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秘密情报站'208'：解决川西'陆上台湾'(组图)

揭秘秘密情报站"208"：解决川西"陆上台湾"

2010年01月  　来源：北京日报

 

208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今年已是80高龄。

年轻时的李守福。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也是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所盘踞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并未就此到来。从全国各地溃逃麇集于成都的国民党潜伏特务、落魄军官很快窜逃至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拼凑起数千喽啰，四处兴风作浪。正是这撮号称“陆上台湾”的匪军，成了新中国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派出一个秘密情报站，代号“208”。他们广泛依靠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雪山草地间支起了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导引着剿匪大军犁庭扫穴，荡平匪患。

　　“小公安”领导“老特务”

    1951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侦查员李守福受命来到了会议室，接受领导布置的一项机密任务。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60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我坐在一边，对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侦查科长王禾、老侦查员刘传弗。屋子的一角有个老式电风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

    会议的气氛让当时还年轻的侦查员有些紧张。

    林佐夫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任务的情况。

    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流窜着五六千作乱叛匪，这是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利用雪山草地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有计划布建的反共游击武装，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而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匪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南公安师，担负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务。

    雪山草地社情复杂，敌在暗，而我在明。为配合部队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决定组建一个秘密情报站，潜入叛匪活动区域，进行情报侦察。

    而这个代号“208”的情报站，就交由李守福负责。

    “我？”李守福对组织上选择自己担此大任有些惊讶——那时他年仅21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记者对这个决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过，了解了李守福的详细资料后就会发现，除了年龄有些小之外，他的确是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李守福1930年生于山西洪洞县。1945年，还在读中学的李守福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就是地方公安系统的侦查员。1950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队任侦查员，负责缉捕逃亡潜伏匪特、挖缴非法电台及武器等。虽然只有21岁，李守福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了。

    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克刚和毛思寇，曾对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历史进行过全面整理，对李守福再熟悉不过。他们告诉记者，当时政保室共有两个组，李守福已经是侦查组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很强的工作和领导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为人热情、豪爽，这一点特别有利于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独当一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

    虽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还是“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领导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底一沉：

    “这个情报站，只有你这个站长是公安干部，其余都是国民党原警特人员。”

    交给李守福的是这样一张208情报站成员名单：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康伯桃、大队副白德伟、督察室主任张尚钰、稽查处社侦组副组长何麟、原四川省会警察局分局长钟添麟、原国防部二厅川西游击区情报员马秀生……共17人。

    为什么选择国民党的警特人员？李守福当时也是满心疑虑，但经领导细说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释然。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们的做法就是‘以特制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对记者笑着说，“当然，这些原来的国民党警特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也确实是最熟悉那些匪帮的情报员人选。叛匪中许多人是这些情报员原来的同僚或上司，便于开展内线侦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报站成员名单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是逐个甄别审查后挑选的。他们都是起义或自首立功人员，历史罪恶不大。成都解放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心实意拥护党和人民政府，自觉自愿想立新功。

    当年的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不清楚“208”这个编号的由来，可以肯定的是，潜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报站远非208一个。在此后三年的剿匪战斗中。208却是工作最为突出的一个。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师四千剿匪大军从什邡挥师进入阿坝地区。同日，李守福率领208情报站的侦察小分队，也从成都向着雪山草地进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恶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泽，还有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

图中左一为傅秉勋，中间站立者为苏永和。

    “陆上台湾”

    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称茂县专区，是块地域广袤、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带。当年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指的就是这里，那是长征中最艰苦、最漫长、最危险的战斗历程。夹金山、毛儿盖、马尔康……这些冷僻的地名铭刻着那段血肉和生命铺就的伟大征程。阿坝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别称。

    红军胜利走过雪山草地之后的14年中，乾坤逆转。

    随着中国大陆最后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窜入了雪山草地，借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条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这些匪帮实际上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前布下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受蒋介石集团的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川西的反动军事力量被美国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国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断地为其空投特务、物资和军事装备。蒋介石更是慷慨地为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各种委任状、嘉奖令随着空投一起到达。一时间，反动匪帮的司令们“将星闪耀”，部队的番号、人数任其吹嘘。

