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190万卷（册）珍贵档案资料，记录着北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每一次重大变革历史瞬间中的人和事、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状态，都可以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探寻到踪迹。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了这一专题，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进行的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仔细研读，深入探究，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1915年，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为何惊动了当时京师警察厅总监亲自批示查办？90年前，张国焘曾被捕入狱，官面原因竟是“售卖国货”。为何售卖国货还有罪？抵制日货为何成为近代国人表达爱国热情最常用的方式？
1915年6月11日上午，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警察署巡警罗英海正在崇文门壅洞环城铁道附近巡查，忽见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在散布传单，便上前盘查，发现传单内容是抵制日货，于是将其人带回警察署讯问。
原来此散布传单人名叫姚怀玉，系一无业游民，平日干些在各娼嫽贩卖纸烟的营生。据姚怀玉供称，他是从一不知姓名人手中接过传单，之所以散布，纯粹是想借此多卖些香烟，别无他意。
但此案承审警员平国恩却是非常的警觉，把此案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在给警察厅总监的呈文中提出处理意见：“姚怀玉无故布散谣言，拟议违警律科罚，至传单语多荒谬，有妨国交，应尽数销毁，并通饬各区从严查禁。仍饬区传知印刷商户，凡关中日交涉事件，如有以私人资格排印，一概不准，否则重罚，以防扰乱，而绝根株。”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更是戒备有加，批示内左一区署“姚怀玉是否如其所供为谋利起见，抑非善类另有别情，拟切实查明，再行核办。”
调查的结果是姚怀玉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企图，散发传单只是偶然为之，最终被处以十五天拘留了事。
这样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为何会让警察如此重视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关联。1915年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夜，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予以承认，接受“二十一条”。这一卖国行为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普遍反抗，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反日、抵制日货的高潮。
姚怀玉的事件表明北京也有抵制日货的暗流在涌动，只是京师重地，警政严苛，抵制日货还好似闪烁的星火。但令警察们想不到的是，四年之后的1919年，这点点星火却在一夜之间燃成燎原之势，警察们不仅未能绝其根株，就连违警律也只能抛诸脑后了。
当年抵制日货的漫画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成为参与人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之一，就连上海青楼女子也举起了抵制日货的大旗
抵制洋货是近代中国人表达爱国热情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中又以抵制日货最为频繁，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而引发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后，抵制日货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态，甚至是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立即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的各校学生全体联合大会上，朝阳学院率先提议抵制日货。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内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会后，在大操场上焚烧了校内的日货，这也是五四运动中见诸史料最早的焚烧日货行为。5月13日，北京大学学生将该校学生消费社储存的日货，集中于文科大操场进行焚毁，并印刷数千言之宣言书，在焚烧日货时当众宣讲。随后，高等农业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及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学生皆将校内所存日货尽数焚毁。
