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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在美国搵食
邓海桐（ xiaochuan ）
二 OO 九年七月
第一部
（6）
迈阿密，人称“拉丁美洲首都”，75%的人讲西班牙话。不会西班牙语，连上超市买菜都有困难。到迈阿密上学不是我的初衷，虽然上初中时从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知道了佛罗里达，上大学时又知道了风流浪漫的迈阿密海滩。是前妻先申请了迈阿密的大学。我算是来帮她打前站的。
香港电视剧常常会有那么一句父亲训斥不肖儿子的台词，“你再不听话，我送你到南美砍叉烧！”可见到南美开餐馆砍叉烧在香港人的眼里与充军新疆伊犁无异，与右派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无异。在迈阿密的中国人，许多都是从南美移民过来的。去南美的很多人原籍是广东恩平。
餐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企枱咸蛋黄，斯斯文文像一个学生，却原来是水手，跳船，滞留在美国。企枱阿乐，单身大帅哥，却原来在洪都拉斯印第安人部落和一个部落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他告诉我，三个孩子都是他亲手接生，绘声绘色；我仿佛看到，在那个印第安茅棚里，鲜血淋漓；和听到传出的婴儿的啼哭。
企枱郑生是从尼加拉瓜移民过来的。原来正人君子到处都有，中国有，美国有，南美的中国人也有。郑生就是正人君子的代表。他当企枱从不迟到早退，从不偷工减料，从不欺骗老板或欺骗顾客。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迈阿密，他还请江嘉良吃了顿饭。老华侨十分热爱伟大祖国，曾和他哥哥一块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说是临别时，送给了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每人一块记念金币。
郑生原来也是一方豪绅，在尼加拉瓜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拥有一条商业街。不是一两个店铺，整条商业街都是他们家的，包括一个电影院。1978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推翻索摩查亲美家族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郑生怕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土豪劣绅清算，慌慌忙忙把家业变卖，把钱埋到地下，然后跑到了美国。1979年，尼加拉瓜共产政权建立。情况稳定了，郑生跑了回去，把钱挖出来。可惜啊！索摩查统治垮台以后，自然，他们的货币就不用了，所有的钱变成了一堆废纸。郑生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业，基本都泡了汤。只好携家带口，在美国打餐馆工，从头来过。
郑先生的遭遇，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做人要高瞻远瞩地看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怎么可以被人家杀到了家门口，才慌慌忙忙地把一辈子的积蓄埋在地下，然后逃跑呢？怎么说，都要预先把钱换成美元，然后带着美元跑呀！
谁知道呢？也许，换了美元带着跑，刚好美元也不再值钱了。
（7）
美国对迈阿密的宣传有点邪乎。系列电视剧《Miami Vice》、《CSI》、巩俐参加拍摄的电影《迈阿密风云》等，全都是一个主题：迈阿密是万恶之源。美国的什么闻所未闻的破事全发生在迈阿密。贩毒、贩卖人口啦，巴拿马总统被抓到迈阿密坐牢啦，古巴有一个小孩让FBI武装特工三更半夜抢回来送回古巴给他爸啦，美国总统选举戈尔和布什相持不下得用手重新点票啦，等等。要多不可思议，就有多不可思议。在迈阿密买辆车，有人会拎一袋现金往车行一放，拿车钥匙就把车开走了。有人可能说我在编故事，这么多现钱，车行怎么往银行存呢？FBI不会告车行洗钱吗？这就不是你我的事了，车行经理自然会搞定。这都搞不定，在迈阿密还做什么生意啊？
有一阵子，我有点飘飘然，觉得，这么多人冒死，铤而走险去抢银行。为了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就为了抢到钱以后，到迈阿密买个房子，享乐人生。好了，现在，我不用铤而走险去抢银行了，生在活在了迈阿密，车有了，房子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可以享乐了。何乐而不享呢？
有一天，餐馆刚做完午餐，楼面经理阿伟拿来了一份当地的报纸，说是绑架王德辉，勒索赎金的主犯在迈阿密落网。主犯香港退休警长钟维政的女友，化名杨太，在我们家住的叫Kendall的居民区被捕。杨太曾借打麻将的机会接近王德辉太太龚如心，摸熟了王家的门路，和出入时间，并决定绑架后赎金在台湾和日本交割。绑架得手后，杨太经台湾，到日本，到加拿大，再到大开曼群岛，几经化妆整容换护照；然后，从大开曼群岛移居迈阿密。她买了一个房子，开一辆保时捷，为人十分低调。香港国际刑警，也在我们居民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花了两年时间收集她的证据。最后把她收捕归案。
