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图）

　　长征结束后，在延安窑洞里，浪子回头的张国涛同毛主席这样会过最后一面。

　　建国初，高岗同毛主席会过最后一面，以后是彭德怀，再后轮到了刘少奇。

　　这是毛的能力和智慧、志趣和人情化一再表现，还是他戏剧性的人格在现实中任意驰骋。

　　为什么毛总以胜利者的姿态摆出一场富有戏剧性的会面呢？是否他象猫捉老鼠诸葛亮吊孝,兔死狐悲，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这些中国的民俗和智慧在作怪，或者表现了他对人生的理解和处世原则，社会生活中象政治、宗教、爱情这些活动本质是超理性的。

　　感情并不是反理性的，感情是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难道只有让个人毁灭，才能消除个人的恩怨和偏见吗？

　　毛主席跟高岗的最后一面是１９５４年１月。

　　在中南海颐年堂终见分晓了。高岗午夜十分火急火燎地来到毛主席的住所见到毛以后显得忐忑不安。毛慢慢踱出来，说：“上次刚刚说过一次，又有什么急事要说。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高岗嗫嚅地小声说道：“主席，我想向主席汇报几点想法，我想了很久，感到这个问题只能向主席谈，也只有主席有权威来解决。”

　　“啥子问题这么严重？你敞开说嘛，顾虑什么，天大的事你说出来吗。”

　　“最近有人要整人。”

　　“要整谁？”毛主席装不知。

　　“他们要整饶。我总感到不对头。我这是冒着风险向主席反映，请明鉴。”高岗说完差点跪下，声泪俱下，又说：“当年主席救过我一命，主席您可是了解我的。

　　“没得关系嘛，天塌不了。”毛说得大义凛然，然而却是一句模态判断的话。当时只要毛一句话就能使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化险为夷。高岗退出后，小心翼翼地揣度着毛那张温厚善良挂满笑容的脸。依旧还是慈祥地对他点头，是肯定还是否定，深不可测。

　　“回去吧，没得关系。心里没有亏，半夜不怕鬼叫门。”

　　临走时毛主席说了个不咸不淡的话使高岗摸不着头脑，也更没有安全感。这时不能说半“是”字，说了等了白说，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说了当受天罚。

　　高岗心里有些失魂落魄，回到了他的住所“高岗”楼。

　　毛呢过后回到他湖南老家湘潭休假去了。

　　其后一个月举行了七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６人，列席党政军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５３人。１００多双手臂象一片丛林。刘少奇受政治局和毛的委托主持了会议，并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４４人发言揭露批判高饶反党分裂活动。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因休假没有出席全会。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会议的。休假期间秘书接到中办电告，高自杀了，请示深入调查，并请示是否要出公报向全党通报和保密等级。毛缓缓抬起头，似乎在点心猿意马。他随便摆了摆手，说：“孩子都死了，留块介子作啥子。”

　　全国一届人大时，毛主席回来，高岗死了，干干净净，鬼神之间谁也不碍谁的事。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毛主席在一届一次人大致开幕词：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着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这气势犹如地火运行，那么宏大的气魄，那么富有诗意，带着一股灼人的号召力，完完全全是一派正气，丝毫也看不出内心的不安。

　　１９５５年４月４日召开了七届五中会议。由邓小平做了《关于高饶反党集团调查报告》。会后批准了三项决议，一五计划，成立中央监委，开除高饶的党籍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同年邓又接替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自七大以来，刘少奇曾在这个职务上历任１０年之久。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至３１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体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后补委６２人，全国代表２５７人。毛致开幕词，邓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其中点了高岗、饶漱石、郭峰、安子文、习仲勋、贾庭三、贾拓夫的名。

　　毛主席发言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鬼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以上许多事来看，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

　　这是第一次出现两个司令部的理论，其后又经过不断的了丰富和扩大，两个司令部的理论最终给中国历史上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悲剧。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锻练和造就了一代雄才大略的领袖集团。这些领袖群和毛泽东有着亲如手足的情谊，建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消失了，随着文化大革命一个个先后落马，折戟沉沙，只有极个别的三朝元老才能善始善终。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老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讲话。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 “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接受好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17]。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陆定一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 [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１９５９年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彭大将军终于落马，多少年的威武正气瞬间就无影无踪了。这位中国的第二大元帅和北洋军伐打过，和蒋介石打过，和日本鬼子打过，和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军队较量过，如今他捧着自己的光头，自己跟自己的过不去。他忏悔，他检讨，他真心诚意地作践自己。

