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
2007 年 12 月 19-21 日在上海静安宾馆举行了北美华侨华人问题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国务院侨办政研司、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上海侨务理论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主办。与会代表提交论文 20 篇，有 18 人在研讨会上作了发言。大会开幕式由国务院侨办政研司副司长范如松主持，上海市侨办主任崔明华、国务院侨办政研司司长王晓萍、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丁志坚、暨南大学副校长纪宗安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来自北美的教授、博士团一行 9 人与中国大陆专家、学者、侨务部门的领导进行“三结合”的学术、情感、心灵的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北美新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问题，包括：移民问题国际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双语的社会文化作用、华人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关系、华人文化社区的作用、信教群体、海外人才在中国、理论与方法等。
一、北美新华侨华人政治与社会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李唯博士具有人口地理学的学术背景。她的论文题目是《新移民的地理分布和居住模式：市区唐人街与郊区华人移民聚居区》。她认为，受全球经济重组、地缘政治演化、及美国加拿大移民政策变化的影响，自 60 年代以来，赴美、加华人移民日益增多。尽管亲属移民仍稳步增长，由于中国及亚洲经济起飞，华人技术移民及投资者比重近年来持续增加。其结果是华人移民居住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传统市区唐人街已经难以容纳日渐庞大并多元化的移民群体。中产阶级及富裕阶层新移民往往选择避开市区唐人街，而直接迁往房屋宽敞、环境优美、学区优良、设备完善的郊区。北美郊区社区逐渐变得多族裔、多语言、多文化、多国家，从而改变了郊区只是白人聚居区的传统观念。该文简述了北美华人移民现状，讨论了华人移民的地理分布和新移民的居住模式，尤其是比较市区唐人街与郊区华人移民聚居区的异同。本文还讨论了多元居住模式对华人移民融入居住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对中国及北美社会的影响。
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赵小健博士在《华人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关系》一文中认为，目前在美国的华人人口有 340 万之多，其中移民约占其总数的 87% 。新移民为华裔社会增添了新鲜血液，也改变了华人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很多移民然如愿以偿来到美国，但是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他们以前所拥有的学历和专业训练、职场经验以及社会关系等往往不能在新的环境立即转化为就业资本，所以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不得不从社会的底层重新开始。大批新移民的存在为华人所经营的商店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给都市华人聚居点的商业经济带来了蓬勃的生机。本文剖析了美国移民政策对华人社会阶级重组所起的作用，提出华人社会阶级划分的新概念，并阐述华人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在经济利益上的一种新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新移民国籍问题是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观点各异。美国德州女子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杨飞撰写了《新移民国籍问题探讨》一文。文章分析了美国华侨国籍的变迁过程并探讨华侨的单一与双重国籍问题。文章回顾了 1965 年以前华侨的入籍状况，运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籍与入籍局资料，分析了 1965 年后华侨的入籍状况与决定因素。一个主要发现可以叫做“积极入籍”，就是说，美国华侨入籍比率非常之高。本文还描述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华侨社区的一个新趋势“国籍跨国”。文章讨论了华侨的单一与双重国籍问题，回顾了中国双重国籍的演变，并分析了其他华人祖居地（台湾、香港、澳门）在处理双重国籍问题上的差异，描述了全球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的新趋势，讨论对华侨采用单一国籍或双重国籍政策的利弊。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应逐步承认双重国籍，可采取对等原则，与持双重国籍政策的国家相互承认，对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或敏感的国家仍坚持不予承认。王晓萍司长明确表明，我国政府不搞双重国籍，在双重国籍问题上不宣传不炒作，她认为搞双重国籍弊大于利。虽然我国不提倡搞双重国籍，但可以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双重国籍问题上的做法。
长期以来，研究中美关系的专著，琳琅满目。但很少有人关注美籍华人如何看待和参与中美关系的论述。美国洛杉矶西方学院美国研究学系教授尹晓煌的论文题目是《“当事者明”：浅析华人移民对中美关系之参与及影响》。作者认为，华人自 19 世纪中叶移民来美至今，由于事关切身利益，始终对中美交往极为关注。容闳于 1870 年代创立中美教育使团，华人在 1905 年间发起抵制美国排华法运动以及二战期间促进中美联手参战，乃至近年来新移民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相互了解与交流之举，均为明证。自 1990 年代起，华人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更是与日惧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美国华裔人口飞速增长及跨太平洋移民和经济文化圈之形成与发展，为华人加入中美交流添加了新的内在动力。再者，后冷战时期及全球化进程里，中美交往突显重要，由此为华人参与中美关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有利的外在条件。
