨炼，期望着能早日开赴战场，以实现他的“建安”理想。可是，他满腔的报国之志，却被旧军队中的残酷现实碾碎了。军阀们天天打内战，老百姓怨声载道。在军队内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当官的克扣粮饷，喝兵血，而且肆意打骂体罚士兵，简直不把士兵当人看待。有一次，王建安因不满当官的欺压士兵，顶撞了一位姓李的军官，竟被绑在电线杆上，让太阳暴晒了整整一下午。

王建安在这黑暗无边的旧军队里熬了两年，他的“建安”理想变成了梦幻泡影。1926年冬，王建安终于逃离了武汉兵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召集了几十个穷哥们，以梭镖、大刀为主要武器，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不久，王建安与中共黄安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此将这支农民武装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28年7月，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王建安，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的教育和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切身感受，王建安的“建安”理想逐渐地融合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追求之中。

1927年11月，闻名全国的“黄（安）麻（城）”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王建安手握一支独子短枪，勇敢地冲在队伍的前面。他率先爬上了西北城墙的云梯，挥枪一连打死7个敌人，和战友们一起攻破了敌人的防守，打开了城门，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涌般地冲进了黄安县城。

黄安起义胜利后，黄安农民政府在城南广场宣告成立。黄安、麻城的农民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建安与陈再道同编在一个班，王建安担任副班长。

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很快调来军队镇压革命运动。刚刚组建的鄂东军与敌人的正规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终因敌军人多武器好，鄂东军人少武器差，伤亡过重，被迫撤离黄安城，隐蔽到乡下。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鄂东特委决定留少数人坚持在黄麻地区继续与敌斗争，大部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王建安留在当地，带领数人与敌周旋，他灵活善战，不时打击敌人，却始终让敌人抓不住自己。

1930年3至4月间，鄂豫皖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王建安回到了主力红军队伍里。

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改称红4军，同年9月， 组建了红25军。王建安升任红25军74师224团1营营长。到了11月，红25军与红4军在黄安七里坪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王建安升任红10师28团副团长。

王建安在红4方面军里作战勇猛，很快被提升为团长、师长。1934年秋，他已是红4军的政委了。

在红军时期，王建安打了许多硬仗，被方面军总部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

1935年3月，红4方面军为扫除西渡嘉陵江的后顾之忧，发起了陕南战役，得胜后又制定了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西渡嘉陵江计划，主渡点选择在塔子山下的沿江地段，由红30军担任渡江主力。王建安等人率领的红4军为第2梯队，任务是渡江后调一部分兵力配合红9军在南部攻城，另一部配合主力向纵深发展，最后攻占梓潼县城，并阻击来自绵阳的援敌。

按照方面军总部指令和部署，王建安等人率领红4军向嘉陵江前进。在行军路上，王建安积极组织部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沿途刷标语，喊口号，演快板剧，表彰英雄部队和英雄人物，非常活跃，150多里的山路急行军，自始至终，群情激奋，没有一个人掉队。部队一到梓潼，立即投入战斗，迅速攻占了县城，形成了对江油的包围。

江油设有坚固的工事，守敌倚仗优势的火力负隅顽抗。红4方面军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一时难以攻下江油。但是，在红军的包围攻击下，江油敌军告急，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如坐针毡，他深知江油一破，成都便危在旦夕，于是急令邓锡侯率18个团的兵力，经中坝向江油增援。

红4方面军得知川敌邓锡侯率部来援，派出红4军、红9军25师、红30军80师前去打援。红4军在王建安等人的指挥下，占领了由中坝进入江油的关隘，摆开了阻击援敌的阵势。

4月17日晨，援敌邓锡侯向红4军阵地逼近，进入最佳射程后，我军一阵猛打，敌军猝不及防，尸横遍野，狼狈逃回。不甘失败的敌人，又调集了3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第2次集团冲锋。激战中，一部分敌人突破了红4军左翼阵地，王建安立即与军长许世友紧急磋商，决定把预备队红28团派去夺回左翼阵地。王建安亲自来到红28团，对团长王近山说：“全军成败，看此一举，你胜我安，你败我危，红军的安危系于28团。”王近山用嘶哑的嗓子回答道：“请政委放心，夺不回阵地，我不活着回来见你！”乘敌人立足未稳， 团向突入左翼阵地的敌人发起反攻，一鼓作气冲上左翼阵地，与敌人展开肉搏，经过一场浴血厮杀，终将敌人杀退。红军左翼阵地失而复得。