　　毛却说；“高饶事件你也陷得很深呢，莫伤心，来日方长。”

　　彭小声说：“主席你放心，我彭德怀向你保证三条，在任何条件下不做反革命，不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就自食其力。”

　　“年纪大了，劳动是不好搞了，好生学习学习。”

　　劝一位国防部长好生学习学习，好大的气量。言外之意当然不言而喻。这可谓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语言的哲学的结晶。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情况的决议》，一支支手臂迅速举起，毫不迟疑。不管是笑逐颜开的还是心存内疚的，不管是明白的还是糊涂的，反正都一码举起了手。

　　彭德怀不用看就知道这些手中有许多是他搭挡的手。

　　在井岗山他当五军团长时，政委是腾代远。长征时他任三军团长，政委是杨尚昆，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付司令员。八路军时，彭任付总司令，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左权任参谋长，粟裕任付参谋长。１１５师师长是林彪，１２０师师长是贺龙，１２９师师长是刘伯承。唇亡齿寒，坐壁上观，殃及池鱼，勿伤其类。庐山大剧院里批斗彭的主持人正是刘少奇。由一个人左右大多数人的命运，由一个人的意志造成大多数人的苦难。只要存在专制，犹大就会存在。其实出卖人的人并不坏，他只不过是为了在人前证明自己更好罢了。在突变情况下坐视不救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医学上认为哭是一种自我保护，晕倒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麻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人都是为自己活着的，再好的好人也是为自已活着，假如世上还有良心，那就让良心先睡大觉吧。人心是最不可捉摸的东西了。当面对大海时，他就是鱼，面对桑田时，他又变成蚕，面对闪电，他变成青的，当着火焰，他又变成红的，当面对空气时，他就变成透明的。这些政治怪物。人鬼之间并非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其实人本身就是罪恶，亚当和夏娃偷窃，该隐谋杀，犹大告密，这三大罪恶就象影子一样紧紧伴随人类。再说毛提前分别给刘周打了针，：“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彭德怀同志原来就是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毛面对刘少奇仍然笑得很慈祥，刘少奇心里却打了个寒颤。

　　自1953 年12月起，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对于高饶的活动，彭德怀是不沾边的，然而庐山会议，陈伯达等人竟公开指责他“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应该说陈伯达等人对彭德怀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岗在东北主持工作。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高岗也把拉拢的目光锁定在彭德怀身上，有意识地与之搞好关系。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的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高岗利用了。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彭德怀直到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才感觉到。而当时军委正在召开全军高干会议，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打算会议一结束就向中央反映。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拖到了会议闭幕。这时他的报告已迟了。公正地讲，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就是被高岗利用和察觉苗头后未及时向中央反映。但由此把彭当作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就真是冤枉他了。

　　毛主席还在发言：“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的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是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的雏形，１９６２年时又再度发挥。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工作会议时毛主席讲形势：“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在会议公报上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裂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他那诗人的禀性、爱幻想爱出奇的气质又在起作用，他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气概又在发扬。这种主观臆测的不安全感，时时危及他敏感的心灵。他感到危险的来临，把一切鸡飞狗跳、乌鸦噪喜鹊叫都化为一种神灵启示，把国际形势变化加上主观理解判断，再紧密联系国内党内就变成了一种末日的灾难。把党内正常意见争论人为化成一种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代有一代的危机，一代有一代的烦恼。

　　当今和未来就象是一滴水，首尾相连。

　　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７日，８届１０中全会开幕期间，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准予参加全会，彭的正当申诉被驳回，被批为翻案风。

　　赋闲三四年的康生猛地跳出来，来者不善。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党棍，人家打鼓他上墙，人家偷驴他拔撅儿。他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全会立即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　五人看成“反党集团”，决定成立彭专案组和习仲勋专案组。高岗问题又被提出来了。