焚烧所存日货只能宣泄一时的愤怒，若要抵制取得效果，则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商家的支持。从运动一开始，学生们便派出代表与商界接洽，而商界受学潮之鼓动亦有积极之表示。5月6日，北京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在5月4日被捕的学生获释后，北京商会又召开全体大会，提出以下主张：（一）请各行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运日货，私运者议罚。（二）不用日本银行钞票。（三）不阅日报，不登日报广告。同时公决两种抵制日货办法：一是调查，凡日货之名称牌号样式，调查清楚后便不再贩卖；二是陈列，即将日货聚集一处陈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购买。
商会的决议得到商民的大力支持，据当时记载：“各店运日货者，一律停止。而东洋店铺，早已无人过问。且效学界所为，关于东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毁者，已不一而足。连日东洋货价忽跌落，而吾商人不为利诱，抵制如故。”同学界一样，商界传单也如雪片纷飞，号召人们不买日货，不用日本钞票，呼吁“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
随着运动的发展，抵制日货的风潮迅速蔓延至全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在一些地方，抵制日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北京。这或许是因为日货已充斥中国城乡，日货也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在人们缺乏其他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抵制日货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上海花界的表现或更可说明抵制日货波及的范围之广。据记载，林黛玉、笑意、艳情等数十名歌妓在国耻纪念日停止歌宴一天，并在各家门首粘贴“五月九日国耻”字样，且相互劝告，以后要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又有一位名妙莲的妓女，除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外，还撰写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妓院，劝告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国民应尽之天职，其中一段文字颇能说明一些抵货的要义：“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了，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作工。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
这可能正是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频发的原因所在，它首先关注的不是抵制的实际效果，而是在国难危急的关头表现出一种国民的志气，是保留住国家和民族的一线生机。
当年国货鹿牌牙粉商标图案
-为使抵制日货行动取得切实成效，天津学生甚至成立了“跪哭团”，披麻戴孝前往跪劝不愿抵制日货的商家
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们揭起爱国的大旗，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依然有商家固守自己的利益，不愿抵制日货或者是阳奉阴违。面对这种情况，天津学生的“跪哭团”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悲情的一幕。
天津的抵制日货由天津各界联合会指导进行，而以学生为主体。联合会中设有调查股，是执行抵制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号购销与实存的日货情况。各界联合会经常以调查股的情报为依据，分别派员采取劝导、说服或自立公约等方式向各商号进行宣传。有些商号表面上具结立保，冻结日货，声明决不再与日商为伍，但是暗地里仍与日商勾结，贩卖日货。在种种劝说皆无效之后，调查股决定采用跪哭的方式，希望借此唤醒这些商人麻木的心灵。
吴子铭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复原了当时的场景。在确定跪哭对象以后，联合会集齐团员，一律披麻戴孝，个个装扮成灵堂小子模样，手持哭丧棒，戚容满面地列队出发。如此装束自然吸引大批群众尾随观看。那时东北城角有一家成记纸行屡劝无效，一意偷销日货。跪哭团到后，寻找该店店主出来见面，把他围绕在中间，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号啕，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要哀伤。一边哭，一边做忠言逆耳的劝告，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团员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声宏，激昂慷慨，哭哑了嗓子还在陈说朝鲜亡国的惨痛。直至成记店经理表明：宁肯买卖不干，也绝不再购销日货了。“跪哭团”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学生们在清华园焚烧日货
-在抵货风潮中，北京的学商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这一则因为商人的配合与支持，一则因为学生的强势与克制
