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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图]
作者: 李振盛 | 2006年08月12日 22:13 | 栏目: [ 摄影反思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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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摄影反思录] (1)
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
——为维护伟大领袖光辉形象而造假
今天，2006年8月12日。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8月12日，我拍摄一张群众高举毛泽东像和“最新指示”欢呼游行的新闻照片，为适应“政治需要”，我用画笔造过假照片。这是我摄影生涯中“历史上的今天”的故事之一。
荒唐岁月当记者很无奈
在我20年记者生涯里，有一半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那荒唐的岁月里，干新闻摄影记者这一行，既不容易，又很无奈。
说“当记者不容易”，是指在那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氛围下，摄影记者经常在采访现场被造反派当成“替省委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的“黑探子”揪出来，轻则拽出胶卷当场曝光，重则揪上台去当众批斗。
说“当记者很无奈”，是指面对自己拍摄的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新闻照片，却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标准”去进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达到标准，就不能通过审稿关，更甭想见报了。其实这种修改就是在造假。
在文革十年里，从事新闻工作是“政治需要”逼着记者们发挥聪明才智，用电影里的台词叫“各村都有高招”。我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的角度不同的毛主席像，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这些都属于有缺欠的照片，报社领导必会要求再突出一些才能发稿。这怎么办呢？再无奈也得发稿啊，那时除定额胶卷以外，就靠见报率领胶卷了，不多发稿胶卷就不够用。报社每月定量发给摄影记者15个135胶卷，10个120胶卷。每见报4张照片可以再领1个135卷，或者2个120胶卷，发稿越多胶卷越多。我在文革十年中拍的数以万计的报纸不准发表的“负面”照片，这属于是干“私活”，全靠多发稿领取的“额外胶卷”。
适者生存嘛。照片有缺欠就弥补，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那怕是大会场中领袖像比例失调，好像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好突出领袖就是突出政治，保证会顺利通过审稿关，照样都会见报。那时突出政治是比天还大的任务，谁要是不自觉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见报。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样既适应了政治需要，又体现“忠不忠见行动”的精神。
今天，我用40年前经过加工修改的新闻照片与原照片相对照，对自己文革摄影追悔与反思的同时，给网友们讲述我当年造假照片的故事——
1966年8月10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发表题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说：
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消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那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要让毛泽东思想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紧接着，8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的社论：
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共产主义风格，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揪出来，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统统打倒，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毛主席，是我国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命根子。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诚于毛泽东思想。
从此，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破四旧”狂飙，无以数计的华夏文明古迹，毁于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之手。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摧残文化，毁灭文物，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是痛心疾首的千古憾事!
“红色电波”传来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8月12日，哈尔滨市几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欢呼庆祝这个最大的喜讯。当时的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