　　“你们的真实目的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你们的用心够恶毒的，你们心里也清楚，为高岗翻案，量你们也没有这个胆量，只能是通过影射文学来达到翻案的目的。……你们利用小说替高岗翻案，也就是为彭德怀翻案。”

　　“彭德怀写了本万言书，他究竟想干什么？就是想翻１９５９年对他批判的案，而你们用小说美化高岗，实际你们是采取迂回的手法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你们是老搭挡。彭德怀垮了，但你们还有活动能量，你们是有计划，有目的配合行动，矛头是指向毛主席。”

　　康生发言后给毛写了条子，本来就疑神疑鬼的毛主席，这上正好顺坡下驴，在条子上批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经过一番思考后毛把这张条子向大会宣布了。

　　康生更得意了。媚俗是一种期待，期待机会的来临，张狂则是一种表演，等待开幕时的表演，否则就白费了心机。失业已久的康生终于抓住了小说《刘志丹》来大作文章。康生既而又点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的名：“你也是屡教不改的，单在５０年代初在合作化问题上你就跟毛主席唱对台戏，你反对尽快在全国实现合作化，你这不折不扣地小脚女人，毛主席对你进行了批评，但你耿耿于怀，一点也没改，你还是老革命呢，我看你是老右倾，老保守，老落后，一有机会你就要表演。在全国经济困难的时候你又来了，好象你是农民的救星。”他有意使用“大救星”这个字眼，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康生接着又开始攻击：“你同毛主席的三面红旗分庭抗礼，按照你这套思想，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公社倒是搞错了，你邓子恢搞单干这一套倒是搞对了，你是单干户还是小集团，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把后台交出来！”

　　我们听到这咄咄逼人的语气声音，我们想到了红卫兵小将，而说这话的人却确确实实是在延安混过的老家伙。康生狠狠打了邓子恢一棍子，锋芒所向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康生看准了机会，投其所好，因为这正合毛主席的胃口。中国传统的政治战术，一种是棒杀，一种是捧杀。在康生的一辈子里都表演着这两种角色。政治的全部艺术正在于此。

　　１９６５年经过“社教”“四清”，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又发挥了。在１月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批评６４年颁布的《２３条》，即社教运动的一些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强调阶级斗争。

　　“我国城市和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成立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纠缠在毛主席心灵的那个危险的幽灵又再度出现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放大，一次比一次丰满。

　　这次大会毛主席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警句名言：“八亿人民不斗怎么行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其中最箸名的是：“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真正警觉到大权旁落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在广州丛化宾馆会见日共代表团团长宫本显治时，宫提出希望中共协助转运苏联的援越物资。毛在此感到有些迷惘，助手邓小平答复：“苏联的援越物资原本就是一直通过中国转运的。”不知小平同志是一时说突撸了，还是有意点破，反正毛对此深感恼火，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跟我打招呼？于是乎，一个个幽灵出现，变得更加可怕。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出台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样的语汇当然出于毛泽东的大手笔，如果是别人所说，肯定要是妖言惑众。听到这一道道神密而可怕的咒语，从政治局到善良的老百姓，人人都有大祸将至的感觉。政治敏感的大小人物心里都在嘀咕：“要有好戏看了。”

　　由于主观臆想的和平演变和颠复政变，仿如地火运行，天马行空，那种睡在身边的定时炸弹分分秒秒向人们逼进，不知何时会起爆。这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久、波及最广、破坏力最大的十年动乱开始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８届１１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大院里，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题头是《炮打司令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社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１２年前的两个司令部的经又念起来了，且极尽夸张之能事。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久久地折磨着他。他也是人，也有恐惧、痛苦和仇恨。那无形中的幽灵在壮大，一变俩，俩变三，他给自己也给大家虚构了一群恐怖的幽灵。他要把牛鬼蛇神的幻影碎尸万段，谁想阻止都不可能。恐惧和仇恨是两种相当接近的感情，一当火候适当就会结合在一起。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北京各高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撤消了工作组，因派工作组酿成杀身之祸的刘少奇说道：