大厨谭生也少有地出来听我们议论这个事，说是国际刑警好生了得，花两年这么长的时间，耐心地收集罪犯的家倒出来的垃圾，析选收集证据。完了，他和阿伟跑到了一边嘀嘀咕咕不知继续说些什么。
谭生是老板娘文姐的堂哥，炒得一手好菜。我最喜欢吃他做的“串烧帶子”，那是下了牙买加Rum酒的（一种甘蔗让的酒）。谭生长的像李小龙，只是多留了两撇八字胡。他说话办事，给人一种气势，让人觉得他是个有担当的人。不知道是拿炒菜的勺拿多了，还是拿枪拿多了，手腕动作特别利索。阿伟是祖籍上海、香港出生和长大的香港人，知识丰富，思路敏捷，语言动听，可以与任何食客用任何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国语、上海话、广东话）谈论任何话题。跟他聊过的食客，有很高的回访率。阿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电影小说里面当军师参谋之类的人物。
他们平时很少参与我们企枱的闲聊话题。我只知道，他们有嫖妓，染病了的话，会让文姐介绍医生给他们。他们要打青霉素。
他们赌博比较凶，有时与厨房的其他人在没有赌具的情况下，拿几根火柴也能赌上一阵，用手拿着火柴，猜那根火柴有火柴头，那根没有。大老板阿伯也在厨房工作，不过是给他们当下手，炒炒饭。他们赌博赌到忘乎所以的时候，会透露一下他们曾经在纽约开有几家按摩院和地下赌场。
餐馆厨房里还有两个人不得不说。一个越南华侨阿安，另一个南美人瘦鸡。阿安头大眼大，人称“神童”，是“神龙查”的“神”，工作勤勤恳恳，凡事听大老板阿伯的话，属于“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的那一类。瘦鸡的一生不知道有没有做过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一年365天，起码有300天，他是无照驾驶的。风哥常常要到警察局把他领出来。他无亲无戚，孤独一人，得过且过，他天天收工前都反反复复说一句话：“Another day，another dollar”。他们都十分的单纯，心底都特好。这么说吧，如果他们要骗我的话，我是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骗的。
终于有一天，FBI把阿伟找去了。谈判结果，阿伟愿意出庭作证，协助警方起诉谭生。原来谭生是纽约和勝堂堂主，被FBI追诉，跑到迈阿密躲了起来。阿伟是他的军师。
我没有看到起诉他们的罪状。不好在这里乱说。只是知道，阿伟被无罪释放，现在迈阿密成家立业，平安地生活着。谭生被判无期徒刑，不堪忍受无聊人生，前两年在狱中自杀。
这是去年餐馆老板大只强告诉我的。
（8）
从一个环境换到另一个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我连Ｋ－Ｍａｒｔ， Ｄｏｄｇｅ都不知道是什么，其他很多东西自然就没有办法明白了。有时候，一个问题要问别人很多遍，别人回答很多遍，才能够弄明白。当然还要对比一下，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的东西。
工作上，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一样，有一个适应过程。例如，在国内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手机，在街上办事打电话，我们公检法单位的要不就是到民警的交通岗（现在连交通岗都没有了），要不就是到派出所。反正是有事就找警察。
刚到迈阿密的那天，律师朋友Ｌａｒｒｙ刚好有事到加州去了。他给我留了一个条子，说要过几天才回来。这几天如何安顿？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现在出国的都腰缠万贯的，那时候总共带的就那么几百块钱。要不先问一问警察，看他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下飞机的时候，我已经把行李寄存在机场的行李寄存处了。现在是轻装，习惯性地，我截了一辆警车。是一个女警察。我把我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我说我是中国人，主要是带的钱不多，不想住太好的旅馆，看有些什么别的地方好去过几天？首先，她建议我去难民营，说这里有一个难民营，正住着一拨从泰国来的难民。我问她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更好一点的选择？她想了一想，说：要不去中国餐馆？我说：行！她用警车里的电话跟警察局汇报了一下，便让我坐上警车，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中国餐馆的经理对警察说：“就把他交给我们吧！”警察走后，中国餐馆的经理就把我带到迈阿密大学的中国学生宿舍。
当然在美国，警察不是随便能找的。大多数情况是警察来找你。要是警察真来找你了，多半不是什么好事。
妻子来了以后，我们住进了迈阿密大学的宿舍。晚上餐馆打工回来，停车场都泊满了，总找不到泊车的位置。我总是泊在停车场的边上，车子有一大半在停车场，却有两个轮子压到了停车场边的草地。我总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买了准许泊车的牌子的。你学校收了钱，总得让我有个泊车的地方吧？