    当时，香港一家杂志用来自台湾的消息刊登了题为《陆上台湾——傅秉勋和他的黑水根据地》的文章。文章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拥兵10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陆上台湾”的名头就此叫响，但它的“十万大军”却是痴人说梦。

    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错综复杂，抛开一众宵小不谈，形成规模的反动军事力量主要有三股，总人数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勋匪帮。

    傅秉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周迅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务头子。上世纪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参与策划暗杀著名“左派”人士杨杏佛和《申报》社长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处长时，一手制造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一次大屠杀——成都十二桥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组建“反共救国军”，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战役开始前，周迅予即带领一帮军统特务、反动武装向川西北逃窜，沿途勾结豪吏劣绅，收罗残余匪特，裹胁地痞流氓，拼凑了一支号称千人的所谓“敌后国军”，活动范围在草地的松潘、理县、茂县等少数民族地区。

    其三是何本初匪帮。

    何本初原是茂县专区专员，当地解放时曾假起义，暗中组织茂县专区反共自卫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委任各县伪县长为所属各部司令，纠集地方武装，组织叛乱。

    若只是这三股匪帮的几千人马，在把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军眼中根本不足一提。当时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些反动力量把当地的民族势力裹挟了进来。

    当时，川西北藏区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时而联合，时而厮杀，互扰不已。国民党特务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极尽胁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歪曲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禄相许。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土司被国民党特务蒙蔽，为他们提供庇护支持，甚至与其同流。

    时值抗美援朝期间，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在进行。流窜在雪山草地间的数千国民党匪帮，成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肘腋之患。

    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黑水，即为川西北国民党匪帮巢穴所在。

    利源商号

    杂谷脑，阿坝州理县县府所在地。这个散落山腰的荒凉小镇，西扼阿坝马尔康，东连松潘、茂汶，北接黑水地区，是内地进入藏区的交通要冲和门户。

    新中国成立之初，杂谷脑居住总人口不足千人，却聚居着藏、羌、回、汉等多族人口。在内地，这样的规模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在地广人稀的阿坝地区，杂谷脑已经算得上个繁华市镇了。

    1951年7月下旬，一位汉族货郎买下小镇东面山坡上三间羌式石屋，又雇了几个羌族工匠将其修缮一新。这个货郎也是受人之托，为准备在杂谷脑开商号的另一位老板备好了铺面。

    是年8月中旬，一位年轻的汉族老板带着一个十几人的商队来到杂谷脑。他们把人背牛驮的几十包货物摆进石屋。盐巴、砖茶、针头线脑……各色在藏区有着极好销路的货品摆了两间铺面，另外一间则开了诊所，也做住宿之用。

    一面白布旗号挂在房檐，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着：“利源商号”。

    利源商号的老板，就是208情报站的站长李守福，随他而来的那支商队，则是情报站创建之初的全部成员。这个利源商号，是李守福侦察小分队进入阿坝地区之后建立的第一个情报站，也是由此向广袤的雪山草地辐射情报网点的“208”总部。

    从成都到杂谷脑，其实不过200多公里的路程，208情报站的成员们却走了将近一个月。回想起那段艰苦的行程，李守福至今感慨良多：“都说‘蜀道难’，可我们走的这趟线连一条称得上‘道’的路都没有，仅有些牧群踩出的羊肠小道。这一路，有一大部分是靠手脚并用爬过来的。”饶是道路难行，这支商队还要把在成都购买的货物全部随身携带，一路翻山越岭，行路愈发艰难。

    出发前，成都军管会公安处为208情报站拨款6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全部购买了茶砖、盐巴等货物。

    “这笔钱可是不小的启动资金呢。”李守福笑着说，“利源商号一开张，就是当地最大的商号，后来又在几个镇子开了分号。我这个‘李老板’成了大富商，在当地可是很风光的。”

    在几乎没有道路交通的情况下，阿坝腹地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与外界的信息、经济往来，靠的就是利源商号这样的商队。这也为208情报站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