二 北美新华侨华人经济特点与作用
北美新华侨华人经济、特点与作用，受到与会代表的极度关注。餐馆业既是华人的重要族裔文化标记，又是华人在海外谋生、就业的重要机会之一。餐馆业不仅是华人移民经济的支柱，为移民社区及其族裔成员提供了创业和就业的机会，从而影响了华人族裔文化传承和发扬，还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多元饮食文化的发展。来自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刘海铭教授在《“民以食为天”：华人饮食传统以及华人餐饮在美国的发展》一文中讨论了美国中餐业在华人就业、社区建设、人脉关系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新华人饮食业在美国的传播、变迁和扎根，分析其影响及遇到的一些挑战与问题。本文强调华人餐馆业是中国也是美国饮食史的一部份；华人饮食文化扎根于美国社会其实是各种文化在一个移民国家里的互相磨合，互相适应，互相融化的结果。因此，中餐馆的历史不是一个“同化”故事，一个少数族裔融进主流社会单一文化体系的故事，而是一部多元文化潮流在一个移民国家中日益高涨、势不可挡的社会史。
从 1979 年到 2000 年，中国向美国输送了至少 20 万留学生。其中大部分学习理工，大部分学成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在了美国，成为高技术、高学位的专业人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王作跃博士的论文题目是：《学好数理化 ┅┅ ： 1978 年后大陆留美科学家研究》，他认为研究留学历史，对于新移民研究具有关键的价值。本文考察了 1978 年后留美潮流开启的历史，理工科学生学成后留美的经历，以及他们在中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加拿大怀雅逊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林晓华的论文题目是《直销中的华人新移民：跨越中国城？》。他认为，在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对直销的参与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本文呈现了直销公司独立经销商的一系列研究结果，并提出疑问：哪些条件促成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从事直销的华人新移民有哪些特点？这些华人企业家采取何种商业和组织模式？更重要的是，直销是否是一种新的民族商业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中国城内的华人生意？研究发现，和中国城内的华人经济类似，华人新移民利用本族资源，通过本族内部联系和文化传统，为他们的直销生意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与老一辈华人移民不同，新的华人移民在销售产品和吸收新人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跨越出了中国社区。林教授的研究，为研究海外华人新移民的商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徐培华教授在《新华商——世界经济中暂露头角的新生力量》一文中讨论了新华商的八大特征、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新挑战。新华商的特点是：教育层次较高，国际视野广阔，开放意识浓厚，经营理念创新，学习意识强烈，商务经验丰富，关注人才培养，民族责任感强。海外新华商的发展趋势是：新华商发挥比较优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新华商重视科技进步、加速企业转型的发展趋势；新华商增强社会责任、注重文化融合的发展趋势；新华商改善家族模式、推行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新华商运用华商网络、与世界经济共发展的趋势。但是，新华商也面临挑战：一是华商企业传统经营方式转变的难度和问题；二是华商企业家族经营的前途和问题；三是华商企业发展中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四是华商企业投资方式、融资渠道的问题；五是华商企业参与政治和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卢汉龙在《发挥新华侨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人际媒体作用》一文中论述了新华侨在沟通中国和世界中的人际媒体作用。他认为，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改变，新华侨在国外的社会网广度和强度（层级）都在相对提高。新华侨的海外“中国资源”关联者都身兼主体与媒介的双重角色，他们缩短了所在国与中国的沟通距离，发挥着双向传递信息、破译异文化符号的作用。全球化经济带来全球文化的碰撞，新华侨华人作为两栖或多元文化的载体，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其荣教授的论文题目是《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新华侨华人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在学界有不同意见。李其荣教授认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大约 3500 万，其中美国华人有 330 万，加拿大华裔有 120 万。美国和加拿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新华侨华人约占 2/3 。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中 70% 以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 19 世纪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从 1970 年开始，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从 70 年代以来，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与过去老移民相比，提高了很多。但是，新华侨华人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包括：第一 , 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移民出境和入境限制；第二 , 华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即祖籍结构多样化、年龄结构年轻化、男女性比趋于平衡，影响了其职业结构；第三 , 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 北美新华侨华人文化教育与宗教
