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挂云帆
每个人都能让别人快乐，有些是在来的时候，有些是在走的时候
正文
3 温热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於一九0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裏。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後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於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0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於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於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找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裏，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進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
毛回长沙後，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裏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裏，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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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於同意了留宿。夜裏，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於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後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著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裏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怱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
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著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0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進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著他的艳事，婚後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後，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於毛。她後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纠纠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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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後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進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著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進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栘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著水菱角，代表们绕藤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於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於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後，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後，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後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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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後是矮矮的山坡。那裏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後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著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後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後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月U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後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後，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著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裏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進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後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著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0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後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
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0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後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後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著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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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著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裏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後，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於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於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後，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於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於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裏。”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進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裏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创。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於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進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
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裏，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於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後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於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進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進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後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後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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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L.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著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T．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於演讲，声如洪钟，又精於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著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於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後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著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
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 -- 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
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裏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
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
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裏，由於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
禁。辛亥革命後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著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
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後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
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
板上立著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著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著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
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著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
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後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
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
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著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
，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
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
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
走不动，疲倦极了，後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
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裏，“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
“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進行斗争。结果
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
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
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裏。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
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裏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裏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
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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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裏酝酿著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
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
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
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後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
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於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
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後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
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後，国民党的《中国农民
》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
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裏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
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
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於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於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
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
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
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
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
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著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
“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
，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裏，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
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Volin)在上
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
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
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干三
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
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
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
对富人。随著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後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干千多公里的漫长
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
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進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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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
姓生活照旧。现在，由於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
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
”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
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徵。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
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
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後向上司报告说：毛
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後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後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
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後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
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
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层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
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裏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
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
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
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裏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
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
高帽子，劣绅於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
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 -- 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
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於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後，更
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
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
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
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
《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
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
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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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後，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
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
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裏，就把暴力散布到哪裏。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
“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
“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於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
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
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
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
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
与莫斯科的手 -- 中共 -- 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
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
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
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
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
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後会把中国
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
京政权。
於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
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
，脸上当带著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
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於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
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
，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於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
，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
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後，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
十四日给加拉罕(L．M．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
将军。”一年後，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
海，那裏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
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後五、六年中，上海是处於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後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
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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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
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裏写了首诗。始建於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
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以後“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
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著自己的前途。他这样
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
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
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著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
切乡村暴力都归罪於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
後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
了不少人以後，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
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著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
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
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著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
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
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裏尽可能拉
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
“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
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
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据地。同时，
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後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裏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
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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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
己处於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
宁(M．F.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
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
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進，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
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
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
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後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
是以暴动为藉口，希望从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
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会议
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
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
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裏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著拚到汕头，不可
能绕到湘南。
於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
。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
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
，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
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
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
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
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
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
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
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
。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
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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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
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
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 -- 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
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
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
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
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於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
、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裏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
百人马，占领著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徵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
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進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於当土匪。毛担
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
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後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
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菸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進，我一
出；我一出，他一進。”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
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锺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
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
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
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国民党。部队著实筋疲力尽，打