在1919年京师警察厅的卷宗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因抵制日货而发生学商冲突的案例，这或许可以勾勒出当年抵制日货的大致轮廓。
1919年12月13日下午5时许，王府井东安市场德昌洋货铺内发生争吵，巡官白祖荫前去查看，见是一群学生与铺伙起了争执。因不能阻拦，白祖荫遂向内左一区署报告。待署长邓宇安到后，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开，只留下四人在与店家交涉，遂将当事双方及一证人带署讯问。这些学生均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财政商业学校肄业，其供称：“我们为抵制日本货，劝导各商将日货收起，不要再卖。市场德昌洋货铺我们曾经劝过两三次，铺东陈遇春对待我们举动均不好，他铺日货硬不收起。今日午后约4时光景，我们同校学生六十五人又到德昌洋货铺，使人进内劝导，将日货收起，并说我们劝导均是好意，系为大局起见。五十余人在门外谨守秩序，恐防有别人借端搅扰。伙计对于我们颇不愿意，硬不收起日货，我们即拿他一日本瓷盘子摔碎，以表示我们之决心。不料他铺人从楼上摔下一杌凳，砸伤两人，有北大学生为证。我们同学人多拥挤，将他铺玻璃挤坏。”
而学徒徐纪书则供称：“下午5时，各伙计在楼上吃饭，我向楼上搬凳子，适有学生多人进入铺内砸物，我正在楼梯上，一时害怕，失手将凳子掉落。我是出于无心，并无别情。”此案卷宗里并无处理意见，学生和伙计各自回去了事。就在同一天，白祖荫还报告：“东安市场同和栈亦经劝导，学生砸坏一玻璃日本小瓶，铺主未与计较，学生走去。”
1919年12月正是学生为声援“闽案”而掀起抵货高潮的时期，同一时期的此类报告皆反映了学商轻微冲突的特点，如12月8日下午4时余，“有法文专修馆学生五名，由西四牌楼往南，沿途告诫各铺户，不准再卖日货，遇有悬挂日货仁丹广告者，即勒令撤去。行至西单大街，进路东隆和漆盒洋货铺内，将该铺所卖日货玉容油二瓶摔毁。该铺向该生等质问，因何摔毁？……两相争执，口角不休。经巡长陶世厚赶至，极力排解，未酿事端。”12月9日下午3时，“有法文专修馆便衣学生五人，行至新街口南同和裕纸铺宝兴香局旁全顺兴洋货铺，学生入铺内令该铺等将日货收起。该铺等龃龉半晌，始允将日货收起。”
学生们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档案中记载的一件小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19年8月5日，北京体育总会肄业生万祥之在隆福寺文顺照相馆门前售卖国货，并加演说。因妨碍营业，照相馆铺掌卫锡臣与之理论而生纠纷，后报警带案。京师警察厅司法处的王守钧在批文中说：“学生到处售卖国货、宣讲游说，虽出于青年爱国之热忱，然其举动言论间，恒有逾轨招人嫌忌处。按本案之卫锡臣以开设照相馆之小生理，为敢自不量力反与学生冲突之理，其中曲直不问可知。”
司法处长蒲志中也批示：“此案万祥之不得卫锡臣允许，遽在其所开照相馆门口售卖国货，迨被干涉，又复恃强蛮横，实属无理。”
学生在警察的眼中尚且如此强势，在普通商民的心目中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国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张国焘等六人还曾因为售卖国货而被捕
在近代中国，提倡国货比抵制日货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提倡国货、振兴实业的主张。辛亥革命前后，以中华国货维持会为代表的国货团体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国货思潮的萌生。
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国货与抵制日货是相伴而生的。早在5月7日，北京高师提议抵制日货时，也同时决定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冰心在对五四运动的回忆中也曾说：“为了抵制日货，我还旷课创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这固可说明学生抵制日货的赤诚，同时也说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贫弱，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也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当然更说明了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的迫切性。
5月24日，北京学界与商界在北京大学开国货维持会，将维持会分为文书、调查、贩卖三组，并拟设立国货陈列所，通函各工厂商店，从事搜集，以便陈列，以引起国人爱用国货的心理。清华大学组织了救国实业团，贩卖国货，各处销售，并拟设立国货贩卖所。在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大都有国货维持会的组织，一面抵制日货，一面提倡国货，两者往往同时进行。
学生提倡国货，演说必不可少。5月19日，学生总罢课以后，反日内容的演讲受到了限制，学生们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提倡国货上。6月8日，北大学生朱耀西等六人到前门外演讲，尚未开始便被警察禁止，演讲词亦被没收。我们因而得以在当日的卷宗里发现了这张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手写的演说词：劝大家用国货。列位呀，咱们国家贫弱到这般地步，顶大的缘故就是咱们国度里头各种工业都没有发达，因为工业没有发达，所以做生意的人卖的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因此咱们中国人的钱都送到外国去，所以咱们国家就贫弱到这样地步了。现在要想救国家的贫弱，最好的法子就是使工业发达起来，要想工业发达起来，除出买用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就没有法子了，这种东西就叫做国货，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以后都要用国货。