同日下午，敌人又发起数次冲锋，均被红军打垮，敌死伤不计其数。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红4军出兵反击敌人。敌人措手不及，阵脚大乱，经过激战大部被歼，只剩下一小股残兵败将向中坝地区狼狈退却。接着，王建安和许世友带领红4军乘胜追击，攻中坝，占彰明，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至4月21日，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

6月，红4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王建安从此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建立了革命情谊。红4方面军三过草红地后，终于来到陕北，在毛泽东等人提议下，王建安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触更多了，也使毛泽东等人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西柏坡领受重任后，王建安回到了山东，在益都的一个村庄（中共华东局驻地）向陈毅、粟裕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关于济南战役的指示，然后前往东线兵团就任副司令员。到达东线兵团后，王建安又向谭震林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关于济南战役的指示。东线兵团党委最后确定由王建安、李迎希（兵团参谋长）、谢有法（兵团政治部主任）组成攻济“前指”。

当时许世友因身体有病尚在胶东栖霞，王建安把“前指”工作安排好后，驱车前往栖霞看望许世友。两人相见后，先是拥抱，然后又打又骂。随后，两人各拎一支猎枪上山打猎，较量枪法，结果两次打了个平手，每人打了两只野鸡，两只兔子。当他们期望再作较量时，天已黄昏，能见度很差，只好作罢。

回来后，许世友让夫人田普亲自下厨，为王建安接风。许世友拿出一瓶山东高粱酒，一分为二，倒在两只黑碗内。许世友先端起酒碗，说：“建安，咱俩从延安分别后，到现在一直没有痛痛快快地喝过酒，今天，你听我的，干了！”

王建安端起了酒碗，也豪爽地说：“好，干了！”

两只黑碗相撞，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2、当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停下后，华东野战军主帅粟裕抓住战机，迅速调整兵力，将第4 、第6、第8、第9、第13纵队统归王建安指挥， 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很快转入淮海战役。王建安与谭震林一起，带着济南战场的烟尘，率领山东兵团参加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正式打响，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歼灭黄百韬兵团。粟裕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建安，由他直接组织指挥第4、第6、第8、第9、第13共5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

蒋军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原属“杂牌军”出身。此人原籍广东，出生天津。他本是北洋军阀李纯的传达兵，很得李纯的欢心，李纯便把心爱婢女送给他为妻。后来，李纯又送他去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李纯死后，奉系军阀张宗昌攻占南京，黄百韬又投靠了张宗昌，当上旅长。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黄百韬又投降了蒋介石，充任师长。蒋介石惯用“保送陆大”的办法，解除杂牌军将校的兵权，黄百韬上了“陆大”，也失去了自己掌握的部队。

抗战时，黄百韬因一次考试出众，获得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赏识。之后，由何推荐给顾祝同，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因此，黄又同顾祝同拉上了关系。顾部第25军军长张文清调任时，由顾祝同保荐黄百韬去接任第25军军长。黄自知非黄埔嫡系，为了争取蒋介石的欢心，每战争先，每退居后，处处表现出肯为蒋介石拼死卖命的姿态。

抗战胜利后，黄百韬第25军驻扎扬州，不断向苏北解放区发动进攻，深受顾祝同的赏识。全面内战爆发后，黄百韬在苏北、鲁南、鲁中解放区，充当了进攻解放区的急先锋，大得蒋介石的赏识，乃被提拔为第7兵团司令官。

济南战役后，黄百韬奉杜聿明之命，驻兵陇海路新安镇，准备同邱清泉、李弥兵团一起，向华野发动突然进攻。后来，杜聿明调往东北，进攻乃作罢。黄百韬继续驻兵在新安镇，集结待命。

1948年11月4日，顾祝同在徐州召开国民党将领会议，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黄百韬撤出新安镇，靠拢徐州集结。黄百韬奉命后，于11月6 日下令所属各军，迅速集中，限3天内撤到徐东大许家车站集结。但刚过了一天，黄百韬又接到刘峙的命令，要他等候海州的第44军一起撤退。因此，黄百韬把撤退时间推迟两天，11月7日，王泽璇的44军到达新安镇，黄百韬这才发布行军命令。

当黄百韬兵团刚离新安镇不久，由临沂南下的华野总部中路大军，在粟裕的统率下，由王建安担任前线指挥，分头向新安镇疾进，同集结在宿迁附近的第11纵队和江淮独立旅等部，实施南北对进，突击包围黄百韬兵团。