有一阵，警察天天来给我一张罚单，说我压草地了。那天星期天，我正要上班去餐馆打工，看到车前玻璃的雨拨上，警察又罚了我一张新的罚单。一想到一天打工的工钱就让罚没有了，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开着车就去追那辆警车，要找警察评一评理。警察没注意我来找她，在另外一个停车场停下来，女警察下了车，一扭头，看到我怒气冲冲地开着车向她冲来，马上就叫增援了。很快很多警车就围了过来，我还手里拿着罚单，要跟他们评理。他们要抓我。几个警察商量了老半天，然后一个警察走过来说要逮捕我，罪名是袭警，ｆｅｌｏｎｙ重罪。我还要争辩，这是在校园停车场呀！他们帮我带上手铐，“你现在有权不说话，但是你说的所有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在把我带到警察局的路上，警察问我是什么签证？是不是Ｅ签证，有没有外交豁免？那天是星期天，警察局拘留所没人上班。警察对我说，对不起，今天你运气不好，认栽吧！今天这里没人，我们要把你关到迈阿密县的监狱去，Ｍｉａｍｉ－Ｄａ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Ｊａｉｌ。警察还对我说，“这不是我要这么做，是上头的意思。”警察还说，“我会叫县监狱的人对你好一点的。”
迈阿密县监狱是大监狱。还关过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国内的监狱，我去过几次，是带外国司法代表团去参观我们的模范监狱。没想到，我也有机会蹲一蹲监狱。还是蹲美国的大狱。
监狱的门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森严壁垒。跟着警察进了里门，一条走廊，边上长条的木凳上放着包装好的三明治，进来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拿来吃。进到里面，办入狱手续，把所有身上的东西交给监狱保管处，然后要被关到一个临时大间。我跟带我来的警察说，我是在律师行工作，能不能让我给我的律师朋友打个电话。警察跟监狱里的看守说了一下，便把我带去打电话；然后，警察就走了。Ｌａｒｒｙ在电话上一听我蹲了大狱，他笑了，说他以前看球赛后跟球迷闹事，也蹲过大狱。先蹲着，他会把我弄出来的。
我给到处打电话，给妻子啦，给餐馆啦，给学生会啦。一转眼，晚饭时间到了。看守端来了一个很大的黄色的塑料盒子，打开里面有４格，一格放的是牛肉饼，一格是奶酪通心粉，一格是玉米粒红萝卜，还有一格是水果。量大，起码够两个人的份。难怪街上这么多的人想进监狱。吃完饭，看守要我进里面的临时大间。
里面都是今天刚抓进来的人。除了衣衫不整的黑人，南美人以外，有一位老人是跟他的老太太一块被抓进来的，进临时大间以前，把他们俩分开了。女的另有一区。他们俩是在高级商场偷东西给抓的。里面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白人青年。他在大喊大叫，要放他出去。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天黑以后，看守把我们带出临时大间，去换囚衣，洗澡，然后是分牢房。这时，保我出去的人来了。他把我领出监狱，送回家了。
我的律师朋友Ｌａｒｒｙ没有直接来保我，而是花钱请专门做这一行的人来保我出狱。原来美国专门有人吃这一行饭，专门保人出去的。他们的收费是法定担保费里面的一个百分比。那天他收了律师行１０％或１５０美元。我的保释金是１５００美元。中文叫“取保侯审”。也就是说，在法庭传唤的时候，我要按时出庭。不出庭应诉，１５００美元就没有了。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的警署取回被扣下的车，那个送我上监狱的警察一脸歉意。你们一脸歉意，我手尾工作可就长了。
律师行先派人帮我出庭，带我上庭应诉的那位律师与审案的法官过去是同事，法庭上互相问好，聊了几句以前的事，控方也没人来，法官便把“袭警重罪”打成“交通纠纷”，发配到交通庭。过了两个月，又去交通庭打成“无罪”The case is dismissed。从此以后，什么搞绿卡，入籍，申请政府工作（security clearance）都要把这个“无罪”的法庭记录附上。
（9）
从监狱出来后不久的一天，去学校上课。阶梯课室周围站了不少人，进课室要检查驾照和学生证，看是否注册这一节课的学生。进了课室，里面也站了不少人。一会儿，校长到讲台来介绍，副总统老布什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到我们课室来发表竞选演说。
老布什登上讲台，滔滔不绝，老生常谈地说了十几分钟，有人递给他一张条子。原来是我们的州长溜进了课室，偷偷地坐到课室的最后一排。州长估计是来向老布什的新政府班子找工作的。老布什点名叫州长坐到前面来。州长死活不肯。老布什又继续演讲。
演讲以后，是提问题时间。很多人举手，我也举了手。第一个被点到提问的是一个古巴籍学生，问及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和对古巴新移民的态度。老布什谈及向古巴输出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却回避了是否继续接纳古巴偷渡的非法移民的问题。