北美新华侨华人文化与教育，涉及子女教育、双语教育、宗教等问题。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周敏教授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新华侨华人问题的。她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新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一文中认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传统家庭对下一代的期望，而教育则被看成是达到这一期望值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除了受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影响外，还出于更实际的原因。读书的目的不是单纯做“官”和“耀祖光宗”，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子女将来找到一份高薪和稳定的职业，成家立业，在主流社会立足。另外，一些华人父母还把子女的成功当成他们的“社会保险”（ social security ），以便将来可以靠子女为他们养老送终。因此，督促子女念好书、上名校是华人家长的头等大事。本文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一是从移民家庭的角度看代际关系（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文化冲突（ bi-cultural conflict ）对子女教育的正负面的影响。二是从华人移民社区的族裔社会环境（ ethnic social environment ）的角度探讨特定的族裔社会结构如何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教育，为移民家庭、尤其是贫困的新移民家庭，提供主流社会所缺乏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和一种保护性的社会环境。以缓和代际冲突，使青少年一代免受外界的各种不良影响，并为其提供有利的学习和成长条件，使之能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并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本文的重点在于揭示家庭与族裔结构的互动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在于推崇教育的价值观，还在于如何使这种价值观得以实现。
美国萨夫勒克大学副教授郑达的论文题目是《双语的桥梁：试探华人社区报纸和双语的社会文化作用》，本文介绍了报纸《舢舨》的创办背景及使用双语的原因；讨论中英语言的对译可能和双语的政治因素；探讨中英版面的对象、区别和作用。中英文版面的文章布排和内容，因读者对象不同，不尽相同。即使同样的内容，因具体的细节或者记者的观点的区别，也时有删减。中文版主要针对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第一代移民，提供许多生活、社会、法律、医疗、财务等方面的信息指导，而英文版则适应于所有对华埠或中国亚洲文化有兴趣的英语读者，包括第二、三代华裔、亚裔、其他族裔等。正因为此，《舢舨》这份极具特色的社区报纸，成了协助新移民踏入主流社会协助华裔与社会各界相互沟通的双语桥梁。
美国华人宗教在国内学界研究比较薄弱，在国外却有一定的深入。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的论文题目是《北美华人基督教的社会历史和现状》。他认为，最早的华人教会是由美国人为中国人而成立的。 1965 年美国出台新移民法后，华人人口的迅速增加促成华人宗教的迅速而多样化的发展，基督教迅速发展为北美华人第一大宗教。到 1990 年代末，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已达千家以上。华人教会有着跟北美基督教非常不同的特色：在华人教会当中，保守神学即福音派和基要派为主流，而且一半以上是非宗派的独立教会。这些特色是与华人人口的社会属性和特征紧密相关的。当代美国华人教会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组织独立，二是神学保守。与早期华人教会不同的是，新的华人教会基本上都是由华人移民自己组织建立的，很少借助美国教会或宗派的财政或领导资源。
四 海外人才与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会上有的学者联系中国的实际，讨论了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海外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潘光研究员在《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认为，海派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这是与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和国际性密不可分的。海派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主要从三个层次体现出来；第一在海外华侨华人社区的影响力。第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第三，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海派文化及其国际影响力已成为中国推动对外交流、特别是做好侨务工作的宝贵资源。进一步扩大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对于促进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重要。首先，要扩大海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进一步发掘海派文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历史资源；其次，继续积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是扩大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最后，多样文化的竞争互补是海派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扩大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华侨华人问题，具有新意，在这方面有两篇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骆克任教授的论文题目是《海外人才在上海》。