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天下粮仓”与毛泽东“信阳事件”

“天下粮仓”与“信阳事件”——兼论新旧“新权威主义”
朱健国

   将毛泽东和吴芝圃的这段“河南共产主义实验”互动史梳理出来，我们就会明白，虽然“信阳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路宪文的背后则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而吴芝圃的背后呢，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毛泽东的背后又是谁呢？是伪现代化下的“新权威主义”。
   重温一下60多年前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建立的历史，人们只会看到“新权威主义不是将改革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反而嫁接到封建专制上去了”！谁能相信“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已经形成，预料中国在未来的多年里应该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有时候，并非摆脱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就会有好事出现，并非新权威主义就比旧权威主义有益于百姓。
   如果“中国不适宜建立‘市民社会’”，今后真是新权威主义和“全能政府”的天下，这真是“历史有时很象牌局，坏牌会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手上。”
   也许有人说，今天的新新权威主义绝对和毛泽东新权威主义不一样，它有“三个代表”……可是老百姓有教训了，不会再只看旗帜如何，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比较——怎么今日又“全国一片赞歌”，领袖的“自我祝贺”和各级领导的“假大空”与文革时代差不离了呢？如此这般是想又让我们进入“信阳事件”么？！
   ——提要

今日“信阳电工”的闲聊

张树藩的回忆

谁造就了吴芝圃

将毛泽东和吴芝圃的这段“河南共产主义实验”互动历史梳理出来，我们就会明白，虽然“信阳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路宪文的背后则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而吴芝圃的背后呢，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毛泽东的背后又是谁呢？是伪现代化下的“新权威主义”。

新旧“新权威主义”

“延安新权威主义”的产生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一直因“农民党”、“军党”、“书记专政”、“肃AB团”、“土地政策分歧”、“军事战略方针分歧”等问题，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有严重分歧，在“党权高涨，全盘俄化”的时髦下倍受冷遇。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为了逐步全面掌控军权、党权，毛泽东便弃毛、洛（张闻天）联盟而新结毛、刘（少奇）联盟。面对王明返国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毛泽东发起理论攻势敲山震虎，刘少奇侧攻洛甫呼应毛泽东，迂回包围王明。当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带来后，毛泽东就以两面手法迅速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放出毛泽东“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为了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全面建立毛泽东新权威主义，毛泽东参透斯大林《联共党史》，而后采取了“挖墙角、掺沙子”、“甩石头”，擢升陈伯达、胡乔木编“党书”等方法，形成了“毛泽东的强势地位”；又挥舞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降服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当“内管家”，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重新调整军方关系，然后一举展开上层革命，与王明公开交锋，终使“国际派”穷途末路，周恩来进退失据，于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战告捷。据此，毛泽东“宜将乘勇追穷寇”，断然冻结政治局，成立临时权力机构“中央总学委”（如文革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将“革命”推向中下层：全面发动延安整风，动员“思想革命”。延安整风初期，毛泽东采取了利用自由主义先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而当延安“自由化”言论助其获胜后，毛泽东风向突转，大杀回马枪，拿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王实味开刀，解除了“自由化”对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威胁。然后争分夺秒治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大树“党文化”观，给延安自由主义文化人套上“辔头”；对延安《解放日报》的重点整风，重建“党的喉舌”；让陆定一、胡乔木整理出毛氏“新闻学”原则，重建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与此同时，三次改组中央党校，由彭真主持实现了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这一切就绪后，毛泽东又开始 锻造“新人”：从整风运动转为到审干运动。通过“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的洗脑先行，强迫写反省笔记的“排队摸底”，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毛泽东、康生最终强令人人“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脱裤子，割尾巴”，用重重压力涤荡灵魂，接生“新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最后，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三箭齐发。当刘少奇高唱“毛泽东主义” （后修正为毛泽东思想），进入“反奸”领导核心，完成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彻底摧毁“两个宗派”，又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体系后，中共七大就在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中胜利召开，毛泽东终于胜利地组建了以他为首，刘少奇为辅的中共新领导核心，终于逼人们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特点