    利源商号虽只是个掩护，卖的却是货真价实的藏区畅销货，生意也着实不错。开张三个月后，不仅基本解决了营业之初的资金紧张、情报员生活无保障等难题，经营所得利润还足以支撑情报站的自身运转。

    商号开张，李守福就以老板的面目坐镇指挥，情报站的其他成员，都成了货郎，背着背篓或骑着马，游走四方，明里卖货，暗中收集情报。情报员钟添麟懂得医术，就扮作走方郎中，背着药箱四处行医。因其医术当真了得，还被当地群众誉为“我们的好门巴（医生）”。

    而与此同时，李守福等人还在藏、羌、回、汉等各族群众中不断吸收情报员，发展情报关系。在208情报站展开活动的三年中，共发展情报员88名，建立情报关系200名，其中10人被国民党残余匪帮发现后惨遭杀害，没有一人叛变。

    一位名叫索朗的藏族情报员，至今提起仍令李守福唏嘘：“他不但是我的情报员，也是我的好兄弟。”

    索朗本是甘肃藏民，为躲避军阀战乱，举家逃到阿坝，又遭奴隶主迫害，沦落成一个四处乞讨为生的流浪艺人。李守福在逃亡奴隶和乞丐聚居的阿坝县塔洼与他结识，两人喝了血酒，结为兄弟。藏族人重义守诺，喝血

    酒是最庄重的誓言。

    成为208情报站的情报员之后，索朗不惧危险，经常孤身一人潜入匪巢，摸清匪帮所在位置和人员数量，带回了大量的宝贵情报。1953年，索朗前往侦察一支残匪。这股土匪向来凶残。行前，索朗还笑着对李守福说：“放心吧，完不成任务绝不回来见你。”没想到一语成谶，索朗在这次行动中被匪首察觉。

    据后来被捕的匪特供称，索朗受尽折磨，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惨遭活埋。

    随着情报员队伍的壮大，208情报站的情报网络也由近及远，从点到面。在“陆上台湾”匪帮盘踞的周边地区及其活动逃窜路线和匪巢内部，“208”先后建立情报网站148个，覆盖三分之二的雪山草地，约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国民党反动匪帮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像蛛网上的些微震颤一样被情报员敏锐捕捉，随即传达到剿匪部队的指挥中枢。

    马尔康分号

    1951年11月19日，成都军管处又向草地派出一个工作组，配合即将展开的军事清剿。担任组长的武征，乃政保处侦查科副科长。他在第一线领导208情报站，并负责整个茂县专区向匪帮盘踞地派遣秘密情报员的任务。

    与208情报站不同的是，这个工作组的身份是公开的。当时阿坝地区虽然已经宣告解放，但多数地区的人民政权并没有建立，从成都派去的工作组就暂时代行人民政府的各项职责。

    武征工作组一行四人，从成都向着马尔康徒步进发。为安全起见，行进途中的工作组仍然化装成行脚客商。因为毗邻马尔康的黑水，即是国民党反动匪帮盘踞的老巢。

    走了几日，工作组成员李青孟察觉到一丝异样。这一路崇山峻岭，漫无人烟，常常走上一天也不见行人。而他们四人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中年人，不远不近地始终尾随。

    李青孟说，起初他以为那也是个内地去藏区的客商，与商队随行是安全起见。但仔细观察就发现，这个人的举手投足规范有度，步伐沉稳，明显是受过军事训练。

    李青孟把自己的怀疑提示给工作组组长武征。没想到，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武征对此却毫不理会。

    12月16日，工作组经过27天的长途跋涉，抵达马尔康，尾随而至的那个中年人也不见了踪影。当晚，武征才向李青孟交底。原来这个尾随而至的中年人是为208情报站物色的又一名情报员。其人名叫刘建雄，原是国民党茂县专区的中尉警官。这次是他主动请缨，打入匪巢卧底。身份公开的工作组，自然不能在明处与刘建雄发生直接联系。

    刘建雄不仅对雪山草地的社会政治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主要匪首何本初所部人员多有交往。他要设法打入匪帮，获取情报，并相机对不同匪首进行策反、分化。