我被点到，作为第二个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变化。当时，学校在联合国国旗日挂的还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老布什停顿了一下，不知是否感慨“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跑来了一个中国人呀？”然后问我从国内哪里来？我说从广州来。他说，“广州我去过呀！去过两次，是为筹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館去的。好地方。”那时他是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然后，他重点说了，台湾过去是美国的盟友，对老朋友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就算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地位早就有了公论，美国对台湾这个老朋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我相信老布什不是敷衍我才说的，作为老一辈的共和党人，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美国海外政策但现在落难的前盟国以及前盟国的遗老遗少，老布什有着一种毛主席对陈永贵等人一样的深厚而朴素的阶级感情。
演说完了以后，老布什带着他的一行人马，到了一家尼加拉瓜餐馆Los Ranchos吃饭。前文所述，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亲美家族独裁统治。索摩查家族逃到了迈阿密，就开了这家餐馆（现在已开成连锁店了）。1979年，正是老布什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主任的时候，索摩查家族是他的马仔。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攻势下，他却不得不抛弃他的马仔。美国没有大规模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现在作为小小的补偿，来餐馆吃顿饭，为索摩查家族拉拉广告。
如果把索摩查家族看作为美国打工的一族，有时候，大老板罩不住就罩不住的啦，各人还得自己执生。
这个世界，“各人自己执生”正体现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伟大。
那天，我下课回到餐馆上班，正在向同事们说跟老布什对话的事，郑生的太太从尼加拉瓜餐馆Los Ranchos打电话来说，老布什饭后到厨房接见了他们全体厨工。郑生的太太从尼加拉瓜跑到美国后，也是“马死了落地行”，从一个吆喝着几个佣人的富贵太太，一下子当了一名厨工。
（10）
“各人自己执生”，美国人对于这一观念跟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有点不同。我们曾嘲笑美国人父子之间都没有情意，上餐馆吃饭，父子都是各付各的钱。中国是“牛耕田，马食谷，老爸挣钱儿享福。”父母勤勤恳恳为儿女铺好了一条人生的金光大道。结果，儿女连走路跌倒，摔交都不会摔。以致荣智健的女儿一失手，就毁了荣家几辈人的事业。美国人父子各付各的钱是让儿子负起自己能力范围的那一份责任。同时让儿子有自己的一份追求。
抱着“各人自己执生”的精神，新西兰籍的英国登山队员埃蒙德·希拉里1953年第一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功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登珠穆朗玛峰？他回答说：就因为它耸立在那里。
美国人很多人是“各人自己执生”的。
律师朋友Larry，加州伯克莱分校法学院毕业以后，离开父母，一个人跑到了巴西圣保罗。1970年代，巴西跟今天的中国一样大搞现代化建设，与世界接轨。很多美国人跑到那里去找工作。好像当年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美国人的边疆就是蛮荒，未开发或者正在开发的蛮荒之地。在巴西，Larry一边学葡萄牙语，一边找工作。干了几年，干到了可口可乐公司驻巴西的法律顾问In House Counsel，在巴西成家立业，跟他的巴西太太生了两个小孩；后来回到纽约总部。1980年代来到迈阿密开办自己的律师行。后来又做起中国生意。他最大的手笔是跟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签了在迈阿密海滩建一栋大旅馆的协议。我去帮他筹办奠基仪式，日本全日空各级领导来了很多人。仪式以后，他送我一大桶日本米酒Sake。可惜，日本的商业房地产热让詹姆斯·贝克的《广场协议》泼了冷水。日本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后续资金没有到位，全日空迈阿密海滩大旅馆没有建成。Larry从此走下坡路。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次，他在一个律师行帮人家打工，案头放着中国牌子的轮胎的推销方案，为中国牌子的轮胎打开美国市场做产品责任评估。
Larry回美国的时候，跟他的巴西太太离了婚。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两个孩子的照片。朋友圈子里的人都知道，Larry有断袖之瘾。他的一个男朋友，大卫·龙之根David Londigen ，也是律师，高大英俊，血气方刚，简直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的模特，却患了艾滋病。在1990年即将到来的那个圣诞，他扯去身上做化疗的所有医疗器械，倒掉所有药品，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Life is not like this!）”叩然逝去。