“坏牌”会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手上

   　　从今天来看，毛泽东的新权威主义，的确是建立了没有战争的社会秩序表面稳定的“新中国” 毛泽东新权威主义似乎也并不同于历史上的专制权威，其文件纲领中有许多关于“民主自由”、“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私有财产”的动人许诺，可惜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哪怕是一次又一次地写进了庄严的宪法。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18），说得确实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四条：“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三十条：“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但是，由于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所以上述《共同纲领》即使后来变为了宪法，也从来没有真正实施。毛泽东为什么能毫无顾忌地宣布：“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9）因为他其时已经建立了新权威主义，有了“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新权威。正是因此，所以后来就有了“阳谋”反右，有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有了十年文革，有了毛泽东自称“就是要马克思加秦始皇”——从这一角度看，实际上，毛式新权威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给中国带来稳定，更不要说是繁荣，它虽然没有让百姓陷入战争，可“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文革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不也就相当于战乱甚至超过战乱么？！
   重温一下60多年前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建立的历史，人们只会看到“新权威主义不是将改革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反而嫁接到封建专制上去了”！谁能相信“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已经形成，预料中国在未来的多年里应该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有时候，并非摆脱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就会有好事出现，并非新权威主义就比旧权威主义有益于百姓。

也许亨廷顿生活的外国有过新权威主义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里，新权威主义多半只会带来“信阳事件”，带来文革——全党说谎，全国山河一片假。
   如果中国不适宜建立“市民社会”，今后真是新权威主义和“全能政府”的天下，这真是“历史有时很象牌局，坏牌会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手上。”
   过去的旧新权威主义姓毛，今天的新权威主义代表谁？难道我们中华民族“拿一手坏牌”的时代又来临了？与其这般，还不如真的让康熙“再活五百年”——虽然大清国是专制王朝，但乾隆的专制尚还未消灭一切人性，尚还有一点灾年救命大于一切的善心，而新权威主义产生的“信阳事件”中，“共产党员”们则连专制清朝时代的八旗官员也不如呀！
   也许有人说，今天的新新权威主义绝对和毛泽东新权威主义不一样，它有“三个代表”……可是老百姓有教训了，不会再只看旗帜如何，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比较——怎么今日又“全国一片赞歌”，领袖的“自我祝贺”和各级领导的“假大空”与文革时代差不离了呢？如此这般是想又让我们进入“信阳事件”么？！
   注释：
   （1）1999年至2002年，央视每年都在岁头岁尾的黄金时间隆重推出一部“向清朝学习”的大型电视连续剧：1999年元月播放了歌颂雍正皇帝的《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底播出侧面歌颂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于成龙》（19集），2001年12月播出全面歌颂康熙皇帝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播出歌颂乾隆皇帝的《天下粮仓》（31集）。
   （2）、（3）、（4）、（7）、（8）、（10）《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张树藩），《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见[新观察]网•文库版•大饥荒档案。http://www.xgc2000.com/
   （5）《历史的垃圾》（新禧），见[人民网]《强国论坛》， 2000-12-19, 10:24http:www.peopledaily.com.cn/
   （6）见[河南报业网]。
   （9）、（11）、（12）、（13）《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徐明），见[新观察]网•文库版•大饥荒档案http://www.xgc2000.com/
   （14）《国家的体制革新 ——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及突破点》（姚荣伟），《战略与管理》1999年06期，公共行政学术论文 [mpa.xilubbs.com]。
   （15）《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成》，[公法评论]网。
   （16）[毛泽东思想]网站。
   （17）《高华文集》、《高华专集》（此高华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的境界]网页、[叛逆者启蒙网]。
   （18）[人民网]http://www.peopledaily.com.cn/
   （19）《金冲及：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中青网]《毛泽东纪念馆》cyc7.cycnet.com:8091/maozedong/index.htm
   （20）本文资料全部从网上搜集而来，采用Google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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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数：22269 2002年 2 月6 日—16日
(“天下粮仓”与“信阳事件”——兼论新旧“新权威主义” 全文完
   对这一段历史，高华的《“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17）一文，至为精采，从中可以提炼出毛泽东建立新权威主义的一些方法和特点：
   1、以道夺势。毛泽东自认为是“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旗帜也，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旗帜问题至关重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只是特指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但毛的“共产主义”，有意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和莫斯科“正统”理论。
   2、偶然机遇促成。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没想到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就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但是毛却抓住遵义会议不放，依据所占据的天时地利和政治资源，经过七年顽强努力，最终建立了毛泽东新权威主义。