再说黄百韬率全部人马离开新安镇之后，急忙向徐州撤退，跑了一天，闻报背后的海州、连云港、阿湖镇、新安镇，均被解放军占领；北侧马头、郯城，也已被解放军攻占，心中甚是紧张。11月8日夜，黄百韬率领4个军到达运河大桥。当时，军心惶惶，桥窄人挤，你倾我轧，一时挤得人仰马翻，10多万人就像打烂了的蜂窝，乱得一塌糊涂，踏死的、踩伤的、落水的不计其数，尤其那些蒋军军官的太太小姐们被挤得纷纷落水，一个个狂呼救命。顿时，整个大桥上哭喊声、叫骂声混成一片，犹如地球到了末日。

当时，蒋军44军军长王泽璇，率领本军按序列在100军之后过桥，听解放军占领新安镇的消息传来，第44军顿时慌乱起来，也不顾行军序列安排，纷纷朝桥上涌，一时间桥头大乱。第100军军长周志道见状大怒，下令在桥两边架起机枪，准备扫射军的人。

这个密令被44军官兵知道后，一个个简直气疯了。他们一不做，二不休，也用机枪开路，向阻拦过桥的100军开火。顿时，运河大桥上枪声大作，彼此火并起来，互相扭打、缴械，闹得天翻地覆。黄百韬闻讯后，气得七窍生烟。他急忙找来周志道臭骂一顿，才把一场火并制止下来。但是，100军的一些团长仍气犹未消，又密令后尾部队，不等44军过完，就把桥板拉掉。这个消息又被44军军长王泽璇知道了，气得暴跳如雷，亲自跑到本军部队前头，跟100军一齐过桥，并站在桥东头挥手大叫道，44军跟上！谁掉队枪毙谁！”他一直站在桥头，看着44军人马过了桥，才随后离去。

过桥后，黄百韬闻报解放军追兵已距大桥不远，他一面命令担任守桥任务的蒋军100军一个团，利用工事准备应战，一面命令工兵炸掉大桥，当时，还有数千名国民党军在桥东未过河。兵团参谋长慌忙对黄百韬说：

“司令，不行啊，河东还有近一个师的弟兄啊！”

黄百韬没有理睬参谋长，对工兵营长说，“去，执行命令！”

没有多久，一声巨响，铁桥被炸毁了。随着这火光与巨响之后，桥上的车、马、人纷纷落入河中。人们都被吓懵了。待河东的人清醒过来，立即叫骂着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向西岸扫射，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参谋长也被吓呆了，面对这一场惨不忍睹的情景，他仿佛麻木了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黄百韬恶狠狠地盯了一眼参谋长，说：“参谋长，你是军人，不是女人，不要那样婆婆妈妈。兵员损失了我们还可以补充，如果让共军大部队过了河，我们都得完蛋！”

过了运河的黄百韬兵团，日夜兼程向徐州撤退。11月9日，人马到了碾庄车站。此地原是李弥兵团的防区，李弥奉命收缩徐州后，碾庄就成了黄百韬兵团部的临时驻扎地。碾庄因出产好石碾而远近驰名。此处距徐州不足100华里，再跑一天，就可到徐州东部的大许家车站。这时，黄百韬心中稍稍安稳，对参谋长道，“我最担心的是运河，现已过了运河，又到了有现成工事的碾庄，大事无妨。”说时，忧愁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

黄百韬正有点得意，忽听碾庄西北远远传来炮声，他暗自吃惊，忙问：“怎么在我们阵地后方会有这种炮声？”

参谋长没在意地回答：“可能是我们友军在试炮吧！。”

说话间，炮声越来越近，黄百韬越听越觉得不对头，说：“不对，这怎么像试炮！炮是朝南打的。我们不会这样打法。”

黄百韬正在惊疑不定时，接到了紧急情报，说徐北一路解放军已突破冯治安的防线，穿过临城、枣庄、台儿庄，前锋已抵茅村镇，正在渡不老河，并分路向大许家前进。黄百韬闻报大惊失色，连说：“这怎么搞的，这怎么搞的？”

原来，在淮海战役发起后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第绥靖区的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将军率部起义，让出了阵地，使我军得以直捣徐州东北大门，切断了黄百韬退路。黄百韬当时所听到的炮声，正是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的3个纵队穿越起义部队的防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行动。

黄百韬急忙召集各军长会议，商量解救方案。会上，多数将领都主张兼程前进，趁运河东解放军主力尚未过河，占领大许家阵地，靠拢徐州以防被围。可是，偏有个军军长刘镇湘持反对意见说，64军的阵地已构筑好，正好打一仗。否则，费劲修好的阵地不用可惜。”

大兵压境之际，仍敢声言与解放军干一仗，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了。

其实，刘镇湘不思走的真正原因，是黄百韬分配给他到大许家后的阵地是古时的土山。相传三国时期关羽被曹操围住不得不降就是在这个土山上。刘镇湘迷信，嫌其不吉利，所以不思走。另外，刘的64军经胶东整训后，比较完整而有战斗力，刘自恃有战斗力，还想与解放军较量一下。

