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军事战略是一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显得十分重要。自从西方对外扩张、在世界范围争夺利益以来，军事战略的脉络就越来越清晰，成为指导国家战争和战役战术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大国有军事战略，小国也有，只是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大、范围广，其军事战略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进入冷战时代，两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同时拉拢同盟国进行政治对抗，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两个阵营，军事力量的对抗成为政治对抗的主要形式。因此，两国军事战略的制订在这个时期尤其重要，必不可少。美苏作为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军事战略制订都以对方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为重要参照对象，具有强烈的针锋相对性和明显的因果关系。
苏联军事战略是苏联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为苏联的全球利益服务，其实质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军事战略的制约。二战结束后，苏联根据实战经验和世界军事政治斗争的新格局制订其军事战略。其核心一是以美国为主要敌人；二是结盟搞对抗；三是着眼于核战争的特点。俄罗斯军事战略则针对新的世界政治环境和俄国家经济基础，军事战略内容上强调战略防御性，同时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承诺，企图利用核武器震慑妄想以俄为敌的国家和组织。显然，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战略都把核武器作为国家重要军事手段。
美国军事战略是依据美国国家战略制订的策略，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冷战时期，其军事战略的制订参照苏联军事力量和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全球进行军事行动。其实质是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旨在保持西方盟主地位，夺取世界霸权。冷战结束后，其军事战略多次修改，但核心内容未做调整，目标转向更广泛的国家。小布什上台后，军事战略的核心进一步强化，称霸世界的野心更加露骨，手段
更加多样，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
苏联“积极防御战略”（1945～1953）PK美国“遏制战略”（1945～1952）
二战结束后，美国首先开始孤立、包围苏联。1947年，美国国务院政策委员会主席凯南首先提出了对苏联进行
“冷战”，采取“包围遏制”的政策，主张在苏联可能危害西方国家利益的任何地方，坚决与之对抗。其后，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发出了冷战开始的信号。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总统杜鲁门决定以“遏制战略”作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其主要内容是：控制西欧、日本，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向亚、非、拉地区扩张；准备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
对此，斯大林则以“积极防御战略”作为回应：筹备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从政治上、军事上拉拢控制东欧，以巩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成果；增加防御力量，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向东欧及东北亚派驻大量军队，作为前沿防御力量，组建独立的国土防空军，加强军事训练；强调以陆战为主的诸军种协同作战原则，和按比例协调发展诸军事的原则；加紧研制核武器，打破美国的核垄断。
这一时期，美苏之间的交锋主要集中在欧洲。首先，为了与美国争夺东欧各国的控制权，苏联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掌握政权，其中以1948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遭到清洗，上台的共产党政府也基本上听命于苏联的指挥棒，这一切都为华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然，也有不服从苏联、敢与之公开对抗的，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
清除掉西方在东欧的影响后，苏联又与西方在德国的分与合上发生了激烈冲突。为了获得1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并逼迫美英法三国放弃分裂德国、成立西德的企图，苏联从1948年6月24日开始全面封锁柏林，切断其与西方占领区的所有陆路和水路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其后，西方对德国苏联占领区实行反封锁，双方军队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面对美国的“遏制”，苏联的“积极防御”不具备与之全面对抗的能力，最终被迫妥协。1949年5月12日，苏联与西方三国同时解除封锁和反封锁。同年9月20日和10月12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宣告成立。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在冷战中的首次正面交锋，两年后，远东朝鲜战争爆发，美苏再次站到了对抗的两边。与第一次交手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多了一个得力帮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朝两军在苏联的援助下，经过三年苦战，最终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签下了并不代表胜利的停战协定。可以说是中苏朝三国联手打破了美国在远东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战争是美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刀真枪的实战对抗：苏联秘密派遣的数个战斗航空兵师与美国空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当时，美苏两国不约而同地将此事列为最高机密，一直尘封至苏联解体之后。这也是美苏在冷战中少有的“默契”之一。