   3、没有“大权独揽”就没有新权威。在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建立之前，中共本是一个略有相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作风的政党，但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建立之后，以军权制约党权的一言堂出现了。
   　　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列宁时期的苏联，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即使这样，也还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来集体领导。遵义会议本来以加强政治局集体领导而取消了老“三人团”，但1935年3 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在毛泽东的权术下，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辅助者！再加上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结果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事实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3、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新权威主义必然“与时俱进”，不断更换合作伙伴。
   洛甫是毛泽东在1935一1936年建立的第一个密切的政治合作伙伴，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一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运用党的权威，帮助毛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
   但是到了1937年春夏之际，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洛甫成为了毛继续前进的障碍。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少奇站出来响应毛，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1938年3 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毛刘开始了近20多年的政治同盟——毛刘合作经历“七大”全盛期，“八大”衰退期，“九大”结束期。——这一“始联终弃”的模式从此不断：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期起，毛又开始弃刘联林彪，开始了毛林合作期，直到1971年“9、13事件”结束；从1970年8月23日开幕的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始，毛又弃林联江青，开始了毛江合作期；到1976年，毛又有弃江联华国锋之意。终毛泽东一生，如果不算他与朱德、周恩来、王明的短暂联盟，也有毛洛、毛刘、毛林、毛江四次弃盟。而毛却将这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解释为“惟义所在”——只要有利于“大权独揽“的新权威主义就行。可见，新权威主义必然带来党内“路线斗争”不停，政局不稳，带来党的领导核心非正常交接。
   4、新权威主义必须理论自创——有新理论才有新权威主义之道。
   　　因为王明从苏联返国后，挟共产国际以令中共，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平分秋色的局面；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中共一时出现了两个并行的领导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和新四军政委项英竟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
   于是毛为挽回颓势而全力进行理论发明创造。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战友折服。
   　　在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农村包围城市”等种种新思想，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又网罗了陈伯达、胡乔木等理论秀才，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理论概念术语。
   　　A、“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
   　　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以其妖魔化王明及其追随者。
   　　B、“速胜沦”。
   　　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同时，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批哲学专著，用一系列“新思维”对其政治对手下死刑政治判决书，对其追随者洗脑——新权威主义必然带来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
   5、新权威主义必然以鸡鸣狗盗之术谋势。
   “新思维”既已发明，但“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远。于是，“只要目的是正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以鸡鸣狗盗之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中心任务了。
   A、夺取共产国际指示的解释权。
   首先是占领机要信息要害岗位。早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将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工作认真负责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离，委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和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于是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权上赢得了充分的优势。只是但当王明返国后，共产国际指名与王直接联系，才使毛已获得的自主权，有了危机。
   于是，毛决心改善和加强自己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3 月5 日，任弼时被毛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1938年苏联“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米夫遭斯大林清洗，毛立即抓紧这一在莫斯科活动的机遇）。任弼时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共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时，夹进了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对毛有了好感后，王稼祥又奉毛命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面，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毛就得到了莫斯科对其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自此就挟莫斯科令诸侯，要求中共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王明从此兵败如山倒。