朱耀西等人更是向警察阐明了演说的本意：“我们演说非关邦交，只为提倡国货，乃系小小之意，虽云人人皆已存爱国之心，不买洋货，奈现在时局人人皆喜华丽，外国物件固细，中国物件甚糙，唯恐日久生懈，致将爱国之心抛弃，是以我们演说以为提醒，并无别情。”
演说之外便是贩卖。《每周评论》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自五七报封禁以后，公园市场里边，就没有卖东西的学生。过了两天，又有许多学生，手拿布袋，有的写‘国货两个字，有的写‘提倡国货四个字。每到茶桌前面，先向游人鞠躬，发一种极和蔼的话，劝人买货。所卖的货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类，也有卖《国民》杂志和《国体与青年》的。游客之中，十个人总有八个人买的，照他们说，卖出去的钱专作学校联合会会费用。
档案中也有学生贩卖国货的零星记载，前引万之祥冲突案即是一例。比较有名的是张国焘等六人售卖国货被捕案。6月2日，张国焘等六人在东安市场售卖国货，被内左一区警察署逮捕，这也正是6月3日大逮捕的前一天。当然，售卖国货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表面文章，警察不会因为学生售卖国货而滥施逮捕，张国焘等人也并非是纯粹的售卖国货。这在档案中有明确的揭示。
提倡国货比学生更为积极的是国货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南洋烟草公司，它每每利用抵制外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本来，在近代的国货思潮中，随处可见国货团体的身影，而在抵制外货风行时期，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除了在报纸、街头做国货广告外，在商标设计上更是煞费苦心，以突出“国货”概念。
1919年，北京前门外有一家“荣记”公司，生产粉笔、墨水、胶水等教育品和蜜水、玉容油、雪花粉、牙粉等化妆品。因为曾经涉案，意外地在京师警察厅的卷宗里保留了十数种商标图案，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国货概念的凸显。有些商标上印有“国货”二字，有的则印着“完全国货”字样。有一种牙粉商标，方形图案外环绕八角边框，上端是中国鹿牌牙粉字样，下面是厂名和厂址，中间是一圆形徽标。在圆形徽标的两侧则写着一副对联：“同胞热心提倡国货 诸君协力挽回利权”。
有些商标上甚至加上整段的文字说明，类似广告，如墨水和胶水的商标便有如下一段文字：“敬启者：墨水一物诸多购自外洋，我中国自造者甚少，鄙人有鉴于此，发明一种鹿牌各色墨水，较比外来无异，并希各界热心国货诸君一试，方知余言非谬也。北京前门外大齐家胡同荣记牙粉厂制。”对一种粉笔的说明则为：“此品为完全敝厂所制造，厂设北通县南关东营村，学界诸君有不信之处，热心调查，敝人不胜欢迎。王子荣谨启。”
这些都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激情年代的独特印记。
1915年，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为何惊动了当时京师警察厅总监亲自批示查办？90年前，张国焘曾被捕入狱，官面原因竟是“售卖国货”。为何售卖国货还有罪？抵制日货为何成为近代国人表达爱国热情最常用的方式？
1915年6月11日上午，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警察署巡警罗英海正在崇文门壅洞环城铁道附近巡查，忽见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在散布传单，便上前盘查，发现传单内容是抵制日货，于是将其人带回警察署讯问。
原来此散布传单人名叫姚怀玉，系一无业游民，平日干些在各娼嫽贩卖纸烟的营生。据姚怀玉供称，他是从一不知姓名人手中接过传单，之所以散布，纯粹是想借此多卖些香烟，别无他意。
但此案承审警员平国恩却是非常的警觉，把此案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在给警察厅总监的呈文中提出处理意见：“姚怀玉无故布散谣言，拟议违警律科罚，至传单语多荒谬，有妨国交，应尽数销毁，并通饬各区从严查禁。仍饬区传知印刷商户，凡关中日交涉事件，如有以私人资格排印，一概不准，否则重罚，以防扰乱，而绝根株。”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更是戒备有加，批示内左一区署“姚怀玉是否如其所供为谋利起见，抑非善类另有别情，拟切实查明，再行核办。”
调查的结果是姚怀玉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企图，散发传单只是偶然为之，最终被处以十五天拘留了事。
这样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为何会让警察如此重视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关联。1915年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夜，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予以承认，接受“二十一条”。这一卖国行为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普遍反抗，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反日、抵制日货的高潮。