苏联“火箭核战略”（1954～1964）PK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1960）
面对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的惊人进展，美国认为必须依靠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1月发表对外政策演说时说：“目前的基本决定是，主要依靠一支强大的报复力量，用我们选择的武器，在我们选择的地方立即进行报复。”。这一思想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采纳，并以此制订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一方面加大对战略导弹研究的投入，力求尽快弥补“导弹差距”；另一方面在自己优势领域增加核打击的数量。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打“闪电式”核大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展开全面核战争；扩充海外军事基地，建立“核军事包围”；推行“战争边缘”政策，避免美国直接送入地区性战争。
此时，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可谓“春风得意”——1954年起苏军开始装备核武器，1955年5月14日成立华约组织，1960年建立战略火箭军。这期间，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对苏联军事战略的制定显得尤其重要。赫鲁晓夫觉得自己的战略核武器已具有很大优势，“积极防御”的战略显然过时了。他提出“火箭核战略”，把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赫鲁晓夫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如果爆发战争，苏联可以让一个或几个西方国家“从地球上消灭”。苏联的“火箭核战略”强调未来战争必然是火箭核大战，否定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强调战略进攻，否定战略防御，主张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强调火箭核突击的作用，否定以陆军为主、诸军种协同作战的原则，意图争夺火箭核优势。
这一时期，美苏的军事交锋事件主要有三个：U-2被击落事件、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和古巴导弹危机。在U-2被击落事件之前，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施行所谓“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对西方进行妥协和让步。然而从1956年起，美国开始派出U-2飞越苏联上空进行侦察，获取了大量情报。根据情报显示，苏联并没有其宣称的那么多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点对美国制定“大规模报复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再次对苏联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这一事件令赫鲁晓夫大为光火，其外交思想由保守转为激进，进而影响到了苏联军事战略的制定，产生了典型冒险主义的“火箭核战略”。此后，苏联在1961年8月发生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中显得十分强硬，下令修筑柏林墙的决定震惊了西方。美国总统肯尼迪向西柏林增派1500名军人后依然束手无策。不过，既然是冒险就必然有头破血流的时候。第二次柏林危机刚刚暂告结束，美苏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面对来自后院的致命威胁，肯尼迪一开始便摆出一副“不惜打核大战”的架式。此时，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在数量上并不多，性能上也不是很过关，赫鲁晓夫的底气明显不足。“在眼珠子瞪眼珠子的时刻，俄国佬先眨了眼睛”。赫鲁晓夫最后只好让步，他的冒险主义彻底失败了。
苏联“积极进攻战略”(1965～1979) PK美国“灵活反应战略”（1961～1968）
美国经过广泛的侦察和情报收集得出的结论是：导弹的差距在苏联一边，赫鲁晓夫毫无节制的吹嘘显然帮了倒忙。短短几年时间里，美国就迎头赶上了苏联，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保持着这个优势。美国对核武器的认识在初期核垄断时曾有过“万能药方”的想法，动辄威胁使用核武器。当苏联的核力量与之共同具有毁灭世界的能力时，美国对核武器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美国认为核武器是国家的战略威慑力量，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对抗里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只能作为不可缺少的“盾”，其使用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常规武器才是“剑”，可以随时使用、无所顾忌。“大规模报复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很小，其带来的后果也相当可怕的。在保持战略核武器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常规武器，以实力作为后盾，放手在世界各地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这个指导性的战略就是“灵活反应战略”。