B、千方百计控制军队领导人。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提示彼等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 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3 万发展到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与此同时，毛高度重视通过控制军校培养亲信——早在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毛就委任心腹林彪为校长。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林彪又任校长兼政委。1942年，林彪从苏联养伤归国，继续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C、加紧笼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泽东分而治之，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年3 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至此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D、推迟召开中共七大。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1938年3 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3 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
   　　
   由于毛的以术造势，其新权威主义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1938年8 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新权威主义重要举措：
   　　A、正式向全党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以势布“道”。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B、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 日至6日，毛借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密切监护；又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秘密警察头目——叶若夫兼贝利亚；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解决项英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树高岗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京师”安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面对“毛泽东新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臣毛，毛与周开始了居高临下的新合作。
   6、新权威主义必然牢牢控制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938年底，毛泽东虽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却仍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这使毛如骨刺在喉。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王明、洛甫等曾俨然以圣杯看守人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他们的眼中，毛的那一套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1938年10月，当毛已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不仅于此，1938一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还进行了一系列新动作——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至于胡，毛看重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谦逊忠实。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自视清高傲慢的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编篡“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准备理论炮弹。
   　　各项准备的完成后，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宣战——在后来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表现在十一个方面。 　　1941年5 月19日，毛和王明短兵相接，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毛通过改变词语，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不仅被称为军事家、政治家，也被歌颂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最后胜利只等延安整风运动来临。
   　 果然，1942年春，毛泽东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既整党内左倾分子，又杀党外自由知识分子。通过整风运动，毛不仅依据自己的理想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1943年6月，当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的新权威主义也就为苏联确认了。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算是正式给毛泽东新权威主义挂牌。尽管当时还只能称为“延安新权威主义”。从此，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尔后31年里直接改变并决定了近十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是彻底自由了，他通过“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彻底摆脱左派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又通过文艺整风，枪毙了王实味等自由化知识分子，压制了“右”的干扰，建立了延安新权威主义——但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只是让一个人自由，而亿万人失去思想自由，即使他的党员和最亲密的战友、同盟者，概莫能外。
   也许没有延安新权威主义，就不能建立“新中国”，可是如果“新中国”只是让一个人自由而亿万人失去思想自由——后来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顶峰，文革时的“新中国”，不正是如此么？——如此走向专制的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对于渴望自由民主的人民大众和现代法制社会而言，又还有什么功劳呢？