我刚来迈阿密时，带我去学校注册的其中一个律师Mark，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法学院毕业，毕业后和他太太一起跑到迈阿密找工作，做诉讼律师，业余拼命学西班牙语。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忠诚正直，有献身精神，慷慨大方，助人为乐。帮我注册入学后不久，跳槽回到华盛顿一个大律师行工作。未几，投身美国国务院，常常被外派到拉丁美洲国家。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说是在危地马拉，帮其政府做司法系统建设，还寄来一张他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
我真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放着安闲，优裕的美国国内生活不过，干嘛非得到那些第三世界穷国乱跑？难道，雅致的、文质彬彬的、温良恭俭让的环境就不能执生了吗？
（11）
临毕业前，有一天，1989年6月3日，我跟一个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在学生会谈论日本文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山口百惠，高仓健。我特别推崇高仓健的冷峻、坚忍和刚毅的男人性格。正说着，电视上CNN说北京天安门清场了。电视画面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有人在烧东西，部队进驻了。天安门事件已经报道了一个多月。中国的同学也关心了一个多月，特别是那些北京的同学，有家人和朋友往天安门广场跑的。
这位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原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汉语的时候认识的，在北京呆过一年，他们对北京比我熟悉多了。他们约我第二天6月4日到迈阿密当地的电台做一个“天安门事件”专题节目。
第二天，我们到了WNWS790电台，作为嘉宾，主要是回答听众打电话来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电视画面上北京的街道，建筑物等由那位美国同学回答。对于学生运动的背景，主持人和我们都有回答。我主要是回答一些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传统文化等问题，例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档案制度、毕业分配、通货膨胀、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腐败等等。
我觉得，学生闹事肯定是达不到闹事的目的的。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死多少人，事件都会被平息下去；这在哪个国家，什么朝代都一样。但是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手段，用多少时间平息下去，对以后10年，50年的影响可能不同。我在美国，跟警察嚷着要理论理论泊车罚单的事，就被抓进了监狱，在天安门起哄，不比我这事大吗？能没有人管吗？邓小平肯定会想起文化大革命的事。他的儿子在文革的时候被迫从4楼摔了下来，造成终身残废，与其你逼我从4楼跳下来，不如我逼你从4楼跳下来了。还有，学生不是说要民主吗？如果让我民主选举，问是选李鹏当总理还是那些学生领袖当总理的话，我肯定选李鹏。那拨学生根本就没有抓拿，事闹完以后，饭还得吃，工作还得干吧？整个社会体制还得运作吧？赵紫阳也是，处理这事，不像一个老干部，手法不成熟，反正是没有在公检法呆过的样子。就算让学生民主运动倡议的目的达到了，全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那拨学生被选上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第一，能保证他们比陈永贵、王洪文等人更有能力吗？第二，能保证他们不窝里斗吗？
在法院的时候，处理过国外一些组织和个人要求释放不同政见人士写来的信，我们只是拆开存档。什么国际特赦组织等等，他们的东西，中国政府不理睬，美国政府也不理睬。难道国际特赦组织叫美国政府关掉关塔那摩监狱，美国政府就会听他们的了吗？如果不是中东那边大势已定，奥巴马政府会把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关掉吗？
说这些与工作，与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有。
我只是一个个人，犯不着像张艺谋那样，动不动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图大略去跟一个大体制Matrix 抗衡。我以为我真的是Leo - Mr. Anderson呀？现实一点，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抓到什么机会就抓什么机会。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守住自己的阵地，尽自己的责任，能为周围的人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个体制，自成一个Matrix。
就这样，我毕业了。
（第一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