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2）
萧军与毛泽东，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他俩初次单独畅谈的曲折，与中国传统所称道的权力者“礼贤下士”，士大夫则矜持自守，若合符节。
1938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着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没去成，丁玲邀萧军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勉强同意了。到西安，他与萧红之间维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终，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宾一行去兰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结合——王德芬就是萧燕的母亲——又折回四川。1940 年6月，他们夫妇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
以文学家的眼力，萧军对毛泽东观察得挺细。1941年7月18日，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谈到鲁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战斗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毛泽东说未来的新民主主义“‘那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了……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1941年7月20日日记）
在后来一次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在日记里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像他去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评价边区周围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麽跟毛泽东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亲自己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毛泽东对鲁迅先生评价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亲一下就觉得跟毛泽东感情上很亲近。
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说……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萧燕说到这里叹了一声。“……入城以后，父亲经历过那麽多运动，‘文化大革命’遭受过那麽多磨难，一直对毛泽东还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泽东——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是一个糊涂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不准他出书，他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批给冯雪峰，说萧军的书可以出，居然两部书都给出了——“不过，出了之后马上又禁了！”
萧燕说：我父亲说他很珍惜在延安的这一段，在我们家，对两个人不能有非议，一个是对鲁迅先生，一个是对毛泽东。不过，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多问题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毛泽东进城以后变成什麽样，他已无能为力，不能改变什麽。他在日记里提到，这麽多的高官，他就觉得毛泽东和彭真是人物。
萧燕说，有次刘宾雁聊天时曾告诉他，在后来文坛批胡风、丁玲、艾青的时候，据说有人好几次要把萧军与他们拉扯到一起。是毛泽东给他打了包票，说萧军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会拉帮结伙，你们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刘宾雁还推测过：在东北时高岗整萧军以后，毛泽东为什麽没有落井下石？可能因为我父亲当时讲了很多毛泽东的心里话，比如针对苏联，毛泽东在骨子里对苏联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亲说的话他很有共鸣，但是他自己不能讲，我父亲替他讲了。”
有位诗人这麽说毛泽东：“蜂有蜂王，蚁有蚁王，毛泽东就是个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场独一无二地强大。”近距离接近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对他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萧军也不例外。受难与热爱，在这些文艺家的心头纠缠。这一代文化人把个人浮沉与民族兴衰叠合为一，把所有受难都当作为信念而做的牺牲，这是他们独有的宿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