   从萧功秦的解释可见，新权威主义政治是在“摆脱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后，才建立起来的，这是新权威主义政治的一大特色和建立基础。以此而论，1945年“毛泽东思想”正式写进中共党章，中共彻底摆脱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新权威主义的正式建立。
   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说得明白：“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摆脱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拒绝和抵制1943年以前的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
   　　回忆起来，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建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向左倾“原教旨主义者”叫板，这一阶段是险象环生的准备阶段——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I年春，毛泽东经过长达7 年的准备，以先下手“突然袭击”持兵符，继用“阳谋”掌握党权，而后强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将军权和党权集于一身，达到“政教一体，君师合一”之境界，终于改变了中共发展路向，取代了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完成了“延安新权威主义”的建立基础。
   第二阶段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出任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和“思想主席”——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毛主席万岁”口号开始呼喊，《东方红》开始流行，斯时“延安新权威主义”正式建立挂牌。
   自1958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提出“有一种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新观点，公开鼓励在全党进一步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到十年文革全国“早请示晚汇报”，“全国建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延安新权威主义”变为赤裸裸的“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第三阶段。
   “延安新权威主义”和“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领袖专制还有一点掩饰羞涩，以“党中央、毛主席”行令，领袖尚在组织之中，给组织一点面子；后者则帝王思想直露无遗，干脆以“毛主席、党中央”为序，个人凌驾于党之上，非“毛主席圈阅”不可行令。
   我们不妨展开“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第一阶段”，细看“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特色。这一时期，单看正史并不明确。如《毛泽东年谱》（16）， 其记载往往语焉不详，掩盖真相——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42岁的）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其时王明还未回国当总书记呢。）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日，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面对如此真假交错的官修正史，我们必须多读野史。
   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素以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党史。其60万字的力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新权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新史料和新视角。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姚荣伟研究，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种影响较大的现代化思潮：新权威主义（亦称新保守主义）和市民社会理论。
   在姚荣伟眼里，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始于80 年代中期，勃兴于“六四风波”之后，成功于“三个代表”风行之今日。其理论基础建立在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倡的“强大政府”学说之上——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一个克服“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以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为首要任务。因而关键在于确保政府的有效程序而非形式（即不一定采取民主方式），用一切手段建立一个铁腕政府，钳制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确保社会的稳定。中国新权威主义者因此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传统权威尚未崩溃之前，早已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对此，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通过改良乃至革命的手段，希冀将现代工业社会中只有中产阶级作为载体才产生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进中国来实现现代化。但是，这一进程严重受阻，特别是由于“新中国”的建立，20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缺失，以致该制度无法确立，社会陷入了既不受传统制度约束，又不受新制度规范的“失范”现象。而这种“失范”现象的出现往往被一些以改革自诩的激进者误认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致，从而产生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浪漫主义”。基于此病，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分而治之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以达到经济上建立“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的双重目标。新权威主义强调，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权威主义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此种类型的国家，经济市场化只能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政治领域的改革不在于推进政治民主，而且恰恰相反，在于实行必要的集权，以强大的政府强行推进现代化，并作出必要的“现世”牺牲——牺牲公民的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从公民地位退回到臣民地位。（14）
   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正合孤意”，“替天行道”，深得当今中国执政者之心。中国政府近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实行新权威主义，特别是邓小平逝世后的近五年，以全面推行“三个代表”为标志，新权威主义已成功在望，直逼文革前夕的领袖崇拜热，大有“又一个‘红太阳’在升起”之势。
   2002年2月4日，网上有一则《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成》（15）消息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前日在东亚研究所主办的讲座上提出对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的预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已经形成，中国的政治决策领导中心今后不会受到自由民主派或党内极左的原教旨主义派的干扰。即使还有多种改革问题，预料中国在未来的多年里应该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支持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将会更加壮大。
   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政治的特色是，在摆脱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后，决策者可以进行理性的选择。即使决策出现失误时，由于没有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给予极端的解释，将矛盾扩大，也不至于发生如80年代出现的“六四事件”。决策者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虽然萧功秦最后也说：新权威主义政治也会带来腐败——“虽然新权威主义政治带来较稳定的社会，但会给执政者带来惰性，使他们失去警惕性。也会使他们有恃无恐而转为腐败，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这则消息已透露，萧功秦虽不似何新那样怀抱私利野心全力劝进新权威主义，但也并不反感新权威主义。
   从字面看起来，新权威主义很符合人们“告别革命”的新思潮，似乎颇有理性。然而新权威主义真如萧功秦等新权威主义者所说，于中国利大于弊么？对于未来，我们一时无法验证；对于现在，人们尚无直言的安全保障；但是，对于历史， 我们可以“是非自有公论”——好在“新权威主义”其实并非今日才有，“始于80 年代中期”，而是早在六十年前的“延安时代”，中国就有了新权威主义。当然，为了和今日之新权威主义相区别，我们可称前者为“延安新权威主义”、“毛泽东新权威主义”，或者称为“旧新权威主义”

