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见丹东民间对朝贸易者并不像预期中那么容易。两位在这个行当里做得风生水起的女性，通过对朝贸易短短几年就积累了上亿财富，并都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荣誉嘉奖，回应本刊记者采访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一位迅速挂断电话，以“开会”或“在外地”相推；另一位干脆实言相告：“我们不想谈这个问题。”
解文强倒是愿意谈一谈，像前述两位女士一样，他做的业务也是国际货运代理---针对朝鲜的进出口，代其他企业或个人进行报关、办理进出口手续，并负责货物的运输。37岁的解文强曾是一家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员，后来自立门户，从一家夫妻店做起，目前他的公司已颇具规模，每天都有数辆车跨过鸭绿江大桥，奔走在中朝两国边境上。
大浪淘沙，竞争激烈
解文强的公司就在丹东海关门口的一栋办公楼里，出门往外走，不足百米就是鸭绿江中朝友谊大桥。他开始做边贸生意是在1999年，并没有赶上风头最足的时刻。解文强回忆，1996年至1998年间，朝鲜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向丹东的贸易公司出口废钢，甚至把工厂里的机器都拆下来卖，以换取粮食，而那个时候，国内钢材价格正在猛涨，很多公司都在这个过程中赚了钱。
举这样一个例子，解文强是想描述丹东边贸公司的特点：竞争激烈，门槛低，“就像割韭菜一样，起一批，倒一批，短短几个月可以挣上百万，也可以赔得倾家荡产。”大浪淘沙，能够最终生存下来的，“都是靠质量。”
在解文强看来，朝鲜实行计划经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在贸易过程中，一些东西可能还不规范，但是仍旧能看到诸多商机。比如朝鲜的土特产以及绿色产品，在中国有很大市场；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朝鲜对中国的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电子产品都有很大需求。解文强的公司自成立以来，贸易内容不断扩展，主要有日用百货、机械、汽车，最近几年还增加了电脑。
“做对朝贸易，必须要有好客户，没有好客户的话，投入就可能会有风险。”在解文强的理解中，所谓“好客户”的概念就是，“说得再好，也要先把钱拿来”；“你找到了我，交了钱，我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与价格。”
为了到中国采购商品，不但在丹东，在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可以见到朝鲜商务代表的身影。自2000年之后，朝鲜派出的商务代表越来越多，解文强说：“他们都是精英，肩负着国家使命。”
解文强对这批人的深刻印象是“认真”，“他们都是有任务的，每年要向国家上交几万美元或几万欧元，能够在中国生存，并且能把中国市场了解得很透彻，真是不简单。”
据解文强介绍，2009年，除日用百货之外，朝鲜通过他的公司进口较多的一种产品是汽车，“现在朝鲜主要选择中国的车。”这当中包括了货车、翻斗车、吊车、工具车、面包车、轿车等各种车型，“中国很多大的汽车企业也已经注意到了朝鲜这个市场。”
中朝友谊大桥上车来车往，解文强介绍说，形势最好的时候，如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多的时候，丹东口岸每天发往朝鲜的车有300辆，其中，解文强公司的车就占了1/3。
不久前朝鲜进行的货币改革对边贸有直接影响，“虽然只是实施了三个月，影响面仍是很大，我们预测半年后才能缓过来。”这直接反映在中朝友谊大桥上，现在解文强公司每天只有十几辆车开往朝鲜了。
不同时代的边贸演变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是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
据辽东学院韩朝经济与文化学院副教授沈晓丹介绍，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并于中江台(今丹东市九连城马市)和朝鲜境内的兰子岛开办了中朝边境易货贸易。民国初期到伪满期间，中朝边境贸易也逐年增长。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朝边贸虽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7月因朝鲜半岛战争而停止。“文革”期间，边贸再次中断。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中朝边境贸易得以恢复。曾经做过丹东市政府副秘书长与财贸办主任的姜万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外贸易都是国家出面，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负责贸易的是国家外贸部门。丹东在“文革”前就已经有了边境小额贸易，但仍是地方政府行为，操作者是辽宁省边境贸易公司，独家经营，朝鲜的平安北道鸭绿江公司与之对接。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放开了，民间贸易才真正开始，并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姜万发回忆，在放开前，地方做的边贸也都是小额贸易，真正大额的由国家直属外贸企业来完成，即使是辽宁省也不过是为大贸“拾遗补缺”。而那个时期，贸易产品无所不包，中国进口的主要是朝鲜的液化气、农副产品、矿产品等，是一种易货贸易。改革开放之后，中朝边贸在一个时期内也是以易货贸易为主，现在则已形成易货贸易与现汇贸易相结合的局面，已经可以用欧元、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从吉林延边到辽宁丹东，中朝边境或是一江之隔，或是陆路相连，沿着鸭绿江边往入海口的方向走，黄金坪岛的一部分，朝鲜修筑的国界铁丝网就已经竖在了丹东新区的马路边上。
辽东学院朝鲜半岛研究所所长满海峰说，这种地理之便为中朝民间贸易的进行提供了便利。上个世纪80年代，商品意识较强的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的商人就曾跑到丹东来做对朝边贸；90年代中韩建交后，一些韩国人也来到丹东，虽因政治原因无法直接与朝鲜对接，通过中间商人也在做对朝贸易，丹东的边贸市场“越做越好”。
与解文强的公司规模相当的有关对朝贸易的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王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使然，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还不是高潮期。
“必须对它了解透”
上述那位王先生曾长期在丹东市政府部门任职，后下海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专做对朝投资与贸易，有着长达20多年的对朝工作经验，常年奔走在丹东与平壤之间，是地地道道的“朝鲜通”。在他看来，尽管朝鲜充满着商机，可以赚钱的项目也有很多，“如果有资金有实力，并认真研究的话，确实可以赚钱，但不太适合小企业去做。”
至今，王先生在朝鲜还有庞大的资金未能收回，这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几笔投资，或是债款被长期拖欠，或是企业被关停，很是让他狼狈。他曾向有关部门建言：“中朝两国能否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以保证企业间的贸易顺畅进行？”
3月1日，丹东华商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亭戈还曾跟朝方做过一个谈判，是黄海南道的一个矿山，朝方说一年可以提供10万吨铁矿石，看谁有投资兴趣，“我就问他有船没有，想通过哪个码头来运输，有多少辆车，这些环节我都要搞透。决不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但有时候他们的确想不到那么多。”
在王亭戈看来，尽管丹东的对朝贸易做得“越来越好”，但“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不规范之处”。原因多种多样。如对商业行为的认识程度不同；朝鲜国内基础设施的状况也是一个客观限制。
“比如双方签了合同，按照合同，一个月内要给我提供1万吨铁矿石，遇到雨季，他们道路桥梁的情况与运输能力决定了没法完成这个约定，会形成一个客观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下，起诉或正规索赔根本做不到，只能去体谅。”他说。
王亭戈说，想做对朝贸易或投资，“一个前提是，必须对它了解透。”
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02年朝鲜宣布成立新义州行政特区时，中国的一些企业对朝投资就缺乏理性，“争先恐后要进去，搞矿产，搞百货商店，搞批发，尽管有些成功了，但事实证明，很多的确失败了。”
即便如此，长期经营对朝贸易的解文强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至今信心十足，“那些倒掉的，是因为没有坚持。”他说，“只要中朝友谊大桥不关，我们就能找到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