该战略强调：准备打多种类型的战争；准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即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同时在亚、非、拉地区打一场局部战争；采取“确保摧毁”和“限制破坏”的核战略方针。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暴露了苏联的色厉内荏，其战略导弹优势也只保持了几年。之后，苏联在武器研制上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易受个人影响的弊端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武器发展严重失衡、顾此失彼。火箭核战略作为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是苏联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但在以第三世界代理人方式出现的常规战争中，其现实作用却远远比上不常规武器，尤其是苏联的海军力量过于薄弱。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认真总结了“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失败的原因，认为核力量和海军远洋力量的不足是惨败的原因。对此，他提出了“积极进攻战略”，做两手准备，重点准备打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常规战争；发展大纵深战役理论，改进攻防作战的方法。战役基本样式由方面军群战役发展为“战区战略性战役”，大纵深战役发展为大纵深加立体战役，“快速集群”发展为“战役机动集群”，在继续强调战略进攻的同时，重新肯定了战略防御的意义和作用；以欧洲为重点，同时准备两线和多线作战，一方面继续保持和增强欧洲地区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逐步加强东线和南线的军事；主张打速决战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作持久作战的准备。
这一时期，美苏之间没有正面的军事对抗，反而在一场代理人战争中斗得热火朝天，这就是越南战争。1964年，美国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南越政府；苏联与中国紧接着向北越政府提供了各种物资援助，中国还直接派遣高炮部队出国参战。之后，美国在越南这个泥潭里面越陷越深，内外交困。苏联则利用这段时期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争取超过美国。这一时期发生的另外两个事件对美苏的军事战略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布拉格之春和珍宝岛之战。
1968年8月发生的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西方对苏联军事实力有了新的认识，美国针对这一事件提出了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目标。1969年2～3月爆发的珍宝岛之战则是中苏从政治、外交对抗向军事对抗全面转变的标志。面对可能与中国发生的战争，苏联不得不考虑打持久战的准备。另外，珍宝岛之战后，波涅日列夫曾考虑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战略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敲山震虎，迫使苏联放弃了这一想法。美国的做法最终让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一共同目标上成为了短暂的盟友，大大削弱了苏联在亚洲与美国对抗的实力。
苏联“积极进攻战略”延续（1979～1991）PK美国“现实威慑战略”（1969～1980）与新灵活反应战略（1980～1991）
越南战争令美国难以自拔，苏联则趁此机会在其它地区大力扩张其影响，暴露出美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失调。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即对美国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总的意图是：放弃打“两个半战争”的设想，主张打“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全面战争，同时在其它地区打一场局部战争；放弃优先“打击城市”的方针，主张推行以打击“军事目标”为主的“抵消战略”；放弃军事行动上的“渐进主义”，准备在“短期战争”中决胜；重视“战区核战争”，即使用战术核武器在战区内作战。这个军事战略在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得到继续执行。
在福特和卡特这两届美国政府时期，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核武器的弹头当量、数量、射程、发射方式和机动性等方面（除了弹道导弹精度这一项）均超过美国，常规武器数量也占绝对优势。1981年里根上台后，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提出了“重整军备”的口号，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其核心是力求恢复美国对苏联的军事优势，以强硬姿态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保护美国在海外利益，加强实战能力；一旦威慑失灵，准备与苏联打各种形式的战争。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立足实战，以打常规战争为主，同时加紧核战争准备；改变打短期战争的设想，准备同苏联长期较量；灵活反击，多线对苏作战；实行空地一体作战。里根政府推行的“新灵活反应战略”反映了美国鹰派的主张，反守为攻、争取主动。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是苏联大发展时期，其军事经济达到了空前规模。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相继上台的几位苏共总书记在位时间都不长，国家军事战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延续勃列日涅夫的战略。
