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里结交陈布雷胞弟陈叔时

我是1968年在“牛棚”里认识陈叔时先生的，尽管他调来湖南师范学院已经多年。刚来时他被安排在地理系当老师。1964年“四清”前不久地理系撤销，他才转到我们外语系来教英语。

安全闯过“四清”这道关

陈先生是从北京外交系统下放到我院的，同他一起下放的还有好几位，大多数都被安排在外语系教英语。同这些人相比，陈先生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一是他的胞兄陈布雷大名鼎鼎，无人不知；二是他本人当过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

陈先生调来我院时，正好赶上过“苦日子”，因为他是归国侨胞，又是统战对象、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享受某些优待，生活过得比我们一般老师好；每月多配给半斤油、五斤挂面、两条烟、三斤黄豆。最重要的是那几年大家忙于过苦日子，政治气候宽松一些，没搞什么运动，有时老师们还开开“神仙会”，发发牢骚。不过，我可没听说陈先生发过什么牢骚，至少没听到他说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三年苦日子一过，阶级斗争的弦绷起来了。我院成了湖南省高校“四清”的试点。单是工作队员就进来了一百多。不过，陈先生安全闯过了“四清”这道关！

“小将”从蜂窝煤里抄出美钞

凭着陈叔时在国民党驻外使领馆工作的经历，要得到重用，成为依靠对象是不可能的，但直到“文革”工作组大抓“黑鬼”为止，陈先生都还置身于革命群众之中，没有受互批判和揪斗。

可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8月，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先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家突然被抄，藏在蜂窝煤里的美钞，也被“小将”们抄了出来，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了“牛棚”！

陈先生是在我们一百多条“牛”被关进牛棚以后几天才被关进来的。我们劳动回来时，发现他默默地坐在进门左边第一间房里，昂着头，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陈先生欠欠身子让我坐在他的床沿上，然后谈起了他的过去。

陈叔时说他不是反革命，虽是陈布雷的胞弟，兄弟两人却走的不是一条路。他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而且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在上海大学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才接受国民政府的派遣，在驻外使领馆工作，曾经担任过驻智利等国使领馆的一等秘书、参赞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他就退出了国民党政府，躲在美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开办一个小小的养鸡场，准备一有机会就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找到了回国的机会。1954年他怀揣着一位颇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绕道瑞士，回到祖国，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被安排在外交系统的对外关系研究所工作。1961年北京各单位干部下放，于是他来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他反复告诉我，他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

钢鞭抽打下否认自己是反革命

斗争陈叔时时，他的态度特别“顽固”，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小将”们义愤填膺，对他的斗争特别残酷。有一次斗他的时候，让我站着陪斗。“小将”们别出心裁，将讲台布置成斗争台，上面摆着一条四方凳子，凳子上面横放着一个竹扫把，然后命令年逾花甲的陈叔时跪在上面挨斗，不承认就不准起来。陈先生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痛得他浑身冒汗，出来卷起裤腿一看，膝盖上早已血迹斑斑。但他却忍住了，既未叫喊，也没有呻吟！气得“小将”们挥动钢鞭抽打，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在批斗完了回“牛棚”的路上，我劝他改变态度，承认一些问题，免得皮肉受苦。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可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我承认什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没有罪。我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而且参加了CY，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哥哥(指陈布雷)怕我惹祸，曾经将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但我还是想方设法逃了出来，继续参加革命活动。我有什么罪？”

“你总为国民党当过外交官吧！”

“我当外交官是在开始抗日的时候，当时国共两党合作，不少共产党员都进了国民政府工作。我出国是为了争取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抗日，不是为了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就离开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团，一有机会就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我是爱国的，我有什么罪？难道我携全家回国也有罪吗？也算反革命？”

1969年3、4月间，陈叔时和我同时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后来我随同革命群众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因年老多病，留在学校里。由于他的历史复杂，态度又那么“顽固”，所以一直被“挂”着，没有得到“解放”。

临终前嘱托我为他鸣冤

在陈叔时去世的前几天(最多不过一星期)，他突然来到我的家里。记得他以前从未到过我家，这是惟一的一次！他进门时，正好碰上我的小儿子在学着拉小提琴。他站着望了一阵，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然后说了一句：“拉小提琴好！”

等我支开小孩以后，陈叔时才开口谈他的来意。他说他在我院没有接触过什么人，只对我说过他的一生，只有我同情他，了解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帮他说话，为他鸣冤！

几天以后，听说陈叔时死了。我感到非常震惊！他是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我都不清楚，也没敢去打听。

陈叔时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妻子经不起打击，不久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不得不回杭州投靠亲朋。他的大女儿受的牵连也很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陈叔时大女儿在我院物理系就读，积极投身运动，相当活跃。等到陈叔时被揪出来了，她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就被分配到湘西边远的农村当老师去了。

不久陈叔时大女儿结识了一位解放军干部，那青年军官打报告，申请与她结婚，但领导不但不准，还命令他与她断绝来往，说她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的问题很大，是历史反革命。这一消息传来，她精神完全崩溃，成了疯女！她现在虽然还活着，还住在他们家的房子里，但精神一直没能恢复正常。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

陈叔时先生的冤案，一直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彻底平反。学院的院刊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叙述他革命的一生。我认真读了两遍，内容与陈先生对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陈先生九泉有知，应该可以感到安慰了。

摘自《世纪》李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