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裏弥漫著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裏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後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裏)。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
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
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
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進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力口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
接上前线。三天後，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
：“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裏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
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 毛曾在《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著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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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
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在毛讲话之後，“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
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
。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後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
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於“秋收起义”的
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
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乾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
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
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
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
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
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
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裏杉竹茂
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
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著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裏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
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
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
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裏，对他们实行捆打吊
，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後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後当众处
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
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
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後窗，或在後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裏。
(以後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進山裏。这是一幢美
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
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於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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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位於山下大镇碧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著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
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著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
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
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裏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
被徵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進山裏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
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裏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
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菸，一是收集书籍、
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
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後
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著桂花。她
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裏“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
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著火。北伐军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
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
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徵。
蒋介石“清共”後，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
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
，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後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
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
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後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
说他患了脚疾，现在乾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
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
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
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
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
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
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
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進去的生
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
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
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
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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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
旅长。三十六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裏参加了共产党，以後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
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
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
毛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
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不仅残忍，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的政策是：“杀尽
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
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
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
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
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
民也动起来……後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
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
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
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
，“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
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
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
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
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
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
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裏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
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
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
。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
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
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
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它喜欢用“主义”这个词儿，给这一政策
戴的帽子是“盲动主义”、“烧杀主义”。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的所为不谋而合。毛
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尽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时斯大林亟需在中
国有个不亦步亦趋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让共产党成功。尤其是这时候，莫斯科难以对中共直接
指挥。由於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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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毛此时没有任何党的职位。他曾累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
员会，都未获明文批准。朱、毛会师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给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
，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毛急於拥有党的职位，还因为朱德带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
住实力远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党的名义。他也要显示自己是个军人，在会师时特意挎上手枪，这在他是
极少见的。过後他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这支军队不久便以“朱毛红军”著称。
等待授权时，毛开始表现自己了。党的命令接受了，巡视员也让巡视了，还写长长的报告。党组织正
经八百地活动了。毛到井冈山八个多月，还不知道他的辖区有多少党员，巡视员问起时，他的答覆是这个
县有“千余”，那个县有“百余”。毛也还没進行过分田工作。理论上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讲求实际
的毛觉得这事没什么必要，打家劫舍够维持统治就行。如今井冈山首次实行分田。
毛要党授权的信，由秘密交通员揣著，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递上了斯大林的
办公桌。中共正在开“六大”，地点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召开的外国党代表大会。斯大林
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极机密地，不远万里地，耗费钜资地运来莫斯科，足见他对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会传达，一讲就是九个小时，让在
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纵观他的一生，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离开他的地盘。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说毛的队伍“有一些土匪性质”，意思是毛不大听指挥。苏联
人对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称他为中共武装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毛泽东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宫
战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见中共党领导人时说：战略就是组建红军。在苏联的“六大”代表都受到军
训，具体的军事计划也制定出来。曾抢过银行的斯大林本人亲自负责给中共提供建军的假钞。
斯大林看好毛泽东。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当然，毛不听话。但
正如斯大林後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的，毛“不听话，但是个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么不听话，
斯大林有办法控制他：毛离不开党，离不开莫斯科，离开了，他只是土匪一个。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满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
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在毛泽东的上升史上，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毛与党离心
离德，与莫斯科离心离德，结果党和莫斯科是要啥给啥，他大获全胜。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於一九0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裏。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後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於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0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於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於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找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裏，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進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
毛回长沙後，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裏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裏，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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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於同意了留宿。夜裏，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於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後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著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裏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怱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
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著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0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進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著他的艳事，婚後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後，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於毛。她後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纠纠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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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後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進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著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進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栘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著水菱角，代表们绕藤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於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於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後，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後，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後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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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後是矮矮的山坡。那裏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後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著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後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後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月U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後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後，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著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裏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進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後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著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0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後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
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0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後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後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著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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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著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裏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後，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於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於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後，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於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於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裏。”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進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裏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创。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於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進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
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裏，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於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後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於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進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進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後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後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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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L.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著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T．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於演讲，声如洪钟，又精於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著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於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後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著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
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 -- 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
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裏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
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
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裏，由於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
禁。辛亥革命後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著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
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後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
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
板上立著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著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著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
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著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
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後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
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
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著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
，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
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
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
走不动，疲倦极了，後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
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裏，“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
“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進行斗争。结果
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
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
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裏。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
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裏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裏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
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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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裏酝酿著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
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
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
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後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
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於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
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後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
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後，国民党的《中国农民
》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
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裏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
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
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於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於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
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
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
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
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
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著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
“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
，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裏，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
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Volin)在上
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
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
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干三
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
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