他认为，上海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目标，正积极吸引全球精英人才，一个开放、融合、辐射性强的“国际人才港”正在初露峥嵘。他把改革开放后海外人才在沪的发展划分为 1978 — 1991 年的计划体制阶段； 1992 年— 2002 年的引入市场机制阶段，以及 2003 年以来进入全面创新阶段这样三个阶段及不同阶段的特点。作者从留学回国人才、来沪外国专家，以及来沪港澳台专才三支队伍介绍了来沪海外人才的规模、结构、素质、行业现状和特征。认为海外高层次人才为落实上海人才强市战略，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大都市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海外人才近来良好的发展与上海市政府的政策密切相联。最后作者对上海人才的重点需求领域作了介绍，并预测了留学人员回流的趋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桂世勋教授分析了在上海常住人口中有直系亲属的北美华人的特点。作者在 2003 年 8 月— 2004 年 9 月开展了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采取的方法是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在 2003 年末已常住上海市半年以上，并具有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留学生眷属、外籍华人眷属身份的人员中，他们的直系亲属在国外居住的共有 14.25 万人，其中居住在北美的有 6.91 万人，占 48.5% ，其中高学历人员为 4.10 万人。为更好地为居住在北美的华人及其在上海的眷属服务，吸引在北美居住的华人积极参与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2010 年世博会，作者建议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应更加重视和尽快制定《上海市华侨在沪权益保护条例》，更好地保护华侨在沪正当权益；更加重视和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高层次智力资源，建立和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大力促进与海外华人的科技合作和学术交流；更加重视和切实解决涉侨群体的民生问题。
上海市侨办主任崔明华在《新华侨华人工作思考》一文中阐述了在沪新华侨华人群体的主要特点和近年来开展新华侨华人工作的主要做法。上海市侨办主要做法是：制定和出台了鼓励新华侨华人来沪创业的政策措施；聚集重点优化载体，积极推进新华侨华人工作；注重为新华侨华人来沪发展事业搭建平台；加强与新华侨华人的联络沟通与合作。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的高伟浓教授在《从“去国离乡”到“返国还乡”：我国对北美等高档次华人人才密集地区的人才政策刷新与重构》一文中强调，海外人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为不同的价值。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要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审视人才的“长线”流程，全面准确地把握人才的去留大势，从而根据不同阶段的人才需求曲线提出和调整国家的人才引进战略。
五 新华侨华人研究理论与方法
应该说，国内侨务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因此加强侨务理论研究确有必要。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令狐萍教授在《美国华侨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北美华人社区的成因与演变，以及北美华人社区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本文通过追述圣路易的华人社区的发展与演变，阐述了作者对美国华裔研究的新贡献——“文化社区理论”，包括文化社区理论的定义、意义、后顾、前瞻与影响。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华人华侨的研究和相关政策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能适应新形势，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他强调应认真调查研究，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如实总结，积极提出建议，提供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他指出，我们不应回避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变化。如：长期习惯于双重人格的表现方法，同样表现在对我国及各项政策的态度；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不等于利益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在商言商，长远的经济利益是主要考虑；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主要来自现实需要，而不是爱国爱乡的情感，更不等于政治认同；在融入主流与保持与中国联系或维护中国利益矛盾是，选择融入主流是必然的结果。
本次研讨会是由来自北美的教授、博士团与中国大陆专家、学者、侨务部门的领导进行“三结合”的学术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倡导的交流模式。演讲者的学术论文涉及诸多研究学科，如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等。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田野调查、问卷分析。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多种方法并用，有利于学术优势互补，开阔学术视野。
总之，这是一次学术、情感、心灵的交流。国内学者了解了海外华人的所思所想，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进行了坦诚的对话，侨务工作者从学术讨论中获取了有益的理论营养。从文化认同角度来说，海外华人的关切也是我们的关切。用侨务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与实践，将是华侨华人研究和侨务工作的一个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