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特大喜讯传来，全市一片欢腾，把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革命激情推向了新的高潮。从清晨到深夜，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游行队伍，簇拥着毛主席画像，高举着红旗和毛主席语录板，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情澎湃地涌向中共黑龙江省委。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四起，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欢呼声响彻天空……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千颗心万颗心连成一条心，千言万语迸发出一个声音：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一定要听您的话，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适应政治需要而造假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张新闻照片，是我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的花园街上，采访群众激情澎湃欢呼毛泽东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大游行时抓拍的。
照片中的人们高举着毛泽东画像和他的“最新指示”标语牌，不知为什么竟把“一句顶一万句”的“最新指示”中的“你们”二字删掉了，变成“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1966年8月12日我拍摄的《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照片的原始构图，照片四周的黑框是135底片的黑边，下边还残留一排齿孔的痕迹。
这张现场气氛很浓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出来并写好说明文之后，却不敢就这样直接交稿见报。依照当时宣传方面的要求，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两幅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行为。
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像“加黑框”，该当何罪？
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仔细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边的“女”字，变成了个“西”字。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窜改最高指示”。
像这样的新闻照片，是不可能见报的。如果一不留神儿见报了，必定会招来红卫兵包围报社，兴师问罪。
怎么办？要想见报就得加工修改。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干摄影记者这一行的人，逐渐适应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新闻照片进行加工的一套程序。
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并不复杂：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用毛笔在照片上描来画去，一直修改到满意时为止。
有些影像是无法用笔修出来的，比如这张照片的左后方那个大幅的毛泽东画像，被前面喊口号的人举起的几个巨大的拳头“打到毛主席的脸上和头上”，把他老人家光辉形象的主要部位都给遮挡住了，这要是在现在有电脑，有PHOTOSHOP图像软件，修改起来那是小菜一碟的事。
40年前，像这种细微问题只能靠画笔来修改，实在无法做到天衣无缝，只好忍痛割爱了，用裁刀把左边的毛泽东像裁掉，那时不敢公开在别人眼皮底下“对毛主席开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胡兰躺在铡刀下的情景。只好独自钻进暗房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一边抬起裁刀一边默念：“毛主席呀毛主席，对不起您老人家啦，我是为了维护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而开铡的……”最终，我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脸上遭拳击的影像裁掉了，仅保留住那一只巨大的拳头，以增强画面中人们振臂欢呼的气氛。
这是我40年前造假的照片效果，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原始照片，如今竟然被国际间视为“文革文物”了。
现在，请看这张修改后的照片吧：人们高高举起的大标语牌完整无缺了，“最新指示”一字不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采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把“黑框”变成了白边，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两只拳头被修掉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毫发无损，为此而使画面中的两个群众的手臂成为“残肢”，好在是处于一派激情澎湃的场景之中，再加上那时的报纸照片是制成锌版印刷，见报的照片影像粗糙，读者根本看不出其中之破绽。
剪裁照片本属摄影记者的正常工作，当年生怕被别人看到用裁刀从毛主席脸上铡下去，怕的是日后同事之间一旦政治观点不同了，或是分成两派造反组织了，就会互相攻击对方，如果此事遭到揭发并上纲上线，即使不打成反革命，起码也会定为政治事件。今天的年青朋友听到这些话，或许以为我是在幽一默，或许认为是太过夸张了，在当年因无意间损毁毛主席像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例子俯拾皆是。
这样，经过修改之后是照片，再也挑不出“政治问题”了。这张照片便顺利地通过审稿关，于1966年8月13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接着又刊发在《黑龙江朝鲜文报》上。见报照片的说明是：游行的人们高举着“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牌，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决心。
我一向主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有心人。这张照片见报的当天早晨上班以后，我特地跑到印刷厂锌版车间去，从一大堆制过版的废照片里找回来，将它完好地保存了40年。照片的背面有报社领导签署的发稿日期及版次，还有编辑们所画的制版尺寸的标记。
真假照片编排在一起，比较修改前后的画面效果。
在我的环球巡回影展中，在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里，都有这两张相对照的图片，一是丝毫未动的原照片，一是经过修改的假照片。有趣的是，这张存世仅一张的“假照片”，竟被当成“文革文物”了，展出方需卖保险方可锁在玻璃柜中展览，而墙上挂的则是复制品。这一点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在哈佛大学等欧美高校作演讲时，总少不了要放映这两张图片及另外一些当年修改过的“假照片”，每当我讲述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必须修改照片的故事以后，常会风趣地说：“40年前，我就使用PHOTOSHOP了，但不是电脑而是画笔……”准会引起一阵友善的笑声。其实，我是在谈笑间对我的文革摄影进行反思，作自我追悔。对于这一张已被视为“文物”的“假照片”，国际媒体却评论说：“这是文革时代的真实写照”。