刘镇湘的意见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正在争论之中，忽然接到63军军长陈章从窑湾发来求援急电，说该军已在窑湾被围，伤亡极重，要求派兵解围。

黄百韬立即复电，要陈章“坚守待援”。这个电报刚发出，又接到报告：先头部队第44师已在曹八集被歼。黄百韬尚未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参谋总长顾祝同又发来电令，说：“第7兵团未过运河，而如此紊乱，恐怕继续西进，因共军尾追可能全部溃散。特授权黄百韬可独断专行，如有必要，在碾庄略加整顿，打退敌人主力追击，然后再走亦可。”

刘镇湘看到国防部这个电令，很是高兴，更是振振有词地说道，“既然南京有命令可以打，为什么还要走？打垮敌人之后再走不好吗？反正是要打的，为什么一定要到大许家后再打呢？” 在众议纷纭的情势下，黄百韬见63军被围，25军和100军在过运河时都受了损伤，44军战斗力又差，只有64军比较完整而有战斗力，该军军长刘镇湘坚持不愿走，还想和共军打一仗。黄百韬思来想去，觉得打一仗也行。于是，乃决定在碾庄整顿部队，准备与解放军打一仗。

第25军军长陈士章一听连忙问道，“一旦被围那怎么办？”

黄百韬回答：“就是真的被围也不要紧。邱清泉不来救我们杜聿明是支持我的。还有孙元良、李弥兵团，都和我们相互支援过。只要我们守得住就行。”

说罢，他即调整部署，以碾庄为中心展开兵力，暂停西进。

黄百韬的自信和犹豫，为我军再度将其包围争取了时间。

当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停下后，华东野战军主帅粟裕抓住战机迅速调整兵力，将第4、第6、第8、第10、第13纵队统归王建安指挥，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将第7、第10、第11纵队统归宋时轮指挥，担任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任务，将第2、第12、中野第11、鲁中南纵队统归韦国清指挥，向徐州东南急进，威迫徐州，牵制阻截敌人。

王建安接到野司电示后，当即率兵团指挥所进至碾庄圩西北10余公里茸山。指挥所开设后，王建安、谭震林在作战室听取汇报，研究对敌方案。

王建安问参谋处长金冶：“敌人4个军的战斗力，强弱情况如何？”

金冶回答说，敌第44、第100军西撤过程中曾多次遭受我军打击，战斗力较弱；64军战斗力较强，被我包围后，尚无多少损失；25军是黄百韬亲自带领的部队，黄原就是25军军长，     该军过运河时曾被我歼灭一部，战斗力仍然较强，仅次于64军。”

王建安道：“可以先集中兵力火力歼灭碾庄南的44军和碾庄西的100军，而后视战斗进展的情况，再打25军、64军。”

详细了解了敌情后，王建安和谭震林最后决定集中5个纵队首先歼灭44军、100军；为了分割敌人，广泛采用近迫作业隐蔽接敌；各纵队要根据当面敌情、地形的具体情况采取轮番使用兵力，逐点分割、逐点攻歼的战法。

经过个昼夜的激烈战斗，碾庄圩以西以南的敌100军、44军全部歼灭，从而使碾庄西、南两个方向完全暴露在我军的直接火力控制之下。

总攻是在11月19日打响的。这天上午10点钟，我军的大炮开始向碾庄西圩墙轰击，炮弹雨点般落在敌前沿阵地和地堡群里，打得山崩地裂，浓烟弥漫，敌地堡工事的门板、木料直往天上飞。地堡工事里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经过一天一夜恶战，黄百韬的血本军队第25军基本损失殆尽，只有64军主力还存在，黄百韬逃入64军军部，指望依靠64 军作最后的顽抗 。

我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枪炮声震动了国民党高层，蒋介石严令刘峙、杜聿明进行救援。刘、杜派出了邱清泉兵团前去救援。邱清泉救援兵团实际上是两个兵团，即邱清泉的第2兵团（辖5军、70军、74军），李弥的13兵团（辖8军、9军）全部兵力达5个军。尽管兵力不少，但由于蒋军的军、师将领各人都想保存实力，每战都是所谓“锥形用兵”。例如，5个军出动，实际每个军只拿出一个1师上前线，而一个师出动，实际上只用一个团上前线。说起来是5个军出动，实际上真正到第一线打仗的，往往只有5个团左右。所以，蒋军中称这种用兵叫做“锥形用兵”，越到前边人越少，就像个锥子。