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
对富人。随著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後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干千多公里的漫长
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
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進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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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
姓生活照旧。现在，由於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
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
”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
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徵。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
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
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後向上司报告说：毛
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後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後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
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後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
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
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层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
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裏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
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
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
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裏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
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
高帽子，劣绅於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
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 -- 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
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於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後，更
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
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
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
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
《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
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
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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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後，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
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
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裏，就把暴力散布到哪裏。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
“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
“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於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
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
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
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
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
与莫斯科的手 -- 中共 -- 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
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
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
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
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
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後会把中国
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
京政权。
於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
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
，脸上当带著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
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於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
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
，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於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
，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
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後，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
十四日给加拉罕(L．M．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
将军。”一年後，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
海，那裏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
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後五、六年中，上海是处於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後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
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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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
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裏写了首诗。始建於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
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以後“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
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著自己的前途。他这样
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
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
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著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
切乡村暴力都归罪於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
後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
了不少人以後，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
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著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
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
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著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
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
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裏尽可能拉
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
“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
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
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据地。同时，
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後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裏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
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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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
己处於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
宁(M．F.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
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
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進，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
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
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
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後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
是以暴动为藉口，希望从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
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会议
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
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
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裏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著拚到汕头，不可
能绕到湘南。
於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
。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
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
，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
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
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
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
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
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
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
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
。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
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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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
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
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 -- 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
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
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
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
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於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
、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裏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
百人马，占领著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徵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
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進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於当土匪。毛担
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
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後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
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菸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進，我一
出；我一出，他一進。”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
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锺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
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
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
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国民党。部队著实筋疲力尽，打
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裏弥漫著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裏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後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裏)。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
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
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
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進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力口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
接上前线。三天後，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
：“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裏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
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 毛曾在《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著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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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
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在毛讲话之後，“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
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
。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後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
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於“秋收起义”的
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
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乾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
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
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
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
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
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
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裏杉竹茂
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
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著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裏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
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
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
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裏，对他们实行捆打吊
，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後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後当众处
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
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
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後窗，或在後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裏。
(以後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進山裏。这是一幢美
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
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於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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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位於山下大镇碧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著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
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著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
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
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裏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
被徵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進山裏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
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裏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
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菸，一是收集书籍、
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
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後
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著桂花。她
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裏“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
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著火。北伐军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
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
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徵。
蒋介石“清共”後，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
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
，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後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
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
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後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
说他患了脚疾，现在乾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
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
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
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
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
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
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
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進去的生
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
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
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
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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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
旅长。三十六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裏参加了共产党，以後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
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
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
毛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
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不仅残忍，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的政策是：“杀尽
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
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
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
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
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
民也动起来……後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
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
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
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
，“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
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
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
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
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
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
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裏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
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
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
。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
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
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
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它喜欢用“主义”这个词儿，给这一政策
戴的帽子是“盲动主义”、“烧杀主义”。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的所为不谋而合。毛
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尽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时斯大林亟需在中
国有个不亦步亦趋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让共产党成功。尤其是这时候，莫斯科难以对中共直接
指挥。由於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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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毛此时没有任何党的职位。他曾累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
员会，都未获明文批准。朱、毛会师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给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
，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毛急於拥有党的职位，还因为朱德带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
住实力远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党的名义。他也要显示自己是个军人，在会师时特意挎上手枪，这在他是
极少见的。过後他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这支军队不久便以“朱毛红军”著称。
等待授权时，毛开始表现自己了。党的命令接受了，巡视员也让巡视了，还写长长的报告。党组织正
经八百地活动了。毛到井冈山八个多月，还不知道他的辖区有多少党员，巡视员问起时，他的答覆是这个
县有“千余”，那个县有“百余”。毛也还没進行过分田工作。理论上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讲求实际
的毛觉得这事没什么必要，打家劫舍够维持统治就行。如今井冈山首次实行分田。
毛要党授权的信，由秘密交通员揣著，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递上了斯大林的
办公桌。中共正在开“六大”，地点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召开的外国党代表大会。斯大林
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极机密地，不远万里地，耗费钜资地运来莫斯科，足见他对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会传达，一讲就是九个小时，让在
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纵观他的一生，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离开他的地盘。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说毛的队伍“有一些土匪性质”，意思是毛不大听指挥。苏联
人对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称他为中共武装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毛泽东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宫
战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见中共党领导人时说：战略就是组建红军。在苏联的“六大”代表都受到军
训，具体的军事计划也制定出来。曾抢过银行的斯大林本人亲自负责给中共提供建军的假钞。
斯大林看好毛泽东。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当然，毛不听话。但
正如斯大林後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的，毛“不听话，但是个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么不听话，
斯大林有办法控制他：毛离不开党，离不开莫斯科，离开了，他只是土匪一个。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满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
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在毛泽东的上升史上，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毛与党离心
离德，与莫斯科离心离德，结果党和莫斯科是要啥给啥，他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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