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谷

李廣德教授,中国作协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湖州市作协主席。退休。
正文

专业点评王兆山的拟地震鬼魂自述诗(转引)

(2008-06-27 07:14:11) 下一个
         王兆山的拟地震鬼魂自述诗《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是一首极其恶劣的旧体诗词。网上有许多分析文章,从语言、艺术和思想多方面进行剖析,令人信服。转引其中一篇如下:

专业点评王兆山的幸福诗
——
正是王兆山之类阻碍着中国文学的进步与社会进步

(原题:《词二首》,作者:王兆山,日期:66日,版面: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钗头凤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须臾河毁骤。

    城飞歌,乡飘乐,

    楼崩灵折,村消屯破。

    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

    令发京城动九州。

    红旗烁,军歌越,

    救川举国,不弃一个。

魄!魄!魄!

    这是让王兆山戴上幸福诗人桂冠的两首词。更准确地说,王兆山不应该叫做幸福诗人,而应该叫做幸福词人。但鉴于大家都这么叫,故笔者入乡随俗,姑望存之。
   
今天要做的,就是品评一下幸福诗人王兆山的这两首词。
   
笔者要评,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不管文章写了多长,请大家耐心一点。读完了,自然就清楚了。
   
一、用中国古诗词的基本功来衡量王兆山的词
   
中国古诗词,讲究平仄,押韵。这是诗词的一个基本功。但它不是中国古诗词的精华。
   
1.幸福诗人的词,不合平仄。
   
《江城子》的平仄。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
         △   △   △           △        
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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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只套幸福诗人《江城子》前两句的平仄,大家看看:

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仄平。

    用这个一套,就发现幸福诗人所写的词,平仄有问题。套多点,问题更多。

     《钗头凤》的平仄。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仄平平仄平平仄(韵)。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中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仄(韵),〖仄(韵)〗,〖仄(韵)〗。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仄平平仄平平仄(韵)。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中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仄(韵),〖仄(韵)〗,〖仄(韵)〗。

用这个一套,发现幸福诗人的第二首词,也不合平仄。

    2.幸福诗人的词,押韵有问题。

    古代用韵,早期有《切韵》,是隋代人陆法言编的,对唐人有影响。但该书已经失传。唐代人作诗主要用《唐韵》,由唐人孙愐著,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之后,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但原书已佚失。据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元和年间《唐韵》写本的序文和各卷韵数的记载,全书5卷,共195韵,与稍早的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同,其上、去二声都比陆法言《切韵》多一韵。北宋时有《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五卷,是我国北宋时代官修的一部韵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是我国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是我国宋以前的韵的集大成者。

    广韵全书206韵,比较麻烦。金朝王文郁编的韵书叫做《平水韵》,归为106韵,比较简洁,流传较广。元人周德清编了《中原音韵》。他把当时曲子里常用作韵脚的5866个字按照当时使用的官话语音(他称为“中原之音”)分成19个韵部,1627个小韵,不用反切注音。
   
用平水韵来套,幸福诗人的《江城子》用韵如下:

诉(去声,七遇)。呼(上平,七虞)。墟(上平,六鱼)。哭(入声,一屋)。福(入声,一屋)。犊(入声,一屋)。姑(上平,七虞)。足(上平,二沃)。幕(入声,十药)。呼(上平,七虞)。
   
在这首词里,大家看看,他用了多少个韵。

《钗头凤》用韵情况如下:

秀(去声,二十六宥)。透(去声,二十六宥)。骤(去声,二十六宥)。歌(下平,五歌),允许换韵。乐(入声,三觉)。折(入声,九屑)。破(去声,二十一个)。祸(上声,二十哿)。忧(查不出韵),此外允许换韵。吼(上声,二十五有)。州(下平,十一尤)。烁(入声,十药),此外允许换韵。越(入声,六月)。个(去声,二十一个)。魄(入声,十药)。