    208情报站的情报网向着匪帮老窝张开了。

    得到新任务的208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带着几名情报员来到马尔康。他们以在马尔康开办利源商号分号为掩护，针对黑水匪巢展开情报侦察。

    208情报站虽然是在进行秘密情报侦察，可他们却没有携带任何特工用具，包括电台。

    “用不上。”李守福解释说，“那时阿坝地区没有电，带着电台还要带发电机，天线架起来，谁看不出这是一群特工啊？”

    所有的情报，全靠情报员的眼睛、耳朵和嘴，暗中观察，侧面打听，然后返回利源商号口述给李守福。

李守福则与进驻当地的武征工作组单线联系，通过工作组的电台把情报发送出去。虽然工作组驻地与利源商号近在咫尺，但每次送出情报，李守福还是要选择夜静无人之时，悄无声息地溜进工作组驻地。

    208情报站活动的三年中始终没有给外界留下丝毫破绽。人们只知他是那个热情、豪爽、很会做生意的“李老板”。

    上世纪80年代，李守福曾任阿坝自治州州长，有一次到马尔康去，居然还有老人能认出他：“你不是李老板么？”这在如今已成笑谈，而在当时，208情报站的对手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斗争异常险恶。

    刘建雄与李守福接上头，约好情报联系方式，随即孤身潜入了黑水地区。

    很快，黑水匪区的情报通过各种关系源源传出，证明刘建雄已在匪区站稳脚跟。但一个月后，联系突然中断，音讯杳无。后来从黑水战役俘获的匪首处得知，刘建雄进入匪区后，利用与黑水一匪首张定华相识取得信任。后在策反张匪下属一名支队长时，出言不慎被怀疑。在张匪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和任何机密，但终被匪帮枪杀。不久，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刘建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针对黑水匪巢的情报侦察，让208情报站付出了最为惨痛的代价。

    在刘建雄之后，还有钟玉泉、陈先华、廖顺钦、马定华四名情报员只身赴险，牺牲匪巢。

    这是一场堪比直面枪炮的冲锋，一次次前赴后继的惨烈情报战。

    “鹧呀鹧鸪山!高呀高万丈，藏羌回汉民，翻身求解放……千里追击查敌踪，摧坚拔寨擒匪忙。陈忠林，小索朗，刘建雄，罗布让……闯匪巢，斗凶顽，雪山草地染红烈士血，英雄正气长留天地间。”

    这首用《二郎山》曲谱重新填词的歌，是208情报站的成员们闲暇之余为自己谱写的站歌。每牺牲一名情报员，他们的名字就填进歌词，在情报员中传唱。李守福至今亦能哼唱，只是原本悠扬的调子变得忧伤。

    曾经，因为不断地填入情报员英烈的名字，这首歌在传唱中已经不成曲调……

黑水战役中被俘的傅秉勋部参谋长上官达（左）、警卫支队长宁中文

    黑水歼匪

    208情报站进驻马尔康后，在危险和牺牲面前没有丝毫退缩，先后有10个精干的情报小组深入到黑水匪区，将匪帮活动情况、匪区地理地貌以及被收买利用的少数民族武装等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

    由于当时的情报绝大多数都是全凭记忆口口相传，情报量又极为庞杂，李守福已经记不清情报的具体内容。但他告诉记者，通过那些用生命换来的情报，对国民党匪帮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掌握。那支所谓“反共突击军”，从“司令”傅秉勋以下，各纵队、总队、支队、分队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乃至正副队长的名字，都完完整整地呈现到了剿匪大军的指挥部。

    “老公安”罗克刚、毛思寇所著《警坛春秋》一书，记录了成都市公安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中辑录的《黑水匪情变化概略》，是当年剿匪斗争公安前线总指挥孙斌所总结，文中情报多来自208情报站，或可弥补李守福不能记起的细节：

    “以傅秉勋为首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军官约300余名骨干分子，通过苏永和分配在各沟寨负责养活，对外以‘帮工’为名。

