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检讨书”

邓小平的“检讨书”，找到了，但是，还没发现胡耀邦的“检讨书”。哪位有？--------------中共元老逼胡耀邦下台经过zt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全国一百多所大学和无数中学的近百万学生，在全国十七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排山倒海，震动全国，震动中南海。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也随之愈演剧烈。紧接着中共元老们导演了凭“生活会”逼宫，非法逼胡耀邦下台的整个过程。中共老革命宅内策倒胡一九八七年初北京的游行，波及全国十八省市、二十八个城市的高校，这些学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事件震动中南海。元旦之夜，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住，抓起红机子向彭真打电话，“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的。通过近一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你讲话的关键时刻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一下。”彭真心领神会，立即调车直奔邓宅。当夜，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集会，决定解除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众人不谋而合，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胡耀邦辞职”，“他拒不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关键时刻阳奉阴违，失去制止学潮的最好时机。”“对他应像解决华国锋的问题一样处理！”胡耀邦对此早有预料。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找他作了长谈，指出他问题的严重性。他感到五雷轰顶，措手不及，痛苦莫名。在强大的思想压力面前，胡耀邦被迫辞职，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以“向邓小平同志交心”的形式，给邓小平写信，初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及其原因，提出了“我请求让我下来”的辞职愿望。生活会上遭围攻患上心脏病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交心信”后第四天，即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中共十二大选出的常委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找胡耀邦谈话，严肃地指出他所犯的错误，要他认真思考和清理自己的思想言行。胡耀邦以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态度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也对一些不实之处作了实事求是的辩解。一月十日至十五日，连续六天的中共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议在中南海举行。在党的生活会上，先由胡耀邦检讨自己所犯的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要求。在会议上发言的有二十一人，书面发言的六人，没有正式发言随时插话的两人。在生活会开始的一月十日，胡耀邦作了“我的检讨”。在生活会上，胡耀邦对与会者实事求是的批评能够虚心接受。但对有人心怀叵测、无限上纲、捏造子虚乌有的“罪名”，亦作了有力的辩护。胡耀邦有其感到痛心的是与胡耀邦交情甚笃、曾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胡耀邦极力为他平反昭雪的时任中纪委要职的王鹤寿的发言。王鹤寿不仅捕风捉影，歪曲事实，连胡耀邦与他私下说的心里话，他也和盘托出，以示自己“倒胡”的立场坚定。而对那个湖南老乡邓力群六个小时火药味十足的不切实际的系统发言，他感到无比愤慨。面对有人发言无限上纲、违背事实，邓小平不得不插话纠正：“生活会只讲对胡耀邦同志工作中重大失误的意见和批评，先不作评论上的总结，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后者让子孙后代去评论吧。”在休会的间隙，胡耀邦独自在过道里嚎啕大哭，痛心不已，从此患上了心脏病。在强大压力面前，他只有忍耐再忍耐，甚至为了顾全大局，保护同志，他采取大包大揽的方法，尽量承担责任，有的检讨，不乏违心之言。经过连续六天的生活会，胡耀邦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也深感世态炎凉，人心叵测。平日这些见了他点头微笑，每当他征询意见，对方总是大唱赞词、唯唯诺诺的人，如今一反常态，一夜之间，唇枪舌剑，跟着指挥棒转。要做到主持正义、坚持真理、良知不泯，难啦！一生嫉恶如仇、痛恨软骨媚态之举的胡耀邦，静观事态的发展，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大家所指出的错误作进一步认识，表示继续清理自己的思想，作出对党忠诚坦率的检查。习仲勋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在全国新闻媒体同时公布后的次日，胡耀邦的老下级、原北京军区政委傅崇碧就来到他的家中，一见面四手紧握，四目相视，直性子的傅崇碧打破难耐的沉寂：“耀邦，你怎么要辞职？你是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出来的总书记，怎能向老人家提出辞职呢？”“我想不通，我想不通．．．．．．”胡耀邦紧握战友的手，连连摇头。按中共《党章》规定：中共中央由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的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因此，也只有中央委员全会才能决定接受其辞职。而他的辞职程式符合《党章》的规定吗？真令人费解。在老战友面前，这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钢铁汉子，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此时，他眼前浮现习仲勋在生活会上仗义执言的感人形象。习仲勋是突然接到通知来开会的。他挺身而出，指着到会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愤怒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这是违反党章规定和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这是违背党心、民心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常言道：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胡耀邦悔恨交加。他悔恨自己无防人之心，遇事未三思而行，说话随口而出，以致动辄得咎，授人以柄，被迫匆忙辞职，连自己的检查也未及慎重考虑；他后悔不该在未经深思熟虑便急于向邓小平写信要求“退下来”，他更后悔不该坦露真言，单枪匹马地劝邓小平退休，这是自己“七分天真，三分幼稚”的表现。