有40年前造假的照片实物在，才有了这篇有图为证的真实故事。
我还有一些当年造假照片的故事，日后会逐一追悔与反思，一一拿出来公开示众。
2006年8月12日于纽约无为斋
[文革摄影反思录] (2)
我造假照片又一例
——“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当年报纸上凡是毛主席的话都得用黑体字)：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从此，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各机关单位把那些打入另册的干部以革命的名义下放到五七干校，实质是发配去那里变相劳动改造。1969年9月6日，黑龙江日报社革命委员会也把我下放到“御批”的全国首创的改造干部的大熔炉——柳河五七干校，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
当时，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去接受改造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们，撇家舍业，来到这荒山野岭之地，过着半军事化的劳动改造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被冠以“光荣的五七战士”头衔之后，剩下来就只有战天斗地的份儿了：深秋时节，破冰下到齐腰深的水中去割芦苇；春夏之交，在瓢泼大雨中扛着木头枪搞70里战备急行军；初冬时分，挑灯夜战去修筑反修防修的“长征路”。还有那整天没完没了地搞“吃小米，爬大山，路线分析，解剖世界观”，在风口浪头炼红心……
柳河五七干校经“御批”之后，干校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又提出了一个更革命的新套套：把已经由省城“下放”到干校的“五七战士”，再一次“下放”，由本来就在农村地界的五七干校再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去当农民。
11月的北方农村，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我奉干校领导之命，跟随首批插队落户的“五七战士”到农村去拍摄照片，为的是给省报及其他媒体提供发稿图片。这张《“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一起学“毛选”》的照片，就是在这次插队落户活动中拍摄的。
画面中，这名“五七战士”孔新莉，原是黑龙江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曾在全国舞蹈大赛中获过奖。她作为干校树立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人物”到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一位老贫农家里落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一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加强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走进这位老贫农的家里采访，只见屋里一贫如洗，破烂不堪，很难拍出可以发稿的照片。于是便想在老大娘与女青年这一老一小的形象上做做文章。我运用构图手段剪裁舍弃室内的破烂环境，采用近景与特写镜头，充分表现“五七战士”和贫下中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最大限度地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
首先，向“五七战士”孔新莉交待了我的创作构思：“要拍一幅‘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并肩坐在炕头上，满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手捧金光闪闪的‘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热情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小孔不愧是一位优秀演员，她马上就领会了我的意图，积极配合拍摄。她坐在炕头上，双手捧着翻开的“红宝书”，热情地和老大娘凑在一起，很快便“入戏”了。
“俺也不识字，让俺看着这书有啥用呢?还不如俺娘俩炕头东一个，炕头西一个，她念，俺听。那多好!”当我端起国产“海鸥”方箱式照相机，调好焦距正要按动快门时，老大娘抬起头来冲着我说。
我和小孔都忍不住笑了，这个老实厚道的老大娘，以为这一回也是像生产队里组织群众坐在炕头上学毛著呢。
“大娘啊，他是咱们省报社的记者，也是我们干校的‘五七战友’，他想为咱娘俩照个学毛著的相片。要是炕东头一个，炕西头一个，他可怎么照呀?”小孔认真地向大娘介绍我的身份和拍照意图。
“噢，我明白啦，他是要用那个‘匣子’给咱娘儿俩‘拉一光’啊!”在东北农村里老乡们都把照相机叫“匣子”，把照相叫做“拉光”。老大娘听懂了这意思之后，她马上紧紧地挨着小孔的身边坐好，瞪大眼睛看着我手中的方箱“匣子”，就等着“拉光”了，弄的我哭笑不得。
“大娘，我想要照的像，是您和这闺女一起看着毛主席的书，一起学习，因为您不识字，让小孔念给您听。您要是老瞅着这个‘匣子’，我就没法‘拉光’了。”我耐心地对这位习惯于只要是“拉光”，就要瞅着“匣子”的老大娘作解释。
“这位李记者是想照个咱俩学毛著的场面就行了，并不是让咱娘俩儿真的学习……”小孔想让大娘明白这次拍照囊馑肌?br> “哦，不是真的学习，是假学习呀!”老大娘似乎恍然大悟。我又得赶紧解释这样做并不算是“假学习”，因为平日里贫下中农也都在学毛著嘛。
这位老大娘总算是明白了，两眼毫无表情地盯着小孔手里的那本《毛选》四卷合订本，就在那里等着“拉光”了。我暗暗叫苦：这位老大娘的脑门上留着拔火罐的印记，再加上满脸严肃认真的神态，拍成照片怎么能发稿呢？那时凡是学毛著的照片，大多都是面带幸福微笑；只有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才必须作苦大仇深状。
“大娘啊，有一首歌儿人人都会唱，歌名叫《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我猜您也准会唱!”我一边说一边哼着唱起来：“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我边唱边说：“啥叫‘心眼里头热乎乎’？就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呗！您说是不是？所以，咱学毛著就要乐乐呵呵的才对呀。”我这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还真起作用，老大娘也跟着我一块儿唱起来。我都说完了，她还在唱呢。