    “傅秉勋以‘川康甘青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兼249路副司令，笼络该地区反动势力，加委苏永和为249路副司令，并将各部落头人晋封成高官，编为15个纵队和15个独立支队，从而控制了黑水全部4000余人枪。傅秉勋自喻黑水为‘陆上台湾’，台湾亦把黑水当成大陆独一无二的‘反攻基地’。”

    阿坝州的黑水，南通内地，北接草地，但四周群山屹立，雪峰环绕，几乎与世隔绝。文中提到的苏永和，是藏族大头人、黑水这个封闭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号称“黑水王”。

    苏永和是其汉名，据说还是蒋介石所起。苏永和藏名鲁尔资巴让，14岁就开始率兵纵马厮杀，能征惯战，成了雪山枭雄。他和卓克基土司索观瀛、麦桑（中阿坝）土司华尔功成烈并称阿坝藏区“三雄”。

    解放初期，阿坝地区的少数民族头领多有立场摇摆，但最终都站到了人民一边，而苏永和却选择了反面。

    1951年，傅秉勋、周迅予等匪帮在靖化、懋功发动叛乱被平息击溃，傅率部溃逃黑水，与苏永和纠结在了一起，把黑水变成了“陆上台湾”老巢。

    1952年6月18日，西南军区在重庆召开黑水进军作战会议，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部署，决定从川西、川南、川北、西康、贵州调入1个轻装师、7个公安团、7个炮兵团，计2万人兵力，进剿黑水之匪。

    战役从1952年7月20日打响，剿匪大军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一路势如破竹。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陆上台湾”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荡平匪巢前，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召见部队负责人，专门谈争取大土司苏永和的问题。他说：“我们这次进军主要是打击国民党残匪，对苏永和是要努力争取的。如能促其归顺，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大有裨益，此点务请牢记。”

    激战之中，苏永和受傅秉勋的裹胁，深藏在原始森林中。部队动员索观瀛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或写信、传信，或亲去面见苏永和，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东躲西藏的苏永和，最终悔过自新，主动投诚。后来苏永和成为黑水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10月1日，他还受邀在天

    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国庆4周年庆典。

    而狡猾的匪首傅秉勋，居然带着39名顽敌成了漏网之鱼。闻听此信，贺龙当即指示：“擒贼擒王，跑了傅匪，只能算战役胜了一半儿。”

    配合着黑水战役的展开，208情报站已在残匪可能逃逸的方向上安排了数十个预伏组和情报哨。这些或明或暗的棋子，虽然并没有直接抓住傅匪，却让其成为惊弓之鸟，一路失魂落魄，丢盔弃甲。

    8月下旬，傅秉勋进入草地时，身边只剩下一名卫队长。两人被一队协助剿匪的藏族土兵抓获。押解途中经过查理寺，傅跳下马背滚入路旁的热木多河。

    傅秉勋跳河是为逃跑还是自尽不得而知，总之没有逃出正义的惩罚，滚滚河水瞬间将其卷走，尸体直到十天后才被找到。

    不过，傅秉勋的死亡只有几个土兵和他的卫队长见证，不能确信。川西公安前线总指挥孙斌亲自带队，对事发现场和尸体进行细致勘察，最终确认死者就是傅秉勋。

    时间已经到了1952年的10月1日，正在北京出席国庆3周年庆典的贺龙和邓小平接到了“傅匪溺毙”的电报，当即呈给了毛泽东。

    看完电报，毛泽东欣慰地说：“乾隆平定金川之乱，历时15年；川军3次进军黑水皆败。历朝历代没有解决的黑水问题，我们只用3个月就解决了。” 

当年的传奇情报员米玉丰（左）和成都市公安局退休干部毛思寇合影。

    草地战役

    黑水问题解决了，但是雪山草地的匪患并没有根除。傅秉勋之外的两大匪首周迅予、何本初不见踪影，从西北地区窜逃到阿坝草地的马良匪帮又在蠢蠢欲动……

    马良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族叔，曾任马家军团长。西北解放后，马良纠集匪特两次在甘肃省和政县南乡进行武装叛乱，被击溃后，便窜至川甘边境草地，扩大武装组织，并派马得福、马硕卿到黑水与傅秉勋联络。两股匪帮很快沆瀣一气。