姚怀玉的事件表明北京也有抵制日货的暗流在涌动，只是京师重地，警政严苛，抵制日货还好似闪烁的星火。但令警察们想不到的是，四年之后的1919年，这点点星火却在一夜之间燃成燎原之势，警察们不仅未能绝其根株，就连违警律也只能抛诸脑后了。
当年抵制日货的漫画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成为参与人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之一，就连上海青楼女子也举起了抵制日货的大旗
抵制洋货是近代中国人表达爱国热情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中又以抵制日货最为频繁，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而引发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后，抵制日货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态，甚至是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立即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的各校学生全体联合大会上，朝阳学院率先提议抵制日货。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内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会后，在大操场上焚烧了校内的日货，这也是五四运动中见诸史料最早的焚烧日货行为。5月13日，北京大学学生将该校学生消费社储存的日货，集中于文科大操场进行焚毁，并印刷数千言之宣言书，在焚烧日货时当众宣讲。随后，高等农业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及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学生皆将校内所存日货尽数焚毁。
焚烧所存日货只能宣泄一时的愤怒，若要抵制取得效果，则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商家的支持。从运动一开始，学生们便派出代表与商界接洽，而商界受学潮之鼓动亦有积极之表示。5月6日，北京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在5月4日被捕的学生获释后，北京商会又召开全体大会，提出以下主张：（一）请各行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运日货，私运者议罚。（二）不用日本银行钞票。（三）不阅日报，不登日报广告。同时公决两种抵制日货办法：一是调查，凡日货之名称牌号样式，调查清楚后便不再贩卖；二是陈列，即将日货聚集一处陈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购买。
商会的决议得到商民的大力支持，据当时记载：“各店运日货者，一律停止。而东洋店铺，早已无人过问。且效学界所为，关于东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毁者，已不一而足。连日东洋货价忽跌落，而吾商人不为利诱，抵制如故。”同学界一样，商界传单也如雪片纷飞，号召人们不买日货，不用日本钞票，呼吁“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
随着运动的发展，抵制日货的风潮迅速蔓延至全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在一些地方，抵制日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北京。这或许是因为日货已充斥中国城乡，日货也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在人们缺乏其他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抵制日货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上海花界的表现或更可说明抵制日货波及的范围之广。据记载，林黛玉、笑意、艳情等数十名歌妓在国耻纪念日停止歌宴一天，并在各家门首粘贴“五月九日国耻”字样，且相互劝告，以后要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又有一位名妙莲的妓女，除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外，还撰写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妓院，劝告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国民应尽之天职，其中一段文字颇能说明一些抵货的要义：“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了，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作工。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
这可能正是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频发的原因所在，它首先关注的不是抵制的实际效果，而是在国难危急的关头表现出一种国民的志气，是保留住国家和民族的一线生机。
当年国货鹿牌牙粉商标图案
-为使抵制日货行动取得切实成效，天津学生甚至成立了“跪哭团”，披麻戴孝前往跪劝不愿抵制日货的商家