而解放军的阻援兵力“厚”着呢，蒋军的钝锥子自然扎不透。邱清泉东进兵团连续突击8日，伤亡过半，精疲力尽，却没走出几里。

这一边救援部队毫无进展，那一边被围的黄百韬频频告急。

19日晚，黄百韬再次给刘峙、杜聿明发去急电，说碾庄已经失守，第63军、44军、100军已经全部被消灭，只剩下第25军残部和第64军主力据守在大院上等8个村庄里，危在旦夕，再不救援，只能“来世再见”了。

刘峙和杜聿明不是不想救黄百韬，只是此时二人困守在徐州城内也是自身难保，他俩深知解放军肯定会有强大的打援兵团在徐州外围等候，前去救黄的兵力少了无济于事，多派兵力前去救黄，徐州城又可能遭到解放军的攻击。杜聿明满脸愁云地对刘峙说：“现在只有把总预备队第72军和战车团调上去，进行突击了。”

于是，第72军军长余锦源、战车团团长赵志华被召到徐州总部，商讨如何迅速突破解放军阻击阵地、救出黄百韬的对策。

惯于吹牛的余锦源，当场拍着胸口说道,“请总座放心，大许家离碾庄只有30华里，大炮炮火已能相接了。我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打过大许家，单刀直入，解黄百韬之围。”

战车团团长赵志华听了也不示弱，当场大吹道:“我决心亲率战车团，誓解黄百韬之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我的战车团也能单独打到碾庄去！”

刘峙一听大喜，对余、赵二人说道,“全靠你们两位勇将解黄百韬之围了！”

11月20日，余锦源率72军，赵志华率战车团，在空军、炮兵配合下，向大许家南北一线发起了空、炮、坦克、步兵协同进攻。二位狂人在华野绝对优势兵力的阻击下，一交手被解放军杀得人仰马翻，无法突破大许家一线的阵地。赵志华的战车团在大许家以西只经几次冲击，就惊叫：“炮弹打光了！”只好狼狈逃回。

余锦源的部队攻至大许家前沿，部队损失惨重，也只得狼狈逃回。

蒋军哪里知道，华野用于围歼碾庄黄百韬兵团的兵力只有5个纵队，而用于打援的部队则有8个纵队的兵力！这8个纵队的兵力，多达30万人。

黄百韬逃不脱，邱清泉进不得。国民党军此时真是进退两难。可是在南京的蒋介石仍不死心，他专门派了作战厅厅长郭汝槐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徐州，同刘峙、杜聿明商量，一定要突破解放军大许家南北一线的阵地。

郭、王、刘、杜经过一番商量，采取新的对策：先集中空军轰炸狭窄地区，然后用炮火和战车支援步兵，用多梯队向纵深方向突击，并向两侧卷击。如一日能有公里的进展，以后即继续突破如一日突破不可能，则集中主力击破二陈集、潘塘方向的阵地，然后向右包围，以解决战局。
其实，在郭、王二人来到之前，这些战法早就用过，并不曾见效。现在，再来几次同样不会有效。
果然，蒋军重新组织兵力兵器进攻后，仍是遭到解放军的有力还击。蒋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邱清泉的东进救援兵团，激战10昼夜，前进只不过30多里，离碾庄还有40多华里， 即便是他再打10天打到了碾庄，黄百韬兵团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11月21日夜，黄见一切抵抗都无济于事，乃召集64军军长刘镇湘、25军军长陈士章等将领开会。黄百韬凄惨地说：“我们现在只剩64军军部和3个团，都已经疲惫不堪。失败也是难以避免，与其眼看全部打光，不如拼死向西突围。反正是个完，能突出多少就算多少了。”

说罢，他仰天长叹一声，说道：“为将兵败身死乃是常事。但对于这次兵败，我有五不解：一是我为什么这样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白白耽搁了两天行程；二是我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以致过桥变成了一场混战；三是李弥兵团既然后来要向东进攻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他们不在曹八集等我两天，以掩护我西撤。他们急速西撤，致使我军后路被敌人断绝；四是我为什么轻信徐州总部接应的承诺，而不立即向徐州撤退？五是共军抢占了陇海路各要点，我为何还是一味坚守不机变？结果陷入了死地。”

黄百韬说完，乃命陈士章、刘镇湘各率一部人马向西突围。陈士章等人刚走出掩蔽部，就遭到解放军一阵炮击，这些残兵败将顿时四散逃命。

黄百韬见大势已去，举枪自杀了。

王建安率山东兵团在全歼了黄百韬兵团的第二天，即又率兵团南下，进入徐州以南地区，开始了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