    两首词表明,幸福词人用韵太滥。
   
不过,我们可以不用古人的韵来要求幸福诗人,但总要符合现代汉语的音韵吧。用现代汉语音韵要求幸福诗人,很不幸福的是,他的用韵也不规范。比如废墟的墟,就与其他的平同韵。下一首中的越字等等,用韵就不统一。即使放宽了,也有问题。
   
可见用古典诗词的平仄和押韵两个基本的要求来看幸福诗人的词,很不幸福的是,做得极差。可以说是在糟蹋古典诗词这种文学形式。 

    二、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标准来衡量幸福诗人的词
   
1.用意象的标准考察,幸福诗人的词中没有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区别于其他语言诗词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意象的运用。古典诗词为了意象的连贯运用,甚至不惜可以不顾忌语法。如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面三句是没有一个动词的,不合语法,但在古典诗词中,这首元曲却成了经典。其经典之处,在于意象的铺陈。
   
唐诗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如杜甫《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前四句都是意象的铺陈。再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中间四句,基本上都是意象的铺陈。
   
在古典诗词中,讲究用意象营造美丽或感人的画面。可在幸福诗人的两首词中,大家看到了什么意象?有美吗?没有。有感人的意象吗?也没有。
   
前一首诗只有两个还可以叫做意象的东西,“银鹰”、“战车”。银鹰有,指直升飞机。那么战车呢?汽车?有。装甲车?没有。它们用在这里,更准确地说叫做词,不叫意象。
   
后一首词中,山,水,峰,河,城,乡,楼,村,京城,九州,红旗烁,军歌越。这是与意象有关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词语,而不是意象。
   
在古典诗词中,凡是意象,必定是与美有关的。意象是由词而来,但不是所有的词都叫做意象。美国的词语,可以令人想起美丽画面的词语,才可能构成意象。

    2.用意境的标准考察,幸福诗人的词中没有意境。
   
所谓意境,就是诗人能够意象的营造,形成画面,而画面背后又颇含深意,令人回味无穷。即通过连续的意象造成一种氛围,一种境界,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所谓言已尽而意无穷正是。意境是由一连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由如在眼前的实境和见于言外的虚境构成。虚境是实境的升华,处于意境结构中的灵魂、统帅地位。虚境以实境为载体,落实到实境的具体描绘上。意境的本质特征是生命律动,展示的是生命本身的美。
   
用意境的标准来考察,幸福诗人的词中,我没有读到一点可称为意境的东西。
   
古典诗词中,较为典型的意境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读完了,你还要想,还要细细回味,总觉得不够。
   
幸福诗人的词中,有这个么?没有。
   
三、用古典诗词中写实的标准衡量,幸福诗人的词是不合格的。
   
古典诗词中,有写实的。如《诗经》中很多都是,《硕鼠》,《氓》,《伐檀》等等,多的是。唐诗中也有,《卖炭翁》,“三吏”,“三别”等等。中国也不缺叙事传统。
   
这两首诗用叙事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问题一大堆。从写实的角度,你看他写了什么实?

     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红旗烁,军歌越。

    这是个什么写实?
   
先说党疼国爱。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政府是什么?是人民的公仆。既然如此,何来党疼国爱?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才可以这么说。党是人民的党,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因此邓小平才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而不是中国人民是我的儿子,不是这个观点,不是这个关系。这要搞清楚。不能搞倒了。
   
但幸福诗人却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为他清楚这个关系。在人民和他自己面前,人民为大,为尊。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全国人民也都深爱着他,缅怀着他。而在幸福诗人的词中我们看到什么?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颠倒。
   
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
    数万人都死了,死了也幸福,死了也满足。这是个什么逻辑?这能够向那些成千上万失去家庭失去亲人的人交待吗?他们听了是什么感受?
   
在幸福诗人的心目中,人性的光辉上哪儿去了?还有人性吗?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幸福诗人是否想说,死了的人也被党疼国爱感动,他们特别爱国,也要看奥运转播?这不是写实,这是夸张。但是这种夸张,离写实也太远,也太离谱了吧。牛胯里扯到马胯里去了。
   
军歌越。
    军队还唱着歌到灾区去救灾?幸福诗人听到了?我们没有听到。那人民群众不把他们赶走了才怪呢。幸福诗人这么写,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子弟兵?这让我想起去年见到的一件实事,有家人死了,叫了个乐队来奏乐,结果乐队奏的是“今天是个好日子”,结果主人就和乐队吵起来了。幸福诗人这么写,同这有什么差别?
   