当年，这首《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算是最早时兴起来的“忠字歌”，唱起来很抒情，旋律很美；不像那些造反歌曲又喊又叫，又伸胳臂又跺脚。广播喇叭里经常播放这首歌，从城市到农村人人都会唱。40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还能顺口完整地唱下来。
老大娘接着往下唱这支歌的后半段歌词：“哎——好象那旱天下了一场及时雨，小苗洒满了露水珠，毛主席的雨露滋润了我呀，干起了革命劲头足!”老大娘唱得虽然有点走音跑调，但演唱的神情却极其虔诚，十分投入，唱完歌还做出一个两臂前伸的标准的跳“忠字舞”的动作。这一切，逗得我和小孔忍不住也跟着乐。
拍照的障碍消除之后，我可以自由地摆布拍摄了，为了能拍到一张人物表情面带微笑的特写照片，我再三提醒老大娘一定要笑呵呵地看着“五七战士”手中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但是，当小孔念起人人都熟悉的“老三篇”时，她们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认真学习的木然神态。这可不是我想要的人物表情……
这时，我想起文革以来在采访实践中总结的一套“经验”：凡是拍摄群众学毛著的照片时，如果让人们像正常学习那样认真看书，很难抓拍到理想的人物神采。要想获得“人人面带幸福微笑”的画面效果，就让群众手捧“红宝书”进行热烈讨论，让主持学习的人用说笑话的方法来启发情绪，反正拍照片又不像拍电视还要录音。这样就很容易抓拍到人物情绪活跃的照片。这一套“经验”，虽属无奈，但很实用。
孔新莉听我说出的这套“经验”，她心领神会。我在双镜头相机取景毛玻璃框里安排好人物的位置，用土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像作为陪衬物。小孔说了一句笑话，逗得老大娘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时，我按动了快门。由于屋里的光线很暗，我使用比火柴盒略大的单次闪光灯，插上一颗像花生米粒大小的国产单次闪光泡，作为对主体人物的照明。
总算拍到了人物神态自然的画面，两人胸前都戴着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握红彤彤的“红宝书”，面带“忠于伟大领袖的幸福微笑”。应当说，单从照片的构图效果来说，这是一张挺不错的摆拍照片。
这是我拍的《“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一起学“毛选”》照片的原始构图，四周的黑边是120底片的边框。
当我结束对“五七战士”插队落户到农村的采访之后，我先坐拖拉机到校部，再转乘汽车到庆安县城，换乘火车赶回省城哈尔滨，到报社去交稿。
当时，省里已经给报社下达指示：柳河五七干校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一步，省报要集中版面突出宣传。为此，报社决定在11月22日发表长篇通讯，配发社论，把我拍的一组照片编发整版画刊，通栏大标题是：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副题是：柳河五七干校首批“五七战士”奔赴农村插队落户。
本来由报社的老副总编辑从我的照片中选定了9张，在我设计好的版式中把这张照片的位置画得很大。但是在最后审稿时，正巧碰上在报社“支左”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女队长也在场，我心想这一下准有麻烦了。这位没念过几年书的工宣队长经常指手划脚，不懂装懂。
“这张照片上的人物表情还不错，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广大革命群众学毛著的热情。可是，照片上的毛主席像为什么模糊呢？毛主席是虚的这可不行！”工宣队女队长抢先表态了，她肯定了两句，接着她提出了“毛主席不能虚”的严肃问题。
我赶紧解释这是照相机的光学成像原理造成的，焦点对在哪里哪里就清楚，凡是在清晰焦点以外的景物都要模糊一些，这是背景有点虚的原因。
“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这不是什么‘成像原理’的事，任何时候看问题都要讲政治……”工宣队女队长斩钉截铁地说。她把话拉到“纲”上“线”上了，我也无法再分辩。
那时毛主席有一句话：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既然是“工人阶级”说话了，在场的副总编辑也不好说别的，只好劝我想办法解决毛主席像“虚”的问题，否则就得从画刊中撤下来。
那时文革已经搞了三年多，摄影记者都在“干中学”到了一套招数：我平时从不同角度翻拍一些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像，洗印成像邮票大小的不同规格的照片，以备不时之需。压在玻璃板底下或存放在办公桌里，专门等着用于修改新闻照片，或是贴到本来没有毛泽东像的新闻照片上，或者把小像换成大像等等，在那年月里这样作会大大增强“三忠于，四无限”的画面气氛。
其实，那时修改照片的加工方法很简单：
第一步，从资料照片中挑选一张毛主席像，剪掉一小角贴到背景的“虚”像上，还故作被遮挡的透视状；
第二步，用水粉调合成与照片背景灰色相似的色调，把人物身后的土墙上的杂乱影像涂抹得干干净净；
第三步，裁掉画面右边夺视线的明亮窗户，用120相机对着修改后的照片翻拍，就获得一张新的底片；
第四步，用翻拍的底片再放大出一张新的造假照片，画面中的毛主席像就由“虚”变“实”了。
这是我奉命修改造假的照片效果。
这样一来，这张照片就完全合乎政治标准了。这种为政治需要而人为加工出来的“完美”照片发表后，广受到好评，还被一家艺术杂志刊登，后来竟入选文革中举办的“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荒唐的岁月里，加工修改新闻照片以适应“政治需要”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给伟人改头换面的“换头术”，把已打倒领导人影像扣掉的“涂抹术”，有张冠李戴的“剪贴术”，各种技巧不一而足。
我所亲历的加工修改新闻照片的事例，属于一个边疆省报的平民摄影师为“凡人小事”造假，与身处重要岗位的其他新闻同仁的经历相比，肯定算不上典型事例。但是，所幸的当年造假的照片还在，用真假照片相互对照叙说其中的故事，意在个人追悔与反思，同时也留下一点资料。未经历那段岁月的人们或许会摇头质疑：那个年月真是那么让人啼笑皆非吗？
"真照片"与"假照片"并列，两图对照，一目了然。
这两张相互对照的图片，也编入了我的环球影展及《红色新闻兵》画册里，一张是“真照片”，一张是“假照片”，真假照片并列编排在一起，两图对照，一目了然，有的人看了感到很好笑，却又笑不出来。
在欧美展览时，有的观众说，那张原照片很美，很好看，我们很喜欢。你为什么还要动手修改呢？
我说，那是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解释了半天，他们仍是似懂非懂。
这也难怪，他们不像咱们总在“讲政治”。我说，你们西方人不讲政治，而我们中国人讲政治。
他们又问：普通人为什么也要讲政治？难道讲经济、讲生活、讲赚钱、讲住房、讲家庭、讲娱乐、讲……不是更好吗？
我无语……
2006年8月14日于纽约无为斋