这一时期，美苏由面对面的刀枪对峙转变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打击异己，都向第三世界国家举起了利刃——1985～1986年，美国数次对利比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苏联则从1979年开始，像十年前美军那样一下子迷失在阿富汗荒凉的崇山峻岭之中。为了同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抗衡，苏联又倾全国之力与美国展开了全面军备竞赛。最终，在军事、政治、民族矛盾等种种沉积已久危机与政策失误的共同作用下，苏联这座苏维埃帝国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冷战结束了。同时，人们看到了美国军事发展在冷战后结出的硕果——海湾战争的辉煌胜利。
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 PK美国老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克林顿政府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营造、反应、准备战略”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再把美国作为敌人。但由于政治动荡、经济下滑，其国家政治战略还没确定下来，所以国家军事战略还不明确，总体的方针是不再争夺世界霸权、与西方对抗、撤除世界范围的军事基地。由于没有明确的敌人或目标，军事战略暂时处在一个空白期。叶利钦以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就能理所当然地融入西方阵营。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俄总统叶利钦主动削减六分之五核武器以向西方示好，常规武器也大幅度削减。但北约并没有因战略目标的消失而解散，相反一步步地向俄家门扩张，叶利钦虽反对却无力阻止，进而决定加入北约试图瓦解北约存在的意义。俄罗斯军事战略此时没有形成是因为叶利钦对西方的把戏还没看透，对西方还抱有幻想，加之国内经济与政治也动荡不安，制订国家军事战略的基础还不牢固。
叶利钦的第二个任期里，政治相对平稳，经济也开始稳定。叶做出种种努力希望消除西方疑虑接纳俄。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彻底失去了对西方的信任。叶利钦此时把重点放在了独联体，力图巩固北约东扩的战略缓冲地带，政治上加强联系，军事上合作并保留最低数量和最小规模的军事基地。叶利钦一度忽略了与中国以及其它苏联时期的传统伙伴国政治关系，遭到西方冷遇后，它的政治重心从单纯以欧洲为主转向东方，尤其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与其它国家的政治关系走向从疏远和不明朗到亲近和关系明确，外部政治环境得到一定改善。此时，俄国家军事战略形成的条件才真正具备。为了应对北约的不断紧逼，俄提出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即“现实遏制战略”，其显著特征是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个重要的国家战略决策的变更，主要基于俄常规军事力量急剧下滑导致战斗力下降、保卫国家能力出现不足的现状。俄企图利用自己的核武器优势，达到遏制别国侵略意图的目的，希望在战术被动中争取战略上的主动。“现实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坚持战略防御的同时，强调战役和战术行动中的进攻和防御并重、攻防结合、灵活运用；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承诺，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最大限度地缩小常规军事力量，改革现有的兵役制度，达到合理高效的原则，争取以较小的经济代价谋求合理的安全效能；推行联盟战略，建立军事联盟集体安全体系以应对北约。
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制订较为频繁，但独霸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化，只在指导地区性战役上作了一些调整。对于俄罗斯是敌是友的问题，美国不容许有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一个有核武器的大国无论怎么衰败、怎么弱，只要有恢复的可能都是潜在的威胁。美国始终把俄罗斯作为军事战略制订和修改的基础，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潜力还很强大。美国想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除了俄罗斯，美国此时面对的却是更多的地区性强国，如南联盟、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等。老布什政府适时提出了“地区防务战略”，把矛头对准了这些国家，试图颠覆这些国家政权。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对几场军事行动做了反思，认为美国的资源和人力有限，不足以对所有的危机和冲突都做出反应，只能灵活并有选择地参与对美国利益关系重大的地区安全和国际事务。因此，他对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1997年克林顿政府又推出了新的“营造、反应、准备战略”，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地区性危险、非对称性挑战、跨国危险和“意外情况”等威胁，确立以营造、反应、准备为战略指导，通过和平参与、危机反应和改革完善军队编制体制、作战理论和武器装备，全面提高美军实力，从而实现“促进和平与稳定”与“击败对手”的两大军事战略目标。
俄罗斯普京时代“先发制人战略”PK布什时代“先发制人战略”
普京在车臣开战时当上总理并顺利登上总统宝座，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与周边国家的磨擦成为这段时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普京想恢复俄昔日的辉煌，却无法肃清国内恐怖主义，莫斯科工人剧院和别斯兰挟持人质事件表明俄罗斯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与恐怖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外部环境对俄罗斯也十分不利，一方面，北约不断东扩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区，拉拢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第二轮东扩后，北约成功地将欧洲防务的重心和前沿推进，逐渐形成对俄的合围态势，俄地缘战略空间急剧缩小；另一方面，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打破了旧的核平衡格局，使得美国从战略上主动发展到战术、战役上的主动。