这次地震救灾,人民群众都承认中国在进步。这是写实。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写实不是幸福诗人这种写法。
   
四、用情感标准衡量,幸福诗人的词是劣等品
   
写实的诗,要求写出诗人本身的真情实感,写出诗人本身的人性的光辉。写到位了,就能够打动人。但是,在这两首词中,大家能够读到他什么真情实感?有痛苦吗?没有。有悲伤吗?没有。有到灾区去慰问、去做点实事的真情实感吗?没有。甚至有一点难受吗?没有。全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感情的空洞,情感的苍白。
   
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幸福诗人填了两首词,却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全国人民的眼泪都流成了河,幸福诗人的词中见不到感情。不仅如此,还死亦足,做鬼也幸福。这如何对得起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悲伤?如何对得起死者?
   
感情的低劣,决定这样的词,一定是劣等品。
   
五、用思想的标准判断,幸福诗人的词是劣等品。
   
这两首词,用思想的标准判断,问题出在两个地方。
   
第一,用古代的民本思想来看,这两首词是与民本思想背道而驰的。用胡温新政的人本、亲民思想来看,这两首词也是与人本、亲民思想背道而驰的。
   
第二,两首词中,充斥了肉麻。而肉麻的根源,在于不把人当人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腐朽的思想之一。现在还在幸福诗人的身上流淌着。
   
因此,用思想的标准看,幸福诗人的词是劣等品。
   
我曾经写过,很多所谓的作家是行尸走肉。这正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六、用古典诗词最低的语言标准看,幸福诗人的词亦是劣等品。
   
幸福诗人的词,用前面的那么些标准评价,都是劣等品。那么只要语言上稍有长处,也还可一读。古人对诗词的语言,对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典型的如贾岛之僧敲月下门的“推敲”。一首诗,一首词,它的语言一定要有亮点。好的现代诗也是如此。但是,从这两首词中,你能够看到什么精练、凝练的句子吗?哪怕一句半句也成。但是,我看不到一句,甚至半句。
   
一首一般的诗词,有哪怕一句两句好的,就可以使整首诗生动。如朱元璋:“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鸡叫三声四声响,东方唤出扶桑日。”这最后一句,使整首诗开始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境界。因此古人才有诗眼一说。幸福诗人的两首词中,我们看不到一句半句好的语言。
   
如果说看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子。那种假豪情,假情感。什么红旗烁,军歌越。 什么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什么银鹰战车救雏犊,什么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什么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脱离实际的做作,虚伪和恶心。
   
看看作者的简历,就知道他这么写,是有历史背景的。
   
七、为什么幸福诗人的两首词,引起了这么广泛的关注?它有什么代表性?
   
幸福诗人的两首词,引起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在于四点:
   
第一,它对生命的漠视,它的冷漠,和作者脱离实际的做作,虚伪和恶心,以及它同作者身份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
   
第二,这么差的诗,能够顺利在《齐鲁晚报》上发表,这是媒体的耻辱。之所以能够发表,能够在救灾晚会上被朗诵,还受到掌声的欢呼,在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写作水平如此之差,思想如此之低下,格调如此之不高,做人如此之差劲,对生命和人性如此之冷漠,不得不让广大读者有理由怀疑建国后的作家队伍,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文学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中国文学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第三,因为幸福诗人的作派,思想,做法,绝不止是一个人。它浮出了水面,还有更多的人,在水下潜着。它可能是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做背景的,有着广泛的市场。
   
第四,现在是2008年,到明年就是新文化运动90年。而正是类似于幸福诗人的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使时代的跨越变得举步维艰。
  