    马良匪帮通过傅秉勋得到了电台，并与台湾建立了联系，成为蒋介石集团豢养的另一股反动军事力量。

    随着傅秉勋匪帮的覆灭，蒋介石集团加大了对马良匪帮的支持。从1952年7月至1953年3月，台湾先后给马良空投8次，空降了16名特务和大量军用物资。接得台湾空投之后，马良愈加嚣张，扬言要发展兵众10万，在川甘青建立黑水之后的第二个“陆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根据地。

    匪情在变，208情报站的对敌侦察也在随机应变。

    利源商号分号和钟添麟的诊所都在接近匪帮活动区域的阿坝县开张，广泛接触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搜集外围情报。但对马良匪帮的直接侦察却是个难题。这股匪帮的头面人物都是从西北地区而来，现有的情报员对其皆不熟悉，在匪区活动殊为不易，而且容易暴露。

    一个考察了很久的情报员人选进入了李守福的视线。这个人叫米玉丰。

    米玉丰是208情报站上百位情报员中颇为传奇的一个。无论是当年的领导李守福，还是后来整理成都公安历史与他多有接触的罗克刚、毛思寇，都能随口说出他的许多奇闻逸事。

    米玉丰虽然出身贫苦，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却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文，他通晓藏、回、汉三种语言，熟读不少古籍；武，他能双手持枪，百发百中，曾经一枪就打死过两只塘鹅。而且，米玉丰为人急公好义，交友广泛，到哪里都有朋友，他还是个“自来熟”，见面几句话就能和人亲密无间……

    “他天生就是干侦查员的坯子。”李守福笑着说。不过，越是这样的人，考察越要慎重仔细。

    早在1951年，李守福派情报员肖光华、马维驹到藏族唐昆部落“做生意”，就邀了米玉丰同行。一则借助他在当地有个小土官朋友，二则暗中观察他的为人。后来随着交往深入，李守福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等苏联小说悄悄借给他，旁敲侧击地向他宣传进步思想。

    而米玉丰的家庭深受地主、土匪迫害，本人亦早有革命愿望。待到李守福把吸收他参加208情报站的想法一说，米玉丰欣然从命。

    1952年8月，208情报站派出了由肖光华、米玉丰和索朗组成的三人情报小组，深入唐克匪区。索朗以行乞为掩护单独行动，肖光华、米玉丰则以经商为名在藏区站住脚跟。

    米玉丰在唐克有个叫扎卡的小土官朋友。他先是在扎卡家立足，很快又成了一批马良匪帮骨干分子的“知心朋友”，连匪首之一的刘华初都看上了米玉丰，要拉他入伙。从这些人口中，米玉丰套出了大量的情报。

    米玉丰给自己取了个藏名“达柯”，是藏语“野马”的意思，而实际上是取汉语“大哥”的谐音——他通过喝血酒结拜了几个兄弟，在当地发展了一批新的情报员。

    卧底匪区八个月，米玉丰五进五出，往返唐克和阿坝县，送出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情报。李守福说，一般人走这段路程要一个星期，而米玉丰只需要两三天，谁也猜不透他是如何做到的。

    除了米玉丰，208情报站还先后派出了17个情报组，实时掌握着马良匪帮和台湾空投特务的一举一动。

    1953年3月26日，西南军区展开剿灭马良匪帮的草地战役，至6月底战役结束，共计歼匪一千余名，草地匪帮被基本肃清。

阿坝地区藏族“三雄”之一的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官寨。

    约誓擒匪首

    周迅予，这个老牌的军统特务头子，自208情报站成立之初就被列为头号侦捕目标。然而三年过去，雪山草地上的匪帮军事力量已经基本肃清，唯独周迅予和何本初这两个匪首不知所踪。他们究竟能逃到哪里去呢？