面对这一切，普京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其主要内容还不太清楚，但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十分清晰：
一、针对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普京上台后，为了回应北约肆无忌禅地对俄冒犯，多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2004年军事演习，这些表演都是在向北约展示俄还有军事实力，有保卫国家的能力。
二、回应美国对俄的恶意企图。北约东扩、西方势力渗入到高加索地区、暗中策动俄周边国家倒戈等等行动，都是美国一手策划的。美国的行动丝毫不顾及俄的情面，而且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
三、震慑国内外恐怖分子。普京提出“先发制人战略”的理由就是打击恐怖主义，但分析家认为这并不是“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借口，恐怖势力显然还远未猖獗到需要动用核力量进行打击的程度。
四、树立国民信心。“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必须有经济及军事上的实力保证才行，俄国家军队此时的战斗力远不如从前，车臣战争俄军的表现让人不敢恭维。普京这个战略的提出向国民暗示俄罗斯还是在军事上可与美国抗衡。
五、崇尚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武力及以武力形势向外扩张是俄罗斯民族特性，尽管俄罗斯的实力降低，但好斗的本性一点也没变，在与其它国家的争端中，还喜欢用威胁及恐吓手段，对武力的迷信仍没改变。不管什么意图，“先发制人战略”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北约和美国，它们才是俄罗斯最现实现迫切的威胁。“先发制人”类似中国的“先下手为强”策略，就是把敌人扼杀在萌芽状态，以最大程度减少已方的损失，争取战役战术上的主动权。俄罗斯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在访问冰岛时谈到“先发制人”使用的三个条件：一是俄罗斯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二是俄罗斯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三是俄罗斯邻国社会动荡影响到俄罗斯自身的安全。
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上台宣布了美国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意孤行、处事霸道、藐视国际法等作为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尤其是“9·11事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非常巨大。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加速NMD和TMD的研发和部署；1999年侵略南联盟；2003年绕开联合国侵略伊拉克等等，美国谋求的是绝对安全环境。这个安全环境必须用武力消灭一切自己认为是威胁的敌人，这就是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西方也称“主动攻击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经济增长迅速、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美国把中国威胁等同于俄罗斯威胁，新的军事战略中把中国列为主要参考对象。美国这次军事战略调整涉及到战略思想、作战原则、作战对象的全新定位，是继二战后确立“遏制战略”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战略调整。
苏/俄与美国军事战略特点分析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军事战略的制订基础以对方作为参考，内容上以对方为敌人，实质上都想争夺世界霸权。冷战后，俄罗斯国力日渐式微，不再以争夺世界霸权为核心，但仍以威胁到俄罗斯或一直没有放松对俄排挤、压制的美国及北约为潜在对手。美国的军事战略一直较为连贯，核心思想——世界霸权和侵略的本性始终如一。苏联时期的军事战略受其领导人在位时间的影响，变化频率较小，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及其后期的军事战略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俄罗斯叶利钦时代对外军事参与能力降低，军事战略更加务实，军事战略成为国家军事的指导性原则，内容上更加笼统，缺乏战术战役上的具体措施。普京时代的“先发制人战略”制订草率，脱离实际，和叶利钦时代的“现实遏制战略”核心内容上无大的变化，“先发制人战略”更像是虚张声势。
美国军事战略变化虽多，但宗旨不变。冷战及冷战后时代，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和国际政治的变迁，其军事战略的发展趋向具体化，其变化的速度也日趋加快。冷战时代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大体上可以说10年左右一变，而冷战后的军事战略则为每两三年一变。但战略意图固定不变、进攻性军事战略不变，变化多在战役战术层面的手段及策略上。
国家政治策略决定着本国的军事战略，军事战略反过来体现国家的意志和政治意图。苏／俄与美国的军事战略面向世界范围的国家，其军事战略所反映的军事与政治行为与很多国家，尤其是地区性大国、强国以及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其本国军事战略的制订都和苏／俄及美国有对应关系和借鉴关系。这两国自二战以来军事战略所指导的战役法和战术与武器发展特点都对第三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以苏美为特征的两大流派，至今这种影响仍十分清晰。研究苏俄及美国的军事战略，也是在研究对手，分析对手，以期做到“知彼知已，百战不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