   谁在庇护吴芝圃呢？因为吴是1925年广州“农讲所”的学员，是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接生婆，是“大跃进”、“共产风”的刮起者——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得意弟子！吴芝圃生前享受空前的圣眷保护，死后仍然沐浴新时代的崇毛恩泽。
   吴芝圃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和造就的“毛门团队”。
   请看1949年后毛泽东培养和造就吴芝圃的大事记——
   1、　应吴芝圃请求，“毛主席给《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据《河南日报》报史载：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作为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河南代表赴京，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风趣地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报纸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啦？还是不写为好！”但最终毛主席还是破例给了吴芝圃面子，在一张约八开大小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书写了四组“河南日报”共１６个遒劲大字，于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了河南省委。这是毛泽东1949年至1966年期间唯一的一次为省报题写报头，可见对吴芝圃的圣眷之隆。（6）
   2、支持吴芝圃“二把手”罢免“一把手”。
   文革前，省长批倒省委第一书记的成功事例，中国只有一例，就是河南省长吴芝圃罢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於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自此，吴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会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7）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於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8）
   3、支持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
   据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披露，吴芝圃曾说：“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9）这倒是真实自白。
   为了取悦毛泽东，吴芝圃主政后的河南省，从各方面大订高指标。1958年全省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但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了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毛泽东甚至在成都会议上半开玩笑地称赞吴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10）
   于是吴芝圃得寸进尺。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11）
   　
   4、怂恿吴芝圃创造“人民公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於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后，吴芝圃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山查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如成一个大社。接著平舆县也办了一个。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
   　 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毛泽东立即表态支持。毛在吴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视了河南。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不久，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县一社，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并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吴芝圃于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9月12日，吴芝圃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9月27日，吴芝圃又通告全国：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钢铁元帅升帐”。结果，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12）
   5、袒护吴芝圃易地做官。
   对于河南大跃进的灾难，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1959年初，毛泽东不得不在郑州会议上承认河南省委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但一面又示意吴芝圃，河南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13）
   于是，此时的吴芝圃便将河南大跃进的大悲剧、大失败、大倒退，特别是饿死两百多万人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要以残酷斗争基层干部和地主富农来改正错误。仅信阳地区就有二十多万基层农村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无数地富被关押。
   直到1961年元月，吴芝圃才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毛泽东直到1962年4月，才正式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降职半级调任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在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调任河南第一书记后，河南省委方作出《关於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今日“信阳电工”的说法可不可信呢？
   回家立马上网搜索“信阳事件”，结果看到了《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作者张树藩是1959年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他在重病的1993年，开口给历史留下了关于“信阳事件”真实纪录——文章说：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百年潮》1999年第12期)。（2）
   这说明今日“信阳电工”的说法完全真实，也证明张树藩的回忆大体可信——1959年的信阳农民是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粮食而饿死！百万农民是惨死于当地政府“见死不救”啊！一个人民的政府，为何会如此残忍呢？
   张树藩说他当时身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却无力相救，因为他只是信阳地区的“二把手”，“一把手” 路宪文不同意救——在“新中国”体制下，在毛泽东制定的“大权独揽”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下，一个地方的关键大事只有当地“一把手”说话才管用——
   “有一天，余德鸿（秘书）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过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3）
   可以设想，假若当年信阳地委能按张树藩的想法，迅速打开粮库救人，信阳就一定不会饿死百万人。可是只比一把手官小半级的二把手，身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就是无能为力——这个体制的集权专制独裁到了什么地步！有些共产党人真是“用钢铁做成的人”，他们竟可以眼看身边的农民成千上万地饿死，也决不打开身边的粮仓救民一命！这和《天下粮仓》里大清国的官员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乾隆治下的杭州巡抚可以冒死为百姓得罪朝庭制度，搜索每一粒粮食给灾民放赈，而“毛泽东旗帜下的共产党人”则可以眼睁睁地守着满库粮食饿死百万农民。
   也许“信阳事件”只是“信阳一把手“的问题？不！张树藩又回忆说：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帽子分为八种，先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农民面对满仓粮食和暴虐的干部，在党的教育下，农民不敢怀疑什么，他们纵然一死，也得‘顾全大局’，‘不能给咱政府抹黑’。” （4）
   这是何等亘古未有的骇人听闻！这就是“她一心为人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好”？！
   更令人发指的是：“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而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还要将饿死人二百万农民而聚敛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每人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刚一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不敢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日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那幢豪华无比的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5）（《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从这里可看出，原来创造如此前无古人“信阳事件”的直接罪魁祸首，并非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后来受什么惩罚呢？只是降官半级——1962年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仍是中共中央委员）。 1967年10月19 日，61岁的吴芝圃在广州病逝后，一直被作为“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纪念，至今在各种文献和传媒中受到纪念与尊重——“改革开放”20多年仍然不能还吴芝圃和“信阳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2001年7月1日，《河南农村报》刊发了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1年 撰稿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大事记》，关于1958年至1965年大事，丝毫不提吴芝圃对“信阳事件”的罪过只有这样寥寥几条——
   　　１９５８年５月 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
   　　１１月２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纠正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 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到信阳地区视察工作，解决“信阳事件”问题。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 省委召开二级干部会议，总结“大跃进”教训，安排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 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确定“借地渡荒”政策。
   　　１９６５年８月６日 省委二届一次全会选举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
   ……
   如此掩饰，历史何日能清白？，后人何以资治通鉴？！