3、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前线，召集王建安和兵团司令宋时轮，听取了两人的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后，邓小平提出了让两人签军令状……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在徐州和海州地区进行整训，并始全面部署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各兵团都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察，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陈毅任司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个兵团，即：

第7兵团，司令王建安，政委谭启龙。
第8兵团，司令陈士榘，政委袁仲贤。
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
第10兵团，司令叶飞，政委韦国清。

各个纵队改称为军，从1纵开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以此后推。

1949年7月，王建安率领第7兵团第21、第22、第23、第35军、到达长江北岸，筹办渡江船只，组织渡江训练。野战军赋予7兵团的任务是从安徽庐江东刘家渡至安庆西北棕突阳镇约70公里正面突破长江防线，突破长江后向宣城、广德、长兴方向挺进。切断南京沿海地区敌人的退路，进取杭州，解放浙江。

3月20日，王建安率领参谋处人员到长江北岸勘察地形，侦察敌情，听取了皮定钧率领的侦察部队的汇报。当时，王建安提出渡江可能碰到的问题，一个一个地同众人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望着烟波浩淼的滚滚长江，众人心情激动。当时，我强大的解放军东起江阴西到湖口，在余里的宽阔江面上展开百万雄师，即将挥师南渡，全中国解放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长江水阔浪急，浩浩荡荡。我军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现代化的渡江工具，只能用木帆船作为主要运载工具，仅7兵团就需要1600多条船，每条船都要配有政治上可靠、技术上熟练的船工水手。7兵团部队所在的庐江、无为、巢湖一带，抗日战争期间是新四军第7师活动的地区，人民对子弟兵怀有浓厚感情，很快就召集了一批各方面素质好的船工水手，经过部队统一的教育和训练后，他们纷纷表示，只要上头一声令下，我们一定把大军送过长江去，争当渡江第一船。人民的热情支援，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练兵积极性。

当时7兵团的大部分指战员是北方人，不习水性，渡长江面对的就是水。民间和历史上的种种传说，把长江说得神乎其神。

兵团中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长江，挺进长江之前，部队中有人传说长江比海还要宽阔。鸟儿飞时，嘴里要衔一根小枝，在江上飞一程，累了，落下江面，把小枝放在水上，然后站在枝上休息一下衔起小枝再飞，飞了再歇，不知要歇多少次，才能到达彼岸。由此可见长江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多么神秘。

到了长江岸边后，许多人上了船连站都站不住，看见水就要头晕，甚至不敢踏上小船的跳板，硬逼着走了上去，一看见水又不敢迈步了。

另外南方天气与北方差异较大。南方第一是多雨，行军时一下雨就连续多日，战士们在路上跌跌滚滚，弄得像泥球，完全不像北方干燥，好走路好训练。南方田埂又窄，两边水田，不像北方到处路宽好走，尤其是炮兵在江南田埂上感到困难更大，有时大炮得用几十人抬着走。

的就是水。民间和历史上的种种传说，把长江说得神乎其神。

然而困难再大，还是吓不倒这些胸怀解放全中国壮志的战士们。怕水，就逼着自己成天泡在水里；晕船，就用背包带将自己捆在船板上。不但人熟识水性，还天天把枪炮搬上各式各样的木船，搬上又搬下，上帆下帆，摇船撑船，日日夜夜，不停地练，就这样，几十万北方人学会了跑跳板、乘船驾船。学会了在船上使用武器。

有一个师在安徽巢湖练兵时，曾在个钟头内乘船由此岸到达彼岸，其距离远远超过了长江的江面宽度，从而使官兵们克服了种种疑虑，大大增强了渡江作战的信心。

4月20日夜，繁星闪烁，万里长江滚滚东流，这一夜，被永久地载入中国历史的史册，因为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和朱德向百万大军下达了渡江南下的命令。

19时30分，突破长江天险的战斗开分始了！我军万炮齐鸣，一道道雪亮的火花，像一把把利剑，划破黑沉沉的夜幕，一排排猛烈的炮火，在南岸开花，滚滚的浓烟，隆隆的炮声，震撼着江南的土地。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江面上万船齐发，乘风破浪，直驶南岸。

在7兵团的进攻正面上，21军1个连与敌舰遭遇，我军勇士跃登敌船，时将敌全部俘虏。21时15分，7兵团左翼的24军第1梯队两个师，一举攻占了新洲、紫沙洲，接着强渡夹江，在友邻27军的配合下，突破长江防线，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占领了滩头阵地。

就在渡江前，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电话，专门关照王建安：“中路集团是最先行动，你们兵团一定要第一个渡过长江，在南岸登陆。毛主席今夜不睡觉了，等待着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