　　“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懂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是一段难言的苦衷，流露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苦恼和沮丧。这是刘少奇的一段心曲。

　　当矛头明火直杖捅过来的时候，刘少奇怎么也不相信是冲着他来的。当然他早就感到危险的存在，可他还是不相信。如果分歧真那么深远，又何共事又如此漫长？如果说分歧不那么严重，为何又遭此厄运？

　　在八届１１中全会公报里，林彪在政治局排到了第二位，而刘少奇落到了第八位。林彪是瞅准了战机，从１９６４年就开始火力侦察，用的却也不是什么新武器，全是刘少奇当年延安“七大”的花炮，不过稍加改造，放得很花哨。当年从老人到孩子，八亿人背得滚瓜烂熟的就是那个著名的台词：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一切工作　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词汇还是那么丰富，叠加堆砌的象一堆没有溜缝的红砖头，码在一块，神殿的台阶就搭好了。祭坛上奉献的牺牲，祭坛下烧起了升天的大火。伟大的人杰和伟大的民族共同创造了人神合一的庄严时刻到来了。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毛主席登上了神殿，红光满面，以君临一切的气势俯瞰众生，“上出重宵，下临天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林彪紧随其后，脸色青白，外表绝不象是个风云一代的英雄。矜持的笑容透出狡诘的智慧。一只手紧攥着毛主席语录，好象那是个护身符。“虹销雨霁，雁阵惊寒，今辰捧袂，喜托龙门。”

　　刘少奇走上台阶时低下头，头发似乎一夜之间白了许多。他清楚地看见了脚下的台阶，如此之面熟，这本来就是他亲手所为。他曾不遗余力的帮那个伟人登上人神的天阶，积极协助那个天神去实现他自己的宏伟目标。他望着人海躁动的广场，感到了初秋的悲凉。“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令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亦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权。”

　　周恩来稳健跟上，不出其右。他注意着脚下，也注意着空间。他熟悉着路数，并未曾看错，“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物换星移几度秋。”周恩来以退为进的那种精道战略战术也许正是高层政治生活的反应。我们只好把那种人格、喜怒不形于色，那种谦就忍让、委屈求全、随机应变统统称之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１９６７年１月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两位合作了40多年的老朋友面对面了。刘少奇显得有些拘谨，说话不畅，断断续续，毛摆出豁达宽容的姿态，开场白很轻松。刘打破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局面，他知道毛请他并不是来聊天的，也不是谈国家大事的，确切地说，是谈他们俩之间的事。所以刘只好开门见山。

　　“我犯了路线错误，因为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其他广大干部如果有错误的话，责任也全在我，不能全部打倒。我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党中央常委的职务，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抽着烟，弹了弹烟灰。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但又必须回答。他压低了湖南高音，对自己的可怜的老乡说：“还是多读书吧！好好学习，跟上形势，保重身体。”劝一位国家主席保重身体，是一句多么博大深邃然而又模棱两可的话，让后人慢慢咂么去吧。

　　对刘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他们共事合作３０多年了。谈话结束后，毛亲自把他送到门口，始终没直接批评他的错误，还很客气地一再让他保重身体。刘少奇当然清楚，劝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首脑，注意身体意味着什么……

　　刘走出丰泽园已是凌晨时分，他走在静谥的花砖道上，步履拖沓。这位一贯以平稳持重而著称的国家主席，几乎是踉踉跄跄爬上了自己的红旗轿车。他心死如灰。一个共和国主席和他的共和国就这样走向了悲剧。

　　“我犯了错误，但没做坏事，我不是反革命。”刘检讨过，辨解过，认罪过，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他沉默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开了政治局８届１２中全会，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永远地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最后一面。在毛泽东漫长而辉煌的政治生涯中，他总有福气安排这样的场面。这对刘少奇是最后一次，对毛主席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他再也没有这种机会来摆出这种胜利者的姿态了。

　　８届１２中全会的公报结束语又在重复４年前１届人大时毛的开幕词：“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着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还是那么大义凛然，还是那么富有号召力。当人神共听到全场呼应这口号后，一点也不肝颤吗？这一天晚上，北京和全中国都在为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公贼、大特务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而通宵达旦地游行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