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留白发在人间—想起徐景贤

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上海滩上的文革风云人物，自然就有一些印象。其中令我另眼相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徐景贤，这位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徐老三。

徐景贤有风采，书生的风采。他人长得颀长，清秀，谈吐文雅。不像张春桥那么阴沉，不像姚文元那么呆乏，不像马天水那么老奸，更不像王洪文那么不学无术。

徐景贤不仅有风采，还有文采。文革前就是令人瞩目的笔杆子，写过剧本《年青的一代》。文革中大小发言，都能侃侃而谈，语出珠玑，不用稿子。记得一次在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大会，听他作报告，讲的是“革命”，是“造反”，但仪态却儒雅，使我顿生几分陶醉。

徐景贤不但有风采和文采，他还有人品。他不像现在的官员们贪污、享乐、玩女人。也不像当年的浩亮、于会咏，对下面摆出一副臭架子。我以为凡是对下面摆架子的人，对上面一定摇尾乞怜。徐景贤不是这样的人。他文革中下工厂，到学校，就在学生食堂打饭，从不前呼后拥。他也许真信奉了当年那革命的理想，带着书生的热情投身到那场政治漩涡之中的。

四人帮倒台后，徐景贤判得和姚文元一样重，很是不公。因为四人帮的根据地上海，一定要判一个重的，马天水是老干部，邓小平还想用；王秀珍是工人出身，不宜重判；最后就让徐老三做了替罪羊。徐景贤很有中国书生的气概和心态，对此看得很是平和。在监狱里多了一份时间，认真思考了这场革命，终于悟出一些政治斗争的真谛。所以刑满出狱后，写了本回忆录《十年一梦》，还向被他不公正地批判过的人，对因他而受害的人，一一道歉。敢于道歉是不容易的。反右中害了那么多人，文革中又害了那么多人，有谁见过中央政治局向被害人道过歉吗？

近来读了两篇悼念徐景贤的文章，一是沙叶新写的，一是萧木写的，都对徐寄予了感情、友情和同情。徐死后，捐了器官，捐了遗体，没有留骨灰，只留了几根头发给后代，从中可见其闪亮的情怀。我想到他一生的遭际，不觉感慨良多，唏嘘喟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