    1952年黑水战役之后，李守福带领情报人员将工作重点转向搜捕周迅予、何本初。208情报站的情报员或组成武装小组，或单线活动，在广袤的雪山草地上追寻着匪首留下的蛛丝马迹。

    实际上，自1950年、1951年联合在靖化、懋功发动叛乱被击溃后，周迅予、何本初就与傅秉勋发生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

    傅秉勋带着匪众流窜黑水，一直图谋武装叛乱。而特务出身的周迅予和为官多年的何本初，则更有一番“深谋远虑”。二人携着少数亲随潜入阿坝县，投奔了实力雄厚的大土司华尔功成烈。此前，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军校教育长”、“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王旭夫也投靠了华尔功成烈处。他们一面偃旗息鼓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一面大施离间，蛊惑利诱少数民族上层阻挠解放。

    华尔功成烈接收了周、何、王等十多个残匪余孽，先后将其安置在阿坝草地的格尔登寺、川陕两省交界的郎木寺、藏族热耳茸部落附近的森林中。最后又把他们接到了自己的官寨，藏匿起来。

    在地广人稀的阿坝地区，搜索两个销声匿迹的匪首，无异于大海捞针。208情报站的情报员们几乎翻遍了大半个阿坝。1953年3月的草地战役开始前，种种线索已经把这两个匪首的藏身地指向了华尔功成烈官寨。

    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华尔功成烈是个倾向进步的开明大土司，一直立场鲜明地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黑水战役过程中，他积极配合剿匪部队，指挥所属土兵层层设防，截断傅秉勋残部的逃路。草地战役开始前，马良匪帮三番五次拉拢华尔功成烈，也都被断然拒绝。此后草地战役中剿匪部队的前指，也设立在华尔功成烈的一座官寨中。

    可他为什么同时又给罪行累累的周迅予等三个匪首提供庇佑呢？李守福说，这是华尔功成烈受“义气”所累。他与这几个匪首并没有直接恩怨，匪首“危难”之中前来投靠，按照藏人性格，只能热肠相帮，不能落井下石。

    事关重大，208情报站没有擅自行动，一方面上报了侦察情况，另一方面在华尔功成烈官寨四周暗布情报员，秘密监控。

    当时的剿匪部队前线总指挥郭林祥等军政领导获知此事，为了促进华尔功成烈醒悟和尊重华的自尊心，不但没有马上下令对匪首抓捕，而且在华尔功成烈面前绝口不提周迅予等人之名。

    直到1953年6月初，周迅予残匪内讧，周迅予之子周健全等人被捕，其警卫连长向剿匪部队供出了周迅予藏身华尔功成烈官寨。郭林祥这才向华尔功成烈通报了此情。后又经过四川藏族自治区主席天宝等藏族有识之士的劝导，华尔功成烈终下决心，交出周迅予等三个匪首。

    在交出三大匪首之前，华尔功成烈提出了几点要求，再次流露出藏族人特有的义气深重：

　　收留三大匪首是我一人的决定，与别人无关，请政府不要扩大追究范围。

    请政府恩准不杀这三人，而且不要在官寨中进行抓捕。他们虽然罪大恶极，但都是走投无路才投奔于我，如果杀了他们，我于心不忍。

    藏族人的习俗，只捆牦牛不捆人，逮捕他们时也不要捆绑。

    华尔功成烈的要求得到了政府和剿匪部队指挥部的批准。双方约定，华尔功成烈以将三大匪首转移藏身地为名送出官寨。

    政府和剿匪部队也如约践行了诺言。李守福说，直到三大匪首跟随着管家走出官寨大门，走出官寨的视力所及，埋伏好的部队官兵和情报员们才一拥而上，将周迅予等三人擒获。押解他们的过程也始终没有捆绑，而是出动了一个连的战士，把他们按在担架上抬下了山。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草地叛匪一号头目马良、二号头目马硕卿被解放军活捉。至此，草地剿匪战役胜利结束，为患雪山草地三年的国民党匪帮彻底覆灭了。

    208情报站结束了使命，利源商号也从此消失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只为雪山草地留下一段情报斗争的传奇。（记者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