作者: 李振盛 | 2006年08月12日 22:13 | 栏目: [ 摄影反思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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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摄影反思录] (1)
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
——为维护伟大领袖光辉形象而造假
今天，2006年8月12日。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8月12日，我拍摄一张群众高举毛泽东像和“最新指示”欢呼游行的新闻照片，为适应“政治需要”，我用画笔造过假照片。这是我摄影生涯中“历史上的今天”的故事之一。
荒唐岁月当记者很无奈
在我20年记者生涯里，有一半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那荒唐的岁月里，干新闻摄影记者这一行，既不容易，又很无奈。
说“当记者不容易”，是指在那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氛围下，摄影记者经常在采访现场被造反派当成“替省委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的“黑探子”揪出来，轻则拽出胶卷当场曝光，重则揪上台去当众批斗。
说“当记者很无奈”，是指面对自己拍摄的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新闻照片，却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标准”去进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达到标准，就不能通过审稿关，更甭想见报了。其实这种修改就是在造假。
在文革十年里，从事新闻工作是“政治需要”逼着记者们发挥聪明才智，用电影里的台词叫“各村都有高招”。我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的角度不同的毛主席像，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这些都属于有缺欠的照片，报社领导必会要求再突出一些才能发稿。这怎么办呢？再无奈也得发稿啊，那时除定额胶卷以外，就靠见报率领胶卷了，不多发稿胶卷就不够用。报社每月定量发给摄影记者15个135胶卷，10个120胶卷。每见报4张照片可以再领1个135卷，或者2个120胶卷，发稿越多胶卷越多。我在文革十年中拍的数以万计的报纸不准发表的“负面”照片，这属于是干“私活”，全靠多发稿领取的“额外胶卷”。
适者生存嘛。照片有缺欠就弥补，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那怕是大会场中领袖像比例失调，好像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好突出领袖就是突出政治，保证会顺利通过审稿关，照样都会见报。那时突出政治是比天还大的任务，谁要是不自觉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见报。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样既适应了政治需要，又体现“忠不忠见行动”的精神。
今天，我用40年前经过加工修改的新闻照片与原照片相对照，对自己文革摄影追悔与反思的同时，给网友们讲述我当年造假照片的故事——
1966年8月10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发表题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说：
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消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那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要让毛泽东思想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紧接着，8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的社论：
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共产主义风格，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揪出来，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统统打倒，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毛主席，是我国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命根子。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诚于毛泽东思想。
从此，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破四旧”狂飙，无以数计的华夏文明古迹，毁于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之手。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摧残文化，毁灭文物，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是痛心疾首的千古憾事!
“红色电波”传来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8月12日，哈尔滨市几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欢呼庆祝这个最大的喜讯。当时的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
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特大喜讯传来，全市一片欢腾，把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革命激情推向了新的高潮。从清晨到深夜，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游行队伍，簇拥着毛主席画像，高举着红旗和毛主席语录板，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情澎湃地涌向中共黑龙江省委。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四起，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欢呼声响彻天空……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千颗心万颗心连成一条心，千言万语迸发出一个声音：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一定要听您的话，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适应政治需要而造假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张新闻照片，是我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的花园街上，采访群众激情澎湃欢呼毛泽东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大游行时抓拍的。
