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步调一致 英美联手收拾德俄
The Anglo-Americans Close Ranks
面对苏联巨大的石油储备，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德国半路杀出，搅了英美人的美梦。英美联手，一方面配合西欧国家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德国，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卡特尔——“七姊妹公司”。英美还精心密谋，为希特勒上台铺路。
热那亚会议
拉帕洛条约，以热那亚附近的一座小村的名字命名，在那里，德国人和苏联人最终达成了一致，令参加阿尔贝蒂庄园会议的所有代表震惊。该消息立即引起了恐慌式反应，特别是与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热那亚会议是在英国的敦促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凡尔赛和会后英国确定的一系列战略目的。即首先是为重新建立1914年之前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奠定基础；其次是通过邀请苏联参会，英国打算利用这次会议与苏联重修旧好。此前，苏联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因为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单方面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所有债务。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打算以任何官方形式参与热那亚会议，这就给英国更大的空间来主导这次会议。
英国向莫斯科伸出橄榄枝是别有用心的。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意在打开与俄罗斯做赚钱生意的大门，让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英国石油公司控制遭受战争蹂躏的巴库油田。壳牌公司的德特丁与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唱一和，从1918年开始，向白俄反革命集团秘密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法国，买下了俄国革命前签署的开发俄罗斯巴库油田的租约，他预计遭受经济孤立和战争重创的苏联政权会很快跨台。
这系列事件正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洛克哈特阴谋期间，这一时期，英国驻莫斯科使节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与西德尼•雷利一起，因试图在1918年8月刺杀列宁遭到缺席审判并判处死刑。这也是英国与盟军在阿尔汉格尔登陆的时期。丘吉尔领导的殖民事务部一直都在执行一项政策，对俄国倒霉的克伦斯基政权的前战争部长鲍利斯•萨芬科夫领导的流亡政府提供支持，这位领导人声名儿狼籍，是个吗啡瘾君子。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到1920年，德特丁已经向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高尔察克元帅和其他将军领导的白俄反革命集团输送了巨额现金。德特丁建立了盎格鲁-高加索公司，期望拿到巴库油田的开采权。迫不急待的德特丁甚至募集资金，建立巴库的分裂主义组织，让其承诺给予德特丁石油开采权。Stephen V O Clark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The Attempts of 1922 and 1933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33 November1973 。
四年来英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利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试图推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到1922年，英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试图介入英国看来更为务实的、列宁制定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即1921年的“新经济计划”。
美国觊觎俄国石油
获得开发和控制俄国大油田的垄断权，是1922年德特丁和英国的美梦，而包括洛克菲勒标准集团在内的强大的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也在做同样的梦。但是，直到1922年，英国想进入苏联的新招数看起来还是不切实际。在获得苏联石油开采权方面，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哈里•辛克莱领导的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此时正好被牵涉进在美国爆发的“怀俄明茶壶顶海军储备”石油租约的丑闻中。
哈里•辛克莱把自己装扮成俄克拉何马“独立”的石油商人，实际上是标准石油公司和银行利益集团的一位“中间人”，在一些由标准石油公司直接出价可能会引起怀疑的市场上，往往由辛克莱出面进行投标，这样的怀疑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壳牌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辛克莱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独立特行”。在辛克莱炼油公司的董事会里有小西奥多•罗斯福，他是美国前总统的儿子，其兄弟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波伊斯•汤普森也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董事，他还是洛克菲勒大通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隶属于标准石油公司。
20世纪20年代初期，哈里•辛克莱与苏联代表列奥尼德•克拉辛在伦敦举行会谈。他们会谈的结果之一是，他与美国参议员阿尔伯特•法尔和阿奇博尔德•罗斯福一起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就珍贵的巴库油田包括萨哈林岛油层的开采权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他们还将与苏联政府成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权的合资公司，平等享受全球石油销售的利润。辛克莱等人同意，在项目中的投资不少于11500万美元，并且同意为俄罗斯政府申请更多的美国贷款。莫斯科知道辛克莱与美国总统哈丁和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关系很密切。要获得美国的贷款必须在外交上得到美国对苏联的承认，这将打破国际上对苏联的孤立。辛克莱同意并说服哈丁总统承认苏联政府。
但是，在怀俄明，一件丑闻突然浮出水面，牵涉到辛克莱、法尔，甚至哈丁总统，丑闻涉及到他们把美国政府在怀俄明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以租赁合同的方式授予了出去。据传闻，这件丑闻是竞争对手德特丁的壳牌集团的代表暗中唆使的。在随后的传媒丑闻和国会质询中，没人提到这一惊人的巧合，即“茶壶顶”事件发生时，正值辛克莱和美国从德特丁和英国的眼皮底下获得珍贵的巴库油田开采权。Frank C Hanighen The Secret War New York：John Day，1934 。
德俄结盟甩开英国