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们揭起爱国的大旗，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依然有商家固守自己的利益，不愿抵制日货或者是阳奉阴违。面对这种情况，天津学生的“跪哭团”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悲情的一幕。
天津的抵制日货由天津各界联合会指导进行，而以学生为主体。联合会中设有调查股，是执行抵制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号购销与实存的日货情况。各界联合会经常以调查股的情报为依据，分别派员采取劝导、说服或自立公约等方式向各商号进行宣传。有些商号表面上具结立保，冻结日货，声明决不再与日商为伍，但是暗地里仍与日商勾结，贩卖日货。在种种劝说皆无效之后，调查股决定采用跪哭的方式，希望借此唤醒这些商人麻木的心灵。
吴子铭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复原了当时的场景。在确定跪哭对象以后，联合会集齐团员，一律披麻戴孝，个个装扮成灵堂小子模样，手持哭丧棒，戚容满面地列队出发。如此装束自然吸引大批群众尾随观看。那时东北城角有一家成记纸行屡劝无效，一意偷销日货。跪哭团到后，寻找该店店主出来见面，把他围绕在中间，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号啕，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要哀伤。一边哭，一边做忠言逆耳的劝告，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团员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声宏，激昂慷慨，哭哑了嗓子还在陈说朝鲜亡国的惨痛。直至成记店经理表明：宁肯买卖不干，也绝不再购销日货了。“跪哭团”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学生们在清华园焚烧日货
-在抵货风潮中，北京的学商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这一则因为商人的配合与支持，一则因为学生的强势与克制
在1919年京师警察厅的卷宗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因抵制日货而发生学商冲突的案例，这或许可以勾勒出当年抵制日货的大致轮廓。
1919年12月13日下午5时许，王府井东安市场德昌洋货铺内发生争吵，巡官白祖荫前去查看，见是一群学生与铺伙起了争执。因不能阻拦，白祖荫遂向内左一区署报告。待署长邓宇安到后，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开，只留下四人在与店家交涉，遂将当事双方及一证人带署讯问。这些学生均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财政商业学校肄业，其供称：“我们为抵制日本货，劝导各商将日货收起，不要再卖。市场德昌洋货铺我们曾经劝过两三次，铺东陈遇春对待我们举动均不好，他铺日货硬不收起。今日午后约4时光景，我们同校学生六十五人又到德昌洋货铺，使人进内劝导，将日货收起，并说我们劝导均是好意，系为大局起见。五十余人在门外谨守秩序，恐防有别人借端搅扰。伙计对于我们颇不愿意，硬不收起日货，我们即拿他一日本瓷盘子摔碎，以表示我们之决心。不料他铺人从楼上摔下一杌凳，砸伤两人，有北大学生为证。我们同学人多拥挤，将他铺玻璃挤坏。”
而学徒徐纪书则供称：“下午5时，各伙计在楼上吃饭，我向楼上搬凳子，适有学生多人进入铺内砸物，我正在楼梯上，一时害怕，失手将凳子掉落。我是出于无心，并无别情。”此案卷宗里并无处理意见，学生和伙计各自回去了事。就在同一天，白祖荫还报告：“东安市场同和栈亦经劝导，学生砸坏一玻璃日本小瓶，铺主未与计较，学生走去。”
1919年12月正是学生为声援“闽案”而掀起抵货高潮的时期，同一时期的此类报告皆反映了学商轻微冲突的特点，如12月8日下午4时余，“有法文专修馆学生五名，由西四牌楼往南，沿途告诫各铺户，不准再卖日货，遇有悬挂日货仁丹广告者，即勒令撤去。行至西单大街，进路东隆和漆盒洋货铺内，将该铺所卖日货玉容油二瓶摔毁。该铺向该生等质问，因何摔毁？……两相争执，口角不休。经巡长陶世厚赶至，极力排解，未酿事端。”12月9日下午3时，“有法文专修馆便衣学生五人，行至新街口南同和裕纸铺宝兴香局旁全顺兴洋货铺，学生入铺内令该铺等将日货收起。该铺等龃龉半晌，始允将日货收起。”
学生们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档案中记载的一件小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19年8月5日，北京体育总会肄业生万祥之在隆福寺文顺照相馆门前售卖国货，并加演说。因妨碍营业，照相馆铺掌卫锡臣与之理论而生纠纷，后报警带案。京师警察厅司法处的王守钧在批文中说：“学生到处售卖国货、宣讲游说，虽出于青年爱国之热忱，然其举动言论间，恒有逾轨招人嫌忌处。按本案之卫锡臣以开设照相馆之小生理，为敢自不量力反与学生冲突之理，其中曲直不问可知。”
司法处长蒲志中也批示：“此案万祥之不得卫锡臣允许，遽在其所开照相馆门口售卖国货，迨被干涉，又复恃强蛮横，实属无理。”
学生在警察的眼中尚且如此强势，在普通商民的心目中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国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张国焘等六人还曾因为售卖国货而被捕
在近代中国，提倡国货比抵制日货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提倡国货、振兴实业的主张。辛亥革命前后，以中华国货维持会为代表的国货团体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国货思潮的萌生。