照片中的人们高举着毛泽东画像和他的“最新指示”标语牌，不知为什么竟把“一句顶一万句”的“最新指示”中的“你们”二字删掉了，变成“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1966年8月12日我拍摄的《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照片的原始构图，照片四周的黑框是135底片的黑边，下边还残留一排齿孔的痕迹。
这张现场气氛很浓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出来并写好说明文之后，却不敢就这样直接交稿见报。依照当时宣传方面的要求，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两幅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行为。
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像“加黑框”，该当何罪？
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仔细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边的“女”字，变成了个“西”字。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窜改最高指示”。
像这样的新闻照片，是不可能见报的。如果一不留神儿见报了，必定会招来红卫兵包围报社，兴师问罪。
怎么办？要想见报就得加工修改。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干摄影记者这一行的人，逐渐适应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新闻照片进行加工的一套程序。
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并不复杂：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用毛笔在照片上描来画去，一直修改到满意时为止。
有些影像是无法用笔修出来的，比如这张照片的左后方那个大幅的毛泽东画像，被前面喊口号的人举起的几个巨大的拳头“打到毛主席的脸上和头上”，把他老人家光辉形象的主要部位都给遮挡住了，这要是在现在有电脑，有PHOTOSHOP图像软件，修改起来那是小菜一碟的事。
40年前，像这种细微问题只能靠画笔来修改，实在无法做到天衣无缝，只好忍痛割爱了，用裁刀把左边的毛泽东像裁掉，那时不敢公开在别人眼皮底下“对毛主席开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胡兰躺在铡刀下的情景。只好独自钻进暗房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一边抬起裁刀一边默念：“毛主席呀毛主席，对不起您老人家啦，我是为了维护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而开铡的……”最终，我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脸上遭拳击的影像裁掉了，仅保留住那一只巨大的拳头，以增强画面中人们振臂欢呼的气氛。
这是我40年前造假的照片效果，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原始照片，如今竟然被国际间视为“文革文物”了。
现在，请看这张修改后的照片吧：人们高高举起的大标语牌完整无缺了，“最新指示”一字不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采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把“黑框”变成了白边，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两只拳头被修掉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毫发无损，为此而使画面中的两个群众的手臂成为“残肢”，好在是处于一派激情澎湃的场景之中，再加上那时的报纸照片是制成锌版印刷，见报的照片影像粗糙，读者根本看不出其中之破绽。
剪裁照片本属摄影记者的正常工作，当年生怕被别人看到用裁刀从毛主席脸上铡下去，怕的是日后同事之间一旦政治观点不同了，或是分成两派造反组织了，就会互相攻击对方，如果此事遭到揭发并上纲上线，即使不打成反革命，起码也会定为政治事件。今天的年青朋友听到这些话，或许以为我是在幽一默，或许认为是太过夸张了，在当年因无意间损毁毛主席像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例子俯拾皆是。
这样，经过修改之后是照片，再也挑不出“政治问题”了。这张照片便顺利地通过审稿关，于1966年8月13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接着又刊发在《黑龙江朝鲜文报》上。见报照片的说明是：游行的人们高举着“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牌，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决心。
我一向主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有心人。这张照片见报的当天早晨上班以后，我特地跑到印刷厂锌版车间去，从一大堆制过版的废照片里找回来，将它完好地保存了40年。照片的背面有报社领导签署的发稿日期及版次，还有编辑们所画的制版尺寸的标记。
真假照片编排在一起，比较修改前后的画面效果。
在我的环球巡回影展中，在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里，都有这两张相对照的图片，一是丝毫未动的原照片，一是经过修改的假照片。有趣的是，这张存世仅一张的“假照片”，竟被当成“文革文物”了，展出方需卖保险方可锁在玻璃柜中展览，而墙上挂的则是复制品。这一点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在哈佛大学等欧美高校作演讲时，总少不了要放映这两张图片及另外一些当年修改过的“假照片”，每当我讲述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必须修改照片的故事以后，常会风趣地说：“40年前，我就使用PHOTOSHOP了，但不是电脑而是画笔……”准会引起一阵友善的笑声。其实，我是在谈笑间对我的文革摄影进行反思，作自我追悔。对于这一张已被视为“文物”的“假照片”，国际媒体却评论说：“这是文革时代的真实写照”。