有人在胡耀邦的“检查”中做手脚他向老部下、有莫逆之交的冯征倾诉苦衷：“我的报告送中央后，有人藉辞职报告落井下石，对我进行诽谤，以‘生活会’为幌子，诬我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并不想当军委主席。我过去在军队中是一个兵团级干部，按授衔不过是个中将，军队中授予上将的多得很，我有自知之明。这个问题我也亲自对小平同志讲过。唉，不由分说．．．．．．”胡耀邦讲着讲着，声泪俱下。冯征不禁对老首长油然而生怜悯之情，安慰道：“耀邦同志，我深信你一定会像平日教导我们的那样，永远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人心是公正的。” 身处逆境见真情。胡耀邦下台后，老下级、原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特地去看望“闭门思过”的老上级。一见面，吴江没安慰几句，胡耀邦就坦诚地直吐心曲：“我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我能登上这样的高位；一个，想不到我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吴江不以为然地插话道：“高位未必真高，错误也未必如此严重。还是让历史去说话吧！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我们可能也想不到。率先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大批冤案、促使老人退休，以及打开改革的大门等等，无一不是担风险的事、得罪人的事，你首当其冲。你为此登上总书记的高位，亦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你不是常说，公道自在人心吗？至于你的检讨……”话音未落，胡耀邦马上接着说：“谢谢你们的关心。那次检讨我没有很好考虑，事先也没有同家里人商量。至于最后党内下发的那份检讨，下发前并未送我看过。”吴江感到惊愕，党内民主竟如此遭到践踏，便无限感慨地说：“那是有人做了手脚。听说中央已察觉了这个问题，作了严厉的批评。后来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这一机构，看来与这事有关。”--------------------邓小平的检讨书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 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胡耀邦传》和纪念胡耀邦 陈利明所著《胡耀邦传》的第一册的封面。(有关人士提供)本月20日是己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九十岁冥辰。胡耀邦八九年逝世以后，中国官方从来没有纪念过，这位对中国改革开放有重大贡献的已故领导人，但到近期，不断有消息传出，中国当局在本月２０日前后，会举行多项活动纪念胡耀邦，此举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与此同时，民间发起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就受到官方干预。本台粤语组上周报导，刚于十月初在香港出版的《胡耀邦传》，总策划向楚新，上月六日在东莞办事处时，广东省国家安全局人员突然到访，查问他有关这书内容近十个小时，要求他阻止这本书的第二集在香港继续出售，原因是第二集涉及较多敏感内容，又指胡耀邦是中央领导人，他的传记应由中国政府出版。该书的作者是研究了胡耀邦十多年的湖南洙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陈利明，陈利明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表示，不清楚国安局人员为何这样做，他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法治的社会，出版书籍不应受到中国政府干涉。陈利明指，大陆很多人都支持他出版这本《胡耀邦传》，为了撰写此书，他先后两次访问胡耀邦，又采访了众多与胡耀邦交往的人，他赞扬胡耀邦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为这本《胡耀邦传》亲笔提写书名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亦认为大陆当局没有理由禁止此书在香港出版，香港出版商按香港的法律办事就可以。此外，李锐认为不管官方是否喜欢，支持胡耀邦的人仍会采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已故领导人，他本人己将掉念胡耀邦的文章投稿到北京较开明的杂志发表。陈利明撰写的《胡耀邦传》共两册，研究中共党史的香港自由撰稿人武宜三认为，此书有部份内容，以往甚少人详细论述，包括胡耀邦的检讨书曾被窜改，他下台后，曾表示过后悔自己不应辞职。武宜三又说，书中不少内容虽已有其他书籍提及，但该书写得更详细和深入，作者访问了众多与胡耀邦有紧密接触的人，包括胡耀邦的太太李昭，及曾与胡耀邦一起共事的前北京军区政委傅崇碧、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等，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此外，由大陆几名退休干部撰写，一共三册的《胡耀邦传》，亦由于受到官方干预，只有不涉及胡耀邦下台这段历史的第一册，获准在大陆出版。这本酝酿多年的《胡耀邦传》，作者包括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前中国记协书记唐非、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张定、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严如平，而主编是工人出版社的著名编辑王建勋。作者之一的严如平对本台粤语组表示，现时第一卷的审批工作大致完成，当局作了一些删改，并指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他期望第一卷能赶及11月20日前出版，至于第二、三卷的审批尚未完成，能否出版仍是未知之数。 陈利明所著《胡耀邦传》的第二册的封面。(有关人士提供)对于中国官方今次高调纪念胡耀邦，严如平表示不愿评论。而研究中共党史的自由撰稿人武宜三就以“扯大旗作虎皮”来形容当局的企图，指中共一方面假装开放，借助胡耀邦来抬高自己的威信，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开放，控制不了。另一方面，海外亦有团体发起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一批民运人士正以“人民心中的胡耀邦”为主题，发起徵文活动，准备出版纪念胡耀邦文集。另外，在本月十九日将在纽约法拉盛一家酒店举行一场有关胡耀邦的研讨会八九年后旅居美国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认为共产党善变，现阶段很难看出胡锦涛今次纪念胡耀邦的真正目，对中共政府，要听其言，观其行。香港方面，支联会已定于本月20日举行“纪念耀邦．平反六四”活动，届时除了有“纪念胡耀邦90冥寿暨八九民运图片展”，同场还设置民主墙，供市民发表意见，以及举行纪念耀邦的座谈会。胡耀邦1981年出任中共总书记，1986年的学潮后，被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胡耀邦于1989年病逝，享年73岁。胡耀邦逝世后，大批大学生和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他，最终触发了八九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