附:王兆山简历
  王兆山 
山东沂南人。中共党员。197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年至1979在省革委出版局从事山东画报文学编辑工作;1980年至1985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任干事、副秘书长;1985年至1989年在省文联任报告文学月刊《当代企业家》副主编;1990年至2001年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主任,其中1994年至1996年兼任《山东文学》杂志社社长和主编;2002年被省委任命为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同年,在山东作协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为驻会副主席)。系省作协三届、四届、五届全委会委员(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兆山正传
   
王兆山从事文学创作于1974年开始在《山东文艺》(《山东文学》曾用名)、《大众日报》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表小说、故事、诗歌和文艺评论。其处女作《八百斤稻种》在《山东文艺》19744期发表后,遂被收入选集出版,又被改编成戏剧《仓门风云》上演,同时被山东人民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出版,均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其诗歌创作较为活跃,先后在省内外各种报刊出版物上发表诗歌约为200首,其中在《光明日报》197697发表的《学艺》,和在《人民日报》1979114发表的《泰山赋》,曾被多次转载并被多种选本收录。另有多首诗作被选作大型文艺晚会或广播电视的朗诵节目上演或播出,如《颂歌献总理》、《生日的畅想》、《海迪之歌》等等。在此期间还先后在《文艺报》(当时为月刊)、《文学报》、《山东文学》和《大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文艺评论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评话剧《丰收之后》、评苗得雨诗集《解放区少年的歌》、《知侠创作访谈》、评曲延坤小说集《双凤》、评董均伦江源民间故事新作等文章。1979年被刚恢复建制的山东作协吸收为“文革”之后第一批会员。
   1982年以后的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至今已发表和出版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近200万字。其中1983年在《山东文学》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一个搞科研的和一个管科研的》先后被《新华文摘》、《报告文学》杂志、《报告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50多家报刊及出版物转载、选载、节选和评介,并入围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的“决赛”;曾被译成多种外文收录于数种外文期刊发行。1994年在《时代文学》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一篇小杂文和一个大教授的命运演绎》,先后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等十多家刊物和选本选载与评论,并被收录于《山东新文学大系》。至今已结集出版的各种作品有:报告文学集3部:《高峰与深谷的奏鸣》、《一个搞科研的和一个管科研的》、《道德文章》。长篇报告文学2部:《阳都风流》、《人瑞—朱彦夫的故事》。长诗《海迪之歌》、诗集《高歌与低吟》。另外,还先后创作和与人合作电视剧《青山遮不住》、《脚踏红土地》以及《葱乡故事》等,先后在省和中央电视台播出。
  1980年以来,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编辑工作。1985年参与创办了报告文学文学月刊《当代企业家》,积极探索报告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路子,受到广泛关注。九十年代中期,主持《山东文学》杂志社工作期间,时逢文学刊物深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作为社长兼主编,紧密团结全社办刊人员,以“出作品出人才”为己任,勇敢迎接挑战,励精图治,奋力改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庆祝创刊45周年大会上,受到了省委领导的表扬。主持作协创联工作以来,在组织全省重点创作,开展各项文学活动,加强文坛学术交流,安排作家作品研讨,强化联络服务职能,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实施文学新人培养工程,以及发展壮大会员队伍,选拔推荐全国会员等方面,均作出应有的贡献。1993年,主持编纂了我省第一部《山东作家辞典》。1999年,承担了大型文学工程《山东新文学大系》(百年大系18卷本)的实际组织工作和业务统筹,并担任总编委成员和报告文学卷主编。2001年,按照作协规划部署,承担了山东优秀青年作家系列丛书《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10卷本)的策划、筹备与编选工作。2002年,根据组织的安排,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成功地组织实施了我省最高文学奖—齐鲁文学奖的首届评奖工作。是我省新时期以来资深的文学组织工作者。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66,王兆山在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诗衷歌恸鲁川情朗诵会”上倾情朗诵了他呕心沥血创作而成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并发于当日《齐鲁晚报》,后在网上广为传播,朝野轰动,王兆山的知名度达到顶峰,其诗被评论家命名为“亡灵派”,其人被网民追捧为“王幸福”。其诗内容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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