有40年前造假的照片实物在，才有了这篇有图为证的真实故事。
我还有一些当年造假照片的故事，日后会逐一追悔与反思，一一拿出来公开示众。
2006年8月12日于纽约无为斋
[文革摄影反思录] (2)
我造假照片又一例
——“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当年报纸上凡是毛主席的话都得用黑体字)：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从此，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各机关单位把那些打入另册的干部以革命的名义下放到五七干校，实质是发配去那里变相劳动改造。1969年9月6日，黑龙江日报社革命委员会也把我下放到“御批”的全国首创的改造干部的大熔炉——柳河五七干校，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
当时，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去接受改造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们，撇家舍业，来到这荒山野岭之地，过着半军事化的劳动改造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被冠以“光荣的五七战士”头衔之后，剩下来就只有战天斗地的份儿了：深秋时节，破冰下到齐腰深的水中去割芦苇；春夏之交，在瓢泼大雨中扛着木头枪搞70里战备急行军；初冬时分，挑灯夜战去修筑反修防修的“长征路”。还有那整天没完没了地搞“吃小米，爬大山，路线分析，解剖世界观”，在风口浪头炼红心……
柳河五七干校经“御批”之后，干校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又提出了一个更革命的新套套：把已经由省城“下放”到干校的“五七战士”，再一次“下放”，由本来就在农村地界的五七干校再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去当农民。
11月的北方农村，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我奉干校领导之命，跟随首批插队落户的“五七战士”到农村去拍摄照片，为的是给省报及其他媒体提供发稿图片。这张《“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一起学“毛选”》的照片，就是在这次插队落户活动中拍摄的。
画面中，这名“五七战士”孔新莉，原是黑龙江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曾在全国舞蹈大赛中获过奖。她作为干校树立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人物”到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一位老贫农家里落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一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加强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走进这位老贫农的家里采访，只见屋里一贫如洗，破烂不堪，很难拍出可以发稿的照片。于是便想在老大娘与女青年这一老一小的形象上做做文章。我运用构图手段剪裁舍弃室内的破烂环境，采用近景与特写镜头，充分表现“五七战士”和贫下中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最大限度地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
首先，向“五七战士”孔新莉交待了我的创作构思：“要拍一幅‘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并肩坐在炕头上，满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手捧金光闪闪的‘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热情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小孔不愧是一位优秀演员，她马上就领会了我的意图，积极配合拍摄。她坐在炕头上，双手捧着翻开的“红宝书”，热情地和老大娘凑在一起，很快便“入戏”了。
“俺也不识字，让俺看着这书有啥用呢?还不如俺娘俩炕头东一个，炕头西一个，她念，俺听。那多好!”当我端起国产“海鸥”方箱式照相机，调好焦距正要按动快门时，老大娘抬起头来冲着我说。
我和小孔都忍不住笑了，这个老实厚道的老大娘，以为这一回也是像生产队里组织群众坐在炕头上学毛著呢。
“大娘啊，他是咱们省报社的记者，也是我们干校的‘五七战友’，他想为咱娘俩照个学毛著的相片。要是炕东头一个，炕西头一个，他可怎么照呀?”小孔认真地向大娘介绍我的身份和拍照意图。
“噢，我明白啦，他是要用那个‘匣子’给咱娘儿俩‘拉一光’啊!”在东北农村里老乡们都把照相机叫“匣子”，把照相叫做“拉光”。老大娘听懂了这意思之后，她马上紧紧地挨着小孔的身边坐好，瞪大眼睛看着我手中的方箱“匣子”，就等着“拉光”了，弄的我哭笑不得。
“大娘，我想要照的像，是您和这闺女一起看着毛主席的书，一起学习，因为您不识字，让小孔念给您听。您要是老瞅着这个‘匣子’，我就没法‘拉光’了。”我耐心地对这位习惯于只要是“拉光”，就要瞅着“匣子”的老大娘作解释。
“这位李记者是想照个咱俩学毛著的场面就行了，并不是让咱娘俩儿真的学习……”小孔想让大娘明白这次拍照囊馑肌?br> “哦，不是真的学习，是假学习呀!”老大娘似乎恍然大悟。我又得赶紧解释这样做并不算是“假学习”，因为平日里贫下中农也都在学毛著嘛。
这位老大娘总算是明白了，两眼毫无表情地盯着小孔手里的那本《毛选》四卷合订本，就在那里等着“拉光”了。我暗暗叫苦：这位老大娘的脑门上留着拔火罐的印记，再加上满脸严肃认真的神态，拍成照片怎么能发稿呢？那时凡是学毛著的照片，大多都是面带幸福微笑；只有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才必须作苦大仇深状。
“大娘啊，有一首歌儿人人都会唱，歌名叫《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我猜您也准会唱!”我一边说一边哼着唱起来：“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我边唱边说：“啥叫‘心眼里头热乎乎’？就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呗！您说是不是？所以，咱学毛著就要乐乐呵呵的才对呀。”我这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还真起作用，老大娘也跟着我一块儿唱起来。我都说完了，她还在唱呢。
当年，这首《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算是最早时兴起来的“忠字歌”，唱起来很抒情，旋律很美；不像那些造反歌曲又喊又叫，又伸胳臂又跺脚。广播喇叭里经常播放这首歌，从城市到农村人人都会唱。40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还能顺口完整地唱下来。