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国货与抵制日货是相伴而生的。早在5月7日，北京高师提议抵制日货时，也同时决定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冰心在对五四运动的回忆中也曾说：“为了抵制日货，我还旷课创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这固可说明学生抵制日货的赤诚，同时也说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贫弱，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也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当然更说明了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的迫切性。
5月24日，北京学界与商界在北京大学开国货维持会，将维持会分为文书、调查、贩卖三组，并拟设立国货陈列所，通函各工厂商店，从事搜集，以便陈列，以引起国人爱用国货的心理。清华大学组织了救国实业团，贩卖国货，各处销售，并拟设立国货贩卖所。在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大都有国货维持会的组织，一面抵制日货，一面提倡国货，两者往往同时进行。
学生提倡国货，演说必不可少。5月19日，学生总罢课以后，反日内容的演讲受到了限制，学生们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提倡国货上。6月8日，北大学生朱耀西等六人到前门外演讲，尚未开始便被警察禁止，演讲词亦被没收。我们因而得以在当日的卷宗里发现了这张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手写的演说词：劝大家用国货。列位呀，咱们国家贫弱到这般地步，顶大的缘故就是咱们国度里头各种工业都没有发达，因为工业没有发达，所以做生意的人卖的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因此咱们中国人的钱都送到外国去，所以咱们国家就贫弱到这样地步了。现在要想救国家的贫弱，最好的法子就是使工业发达起来，要想工业发达起来，除出买用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就没有法子了，这种东西就叫做国货，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以后都要用国货。
朱耀西等人更是向警察阐明了演说的本意：“我们演说非关邦交，只为提倡国货，乃系小小之意，虽云人人皆已存爱国之心，不买洋货，奈现在时局人人皆喜华丽，外国物件固细，中国物件甚糙，唯恐日久生懈，致将爱国之心抛弃，是以我们演说以为提醒，并无别情。”
演说之外便是贩卖。《每周评论》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自五七报封禁以后，公园市场里边，就没有卖东西的学生。过了两天，又有许多学生，手拿布袋，有的写‘国货两个字，有的写‘提倡国货四个字。每到茶桌前面，先向游人鞠躬，发一种极和蔼的话，劝人买货。所卖的货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类，也有卖《国民》杂志和《国体与青年》的。游客之中，十个人总有八个人买的，照他们说，卖出去的钱专作学校联合会会费用。
档案中也有学生贩卖国货的零星记载，前引万之祥冲突案即是一例。比较有名的是张国焘等六人售卖国货被捕案。6月2日，张国焘等六人在东安市场售卖国货，被内左一区警察署逮捕，这也正是6月3日大逮捕的前一天。当然，售卖国货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表面文章，警察不会因为学生售卖国货而滥施逮捕，张国焘等人也并非是纯粹的售卖国货。这在档案中有明确的揭示。
提倡国货比学生更为积极的是国货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南洋烟草公司，它每每利用抵制外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本来，在近代的国货思潮中，随处可见国货团体的身影，而在抵制外货风行时期，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除了在报纸、街头做国货广告外，在商标设计上更是煞费苦心，以突出“国货”概念。
1919年，北京前门外有一家“荣记”公司，生产粉笔、墨水、胶水等教育品和蜜水、玉容油、雪花粉、牙粉等化妆品。因为曾经涉案，意外地在京师警察厅的卷宗里保留了十数种商标图案，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国货概念的凸显。有些商标上印有“国货”二字，有的则印着“完全国货”字样。有一种牙粉商标，方形图案外环绕八角边框，上端是中国鹿牌牙粉字样，下面是厂名和厂址，中间是一圆形徽标。在圆形徽标的两侧则写着一副对联：“同胞热心提倡国货 诸君协力挽回利权”。
有些商标上甚至加上整段的文字说明，类似广告，如墨水和胶水的商标便有如下一段文字：“敬启者：墨水一物诸多购自外洋，我中国自造者甚少，鄙人有鉴于此，发明一种鹿牌各色墨水，较比外来无异，并希各界热心国货诸君一试，方知余言非谬也。北京前门外大齐家胡同荣记牙粉厂制。”对一种粉笔的说明则为：“此品为完全敝厂所制造，厂设北通县南关东营村，学界诸君有不信之处，热心调查，敝人不胜欢迎。王子荣谨启。”
这些都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激情年代的独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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