王建安立即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去。渡江开始后，他的指挥船紧跟先头部队之后，紧随着先头部队登上了南岸的土地。随即，他立即命令向上级发报，报告这一令人激动的胜利消息。4月21日拂晓，当毛泽东得知7兵团率先登上长江南岸的消息后，脸上露出了微笑。

在渡江战役发起前，还有这样一段插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前线，召集王建安和9兵团司令宋时轮，听取了两人的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后，邓小平提出了让两人签军令状的要求。

王建安、宋时轮这两位战功卓著的兵团司令员很明白他们的老上级的意图，同时也深知军令状就是这两位兵团司令员的脑袋。

王建安望着宋时轮，宋时轮望着王建安，这两位战将不约而同地点了一下头，王建安深沉地说：“请邓书记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打过长江去，否则，全军覆没。”邓小平深知王、宋二人的特点，也就点头表示同意免签了。

22日，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祝贺7 兵团、9兵团渡江成功。

这更加激励了部队斗志。27军主力迅猛向青阳方向进攻。这样，敌沿江布防的一条死蛇阵，经我各路大军平行冲击，全线崩溃。敌兵团司令刘汝明指挥的3个军，放弃了铜陵、贯池、青阳一带的江防，匆匆向江西方向撤退。

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见危局难救，不得不于22日晚命令长江防线各部队总退却，纷纷向上海、杭州和浙赣沿线逃窜。

4月23日，我军全线转入追击。东集团8兵团部队，从浦口渡江成功，解放了南京城，蒋家王朝宣告覆灭。

24日，7兵团指战员月冒着大雨沿着宁杭公路直奔杭州。

5月3日，7兵团机关进驻杭州。

这时，3野各兵团已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2野主力也已插到浙赣线，斩断了敌沿浙赣线南逃的退路，7兵团于5月16日，开始分路向浙南、浙东进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浙江的光荣任务。

从鲁南战役到打过长江、攻占杭州，王建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为使每战必胜，他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审慎地分析敌情，周密地部署兵力，正确地实施指挥，以小的代价争取了大的胜利。他敢打硬仗，敢打大仗，在危难或关键时刻，决心果断，处置得当，因而，屡建战功。

4、王建安面有愠色地说：“你们往下级面前一坐，人家敢讲真话么？这还叫我怎么了解实情？我了解情况并不是为了整你们，懂吗？”说完，他一个人钻进吉普车走了

1952年，王建安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带领20军、23军、24军、27军在朝鲜与美韩军作战，因战绩突出，1953年他荣获了金日成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长期的战争环境造成的过度疲劳，使王建安高血压病症愈发严重。1954年春天，为防止病情恶化，中央军委下令王建安回国治病。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病情，安排他去青岛疗养，还找了一位苏联医学专家负责治疗。

当年，病情稍有好转，王建安就向组织上要求工作。1956年，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就在上一年，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王建安担任副司令后，分管边防建设工作，他不顾身患疾病，长年累月在边防部队检查指导，在冰天雪地往返奔波。终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1959年又一次离职治疗休养。

病情稍好一些，王建安又要求工作，1961年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济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到任后即把群众性大练兵活动搞得轰轰年烈烈。月，王建安负责组织济南部队赴京进行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出色，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1965年，中央军委要求全军干部分期分批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正在患病的王建安，带头响应号召，不顾疾病缠身，率领军区部分干部于1965年9月下到山东淄博周村区孟家埝参加社教运动。而当他了解到农村社教实际情况以后，却发现极左现象十分普遍，把阶级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他看到大量人民内部的是非或工作中的一般性错误，都被拉到阶级斗争上去抓住不放，伤害了不少好人。农忙季节工作队不抓生产，却津津乐道于空谈政治。面对如此现状，王建安对这样搞社教运动产生了怀疑。

他经过认真分析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果敢地站出来调整了工作队的方向。他向工作队发出明确指示：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向群众宣传政策要利用生产空隙的时间。他还叮嘱工作队工作要细致、扎实，对清查出的问题做到不扩大不缩小，务必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允许搞逼供信。王建安勇敢地抵制了社教中的极左倾向，把孟家埝的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当地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一些领导人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因王建安是大军区的首长，也无可奈何。

王建安虽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但他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在孟家埝时，他不顾年老和多病的身体，坚持参加劳动，处处起带头作用。当时工作队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角钱，每月四两油，而且是分散在农民家里用餐。工作队考虑到王建安带病坚持工作，身体十分虚弱，照顾他单独开伙，但王建安说啥也不肯接受。有个好心的大娘给王建安煮了几个咸鸡蛋，也被他谢绝了。王建安对她说：“老嫂子，共产党的干部是讲平等的，我一个人吃鸡蛋，还有几十个人咋办？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要带头执行纪律，这个心情你也要领啊！”