老大娘接着往下唱这支歌的后半段歌词：“哎——好象那旱天下了一场及时雨，小苗洒满了露水珠，毛主席的雨露滋润了我呀，干起了革命劲头足!”老大娘唱得虽然有点走音跑调，但演唱的神情却极其虔诚，十分投入，唱完歌还做出一个两臂前伸的标准的跳“忠字舞”的动作。这一切，逗得我和小孔忍不住也跟着乐。
拍照的障碍消除之后，我可以自由地摆布拍摄了，为了能拍到一张人物表情面带微笑的特写照片，我再三提醒老大娘一定要笑呵呵地看着“五七战士”手中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但是，当小孔念起人人都熟悉的“老三篇”时，她们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认真学习的木然神态。这可不是我想要的人物表情……
这时，我想起文革以来在采访实践中总结的一套“经验”：凡是拍摄群众学毛著的照片时，如果让人们像正常学习那样认真看书，很难抓拍到理想的人物神采。要想获得“人人面带幸福微笑”的画面效果，就让群众手捧“红宝书”进行热烈讨论，让主持学习的人用说笑话的方法来启发情绪，反正拍照片又不像拍电视还要录音。这样就很容易抓拍到人物情绪活跃的照片。这一套“经验”，虽属无奈，但很实用。
孔新莉听我说出的这套“经验”，她心领神会。我在双镜头相机取景毛玻璃框里安排好人物的位置，用土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像作为陪衬物。小孔说了一句笑话，逗得老大娘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时，我按动了快门。由于屋里的光线很暗，我使用比火柴盒略大的单次闪光灯，插上一颗像花生米粒大小的国产单次闪光泡，作为对主体人物的照明。
总算拍到了人物神态自然的画面，两人胸前都戴着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握红彤彤的“红宝书”，面带“忠于伟大领袖的幸福微笑”。应当说，单从照片的构图效果来说，这是一张挺不错的摆拍照片。
这是我拍的《“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一起学“毛选”》照片的原始构图，四周的黑边是120底片的边框。
当我结束对“五七战士”插队落户到农村的采访之后，我先坐拖拉机到校部，再转乘汽车到庆安县城，换乘火车赶回省城哈尔滨，到报社去交稿。
当时，省里已经给报社下达指示：柳河五七干校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一步，省报要集中版面突出宣传。为此，报社决定在11月22日发表长篇通讯，配发社论，把我拍的一组照片编发整版画刊，通栏大标题是：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副题是：柳河五七干校首批“五七战士”奔赴农村插队落户。
本来由报社的老副总编辑从我的照片中选定了9张，在我设计好的版式中把这张照片的位置画得很大。但是在最后审稿时，正巧碰上在报社“支左”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女队长也在场，我心想这一下准有麻烦了。这位没念过几年书的工宣队长经常指手划脚，不懂装懂。
“这张照片上的人物表情还不错，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广大革命群众学毛著的热情。可是，照片上的毛主席像为什么模糊呢？毛主席是虚的这可不行！”工宣队女队长抢先表态了，她肯定了两句，接着她提出了“毛主席不能虚”的严肃问题。
我赶紧解释这是照相机的光学成像原理造成的，焦点对在哪里哪里就清楚，凡是在清晰焦点以外的景物都要模糊一些，这是背景有点虚的原因。
“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这不是什么‘成像原理’的事，任何时候看问题都要讲政治……”工宣队女队长斩钉截铁地说。她把话拉到“纲”上“线”上了，我也无法再分辩。
那时毛主席有一句话：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既然是“工人阶级”说话了，在场的副总编辑也不好说别的，只好劝我想办法解决毛主席像“虚”的问题，否则就得从画刊中撤下来。
那时文革已经搞了三年多，摄影记者都在“干中学”到了一套招数：我平时从不同角度翻拍一些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像，洗印成像邮票大小的不同规格的照片，以备不时之需。压在玻璃板底下或存放在办公桌里，专门等着用于修改新闻照片，或是贴到本来没有毛泽东像的新闻照片上，或者把小像换成大像等等，在那年月里这样作会大大增强“三忠于，四无限”的画面气氛。
其实，那时修改照片的加工方法很简单：
第一步，从资料照片中挑选一张毛主席像，剪掉一小角贴到背景的“虚”像上，还故作被遮挡的透视状；
第二步，用水粉调合成与照片背景灰色相似的色调，把人物身后的土墙上的杂乱影像涂抹得干干净净；
第三步，裁掉画面右边夺视线的明亮窗户，用120相机对着修改后的照片翻拍，就获得一张新的底片；
第四步，用翻拍的底片再放大出一张新的造假照片，画面中的毛主席像就由“虚”变“实”了。
这是我奉命修改造假的照片效果。
这样一来，这张照片就完全合乎政治标准了。这种为政治需要而人为加工出来的“完美”照片发表后，广受到好评，还被一家艺术杂志刊登，后来竟入选文革中举办的“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览”。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荒唐的岁月里，加工修改新闻照片以适应“政治需要”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给伟人改头换面的“换头术”，把已打倒领导人影像扣掉的“涂抹术”，有张冠李戴的“剪贴术”，各种技巧不一而足。
我所亲历的加工修改新闻照片的事例，属于一个边疆省报的平民摄影师为“凡人小事”造假，与身处重要岗位的其他新闻同仁的经历相比，肯定算不上典型事例。但是，所幸的当年造假的照片还在，用真假照片相互对照叙说其中的故事，意在个人追悔与反思，同时也留下一点资料。未经历那段岁月的人们或许会摇头质疑：那个年月真是那么让人啼笑皆非吗？
"真照片"与"假照片"并列，两图对照，一目了然。
这两张相互对照的图片，也编入了我的环球影展及《红色新闻兵》画册里，一张是“真照片”，一张是“假照片”，真假照片并列编排在一起，两图对照，一目了然，有的人看了感到很好笑，却又笑不出来。
在欧美展览时，有的观众说，那张原照片很美，很好看，我们很喜欢。你为什么还要动手修改呢？
我说，那是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解释了半天，他们仍是似懂非懂。
这也难怪，他们不像咱们总在“讲政治”。我说，你们西方人不讲政治，而我们中国人讲政治。
他们又问：普通人为什么也要讲政治？难道讲经济、讲生活、讲赚钱、讲住房、讲家庭、讲娱乐、讲……不是更好吗？
我无语……
2006年8月14日于纽约无为斋
---建议革委会一率采用PHOTOSHOP 来造假--
想开点，恶梦过去了，您的文章会让年轻人记住，曾经中国经历过一个多么荒唐的时代，希望历史不要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