   前几天写完《向大清国学习什么》，以为自己将央视四年来倡导“向清朝学习”的可悲率先系统揭露。但近日细看《天下粮仓》演到杭州巡抚冒死救饥民时，不禁懊悔自己的片面——假如今天我们有许多“共产党人”并不如清代皇帝官员，为什么又不可以学一学清朝呢？“明朝多得不如今夕现得”，假若现代民主自由离我们还是遥遥无期，为什么又不可连续四年在黄金时间播放“颂清”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天下粮仓》（1）呢 ？
   这一思想转折起于我重听“信阳事件”。
   先前只知道，1959年，由于河南信阳地区的上下官员为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谎报政绩——谎称信阳如何亩产万斤，如何国库存粮多得无处放——结果致使农民把粮食全部上交为公粮，家无粒米，饿死人百万，河南一派《千里饿殍图》。
   一直以为，当年的“信阳事件”，是因为信阳本地没有粮食救灾所致，京师的救灾粮一时也运不到。不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信阳事件”是在信阳各乡国库粮满仓的情景下发生的，并非“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是“有水不救火”，“人祸”致使百万农民活活饿死。
   2002年2月6日午后，我在住宅小区的草坪散步，忽然相遇管理处新来的电工师傅，他身着一套天蓝色工作服，一脸憨厚与腼腆。我随口问他哪里人，他说来自河南信阳罗河县农村。一听是信阳人，我蓦然想起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顺口问：当年信阳是不是真饿死百万人？他说：“当然是真的；我虽是1963年出生的，没有亲历（如果早生几年，可能饿死了），但我爷爷说过，当年村里饿死了好多人，有的全家饿死；爷爷幸亏有手艺逃到湖北，全家才免了一死。当时村里人死在家里了，活着的人都没有力气拖他们出去埋，真惨呀！”
   停了停，他忽然冒出一句：“那时候的人真傻，比这几天的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农民傻多了！《天下粮仓》里饿死人，是因为官库里确实没有粮食放赈了，可当时信阳饿死百万人时，农民是在装满粮食的国家粮库面前饿死的，是看着自己亲手收的粮食关在仓库里饿死的。而且那伸手可摸的国库还并未上锁，只是贴着一张白纸红印封条。唉，要是清朝的农民，早就破仓了；要是现在的农民，也早就抢粮了；可是1959年的信阳农民，不敢啊，就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粮食呼喊‘毛主席万岁’而饿死了——那时只许吃公共食堂，食堂没有吃的了，可家家却连铁锅都被端走‘大办钢铁’了，家家皆无一颗存粮啊！即使有一点野菜，也不许农民私下开火，看见谁家冒烟了，就要斗争。农民只有吃生草根呀！……”
   真是“读书须与聊天相结合”，“礼失求诸野”。这一番偶然村夫闲聊，我一下子明白了20年所读之书。原以为，当年“信阳事件”只是因为说大话吹政绩的“浮夸风”所致——本来亩产只500斤，官人偏说每亩万斤，要按万斤之比例给国家上交公粮，只有公粮交足了，才可证明的确高产有政绩了，于是农民的口粮都被从家里一粒不剩地搜刮了出来！而今才知，除了“浮夸风”，还有见死不救一心媚上保官的人性泯灭！——粮食大把有，只是因为那粮食姓公、姓国、姓官，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却吃不得。那些粮食为何就如此紧紧关在国库粮仓里呢？因为这是官员的政绩？是“人民公社是金桥”的体现？是“伟大领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