王建安出身贫苦的佃农家庭，始终不忘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

在孟家埝，他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深受群众的爱戴。全村的男女老幼都爱和他亲近，叫他“老王同志”“、王大爷”。

他与孟家埝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工作队撤离时，很多人含着热泪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连乘车的旅客都深受感动。

1966年，王建安旧病再次复发，血压上升，甚至低压超过常人的高压，不得不住进干休所。过了3年，当福建前线战备形势紧张时，王建安又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工作。经毛泽东批准，被任命为福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王建安是一位资格老、战功赫赫的名将，建国后三次任副司令员，这在老资格的上将中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昔日手下的军长变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但王建安丝毫不卖老，兢兢业业地当好助手，做好工作，赢得了各级的尊敬。

1975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后，向中央建议设立顾问制度。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推荐中央军委顾问人选时，提出了王建安。经毛泽东批准，王建安肩负着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任，与罗瑞卿、谭政、陈再道、陈士榘一起，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而后，他又相继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些人当了顾问后，基本上不“顾”也不“问”了。而王建安却是每年都用近半年的时间出外搞调查研究，直至他逝世之前，除了西藏以外，他跑遍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深入部队、工厂和农村，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交了几十份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王建安搞调查研究，从来都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基层，他最反对那种众星捧月式的讲身份摆架子的调查。有一次，他到了某步兵师，几位军的领导干部按例作陪，王建安劝他们不要陪，可是他们仍然要同去。王建安面有愠色地说：“你们是那个师的顶头上司，往下级面前一坐，人家敢讲真话么？这还叫我怎么了解实情我了解情况并不是为了整你们，懂吗？”说完，他一个人钻进吉普车走了。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江南一个城市，他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某部6连所在的部队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王建安到6连调研。”并传达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给连队找麻烦的意见。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自己却下车健步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多在甜蜜的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见一个老军人来了也没在意，王建安问一句，他回答一句，当他弄清面前这个老头并不是他们部队的直接领导时，说话更随便了。

王建安问：“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

“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

与饲养员交谈过后，部队已经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连队的内务卫生真是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角有棱，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王建安又来到操场，没有看见出操的队伍，只是看到手拿扫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扫操场。他顺手摸了一把生锈的单杠和落了一层浮土的双杠，问为什么不训练，听到的回答仍然是“今天军委首长要来参观、检查”。

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连，来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王建安只和连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会上，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

1979年10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某大军区的步兵学校，他足足用3天的时间与学员座谈、与教员座谈、与队领导座谈、与机关干部座谈。最后才召集步校领导发表意见：“从座谈的情况看，学员们渴望多学知识，我的意见是少搞点生产，我回北京后去总后勤部找张震部长，研究增加学员伙食费。”

主管行政的副校长却振振有词地说：“首长，你不了解步校的情况，底子薄，消耗大，不搞生产伙食没办法。”

王建安坐不住了，他把桌子一拍，“搞生产，搞生产，你就知道搞生产，就不知道抓教育，抓学习质量，你应该现在就写个辞职报告，我给你带到北京，我去找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批准你回家当生产队长去！”

这严厉的批评，蕴含着这位老将军对军队院校的期望和对现状不满的焦虑心情。稍过了一会儿，王建安压低了嗓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军级干部，都打过仗，再不给年轻人树立起战斗队的思想，那还叫什么部队院校？”直说得那位副校长额头上冒出汗珠，承认了错误。

王建安下部队搞调查，内容是很广泛的。他不仅重视抓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干部队伍的建设、教育训练、战备工作和后勤建设等大事，而且也十分关心同战士利益息息相关的“小事”。他之所以能够常常抓住官兵们最关心的问题和部队建设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调查中非常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从不满足于听领导汇报，而是注意直接听取战士和基层干部的声音，他不仅注意耳闻，更重视目睹，重视亲身体验。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患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了。王建安生前曾多次嘱咐亲属，在他逝世后不要开追悼会，丧事从俭，骨灰撒在故乡湖北省红安县的土地上。王建安的亲属尊重他生前的嘱咐，坚决要求在治丧过程中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向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友好、火化遗体时不请领导同志护送。王建安及其亲属的这一要求，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赞扬。《解放军报》专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赞颂王建安的高尚情操。

1980年8月20日，王建安的骨灰，由亲属和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护送，搭乘141次快车，送往湖北。那一天乌云低垂，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张开巨臂，迎接着远征归来的儿子。王建安革命奋斗余载又回到了故里，他的骨灰，伴着亲人们流不尽的泪水，一把一把撒在故乡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