这就是热那亚会议召开前的大背景，在美国做出的种种努力惨遭挫败之后，英国打算在控制苏联丰富的经济资源方面取得突破。但是，就在历时数周的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和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签署了一个全面的条约，英国、法国或美国政府事先对此却一无所知。
拉特瑙的首选绝对不是与苏联打交道。在凡尔赛和会之后，他以德国经济重建部部长的身份，反复向英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提出建议和请求，允许德国重振其经济，这样，德国才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重负。他的请求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雪上添霜的是，1921年英国政府对所有德国进口物资征收26%的禁止性关税，这给德国制定现实的支付战争赔款方案而做的努力进一步制造了障碍。
面对英法挥动的大棒，拉特瑙这位出生于德国著名工程师家族的后代，大型电子公司AEG的前董事局主席，决心通过发展向苏联出口重工业产品，来制定让德国工业重建的战略。
凡尔赛和会之后，在德国战后经济的废墟上，赤字财政政策一直是德国政府的一个必要的应急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用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国家赤字，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的货币供给远远大于德国经济的实际产出，导致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但是，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似乎很有限，且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
拉特瑙深知，战败本身所导致的巨额成本已经埋下了整个经济通货膨胀的祸根。到1919年，帝国马克黄金平价已掉至战前水平的一半。官方统计表明，战争造成了批发价格上涨了150%，而且黑市价格还远远高于此。为了征集战争所需资金，德国政府采取了权宜之计，向民众大量举债。而英国一直有能力从海外募集战争所需经费，特别是通过纽约的摩根公司，德国则被挡在这些主要的信贷市场之外。
而且，在战后，协约国胜利者有步骤地剥夺了德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像坦噶尼克和西南非洲这样对德国有价值的所有殖民地，也被英国接管了。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而打开的
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市场也被拿走。德国还失去了对其钢铁工业最为宝贵的铁矿石源：阿尔萨斯-洛林及其以东地区，包括西里西亚，有着丰富的矿物和农业资源。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德国失去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阿尔萨斯的纺织工业和钾盐矿也失去了。凡尔赛和会以后，它的整个海上商船队、河运船队的五分之一、渔船队的四分之一、5000辆机车、150000辆有轨电车和5000辆卡车都由协约国军队接管了。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战争赔偿的合法名义下进行的，而战争赔偿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
1921年5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开会，草拟了被称作“伦敦最后通牒”的德国“最终”赔款计划。该计划把德国给胜利方的战争赔款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的天文数字，甚至英国的赔款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认为，这一数字超出德国实际能够承担的最大支付数额的三倍。赔款债务每年还要征收6%的利息。所有德国出口货物按报关价值征收26%的关税，直接支付给柏林的盟军赔款代表处。另外，还有众多苛刻的条件，包括几种作为“保金”的税。任何一笔赔款的支付方式可以由赔款委员会单方决定。
“伦敦最后通牒”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后通牒。对于盟军方面所提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除非德国议会在六天内完全同意，否则盟军将占领并且控制德国的鲁尔工业腹心地带。毫不奇怪，德国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接受了这一措辞极为严厉的最后通牒。Gustav Stolper，Karl H user and Knut Borchardt Deutsche Wirtschaftseit 1870 Tübingen，1966 。
对伦敦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来说，拉帕洛条约真正引起他们警觉的是，条款中隐藏的某些含义。大量德国的机械和设备、钢铁和其他技术将被卖到苏联，用于重建和扩展巴库油田。
反过来，德国将在德国境内建设由德苏共同拥有的原油和汽油分销中心，为苏联石油打开市场，此项工作具体由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承担。这有利于德国摆脱英美石油利益集团的铁腕控制，自凡尔赛和会以来，英美石油利益集团完全垄断了德国的石油销售。拉特瑙从来没有拒绝过伦敦在最后赔偿通牒中的要求。但他坚持用实际的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Anton Zischkalkrieg：Wandlungde r Weltmacht Leipzig：Wilhelm Goldmann Verlag，1939 (Zischkadrawsheavilyon the earlier research of Hanighen，though omitting to mention this in the credits There a son for this is not clear )。
军事占领鲁尔地区
拉帕洛条约很快就引起了反应。
在公开场合，英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法国庞加莱政府复仇政策的距离，在这一假象的掩盖下，英国已经提出了补偿要求。在1916年英法之间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中，法国将摩苏尔地区的法属领土割让给英国。作为回报，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说过，英国向法国私下保证，只对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提出口头抗议。这非常符合英国的“均势”需要，法国充当了征服德国的急先锋。Z N Zeine 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isal’s Kingdom in Syria Beirut，1960 p 59 。
庞加莱政权所缺的只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德国恶性通胀的真正起因
拉特瑙被杀之后，由于对德国政治稳定的信心下降至凡尔赛和会以来的最低点，到1922年7月，在国际市场上，金马克与美元的比率降为1美元兑换493马克。帝国银行开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满足尚未支付给英国的赔款要求，与此同时，维持就业，加强国内出口工业，以满足赔款要求。到当年12月，马克降到了1美元兑换7592马克的警戒水平。
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反应，德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进行全面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命令所有的官员，包括帝国银行职员，不执行占领当局发布的任何命令，工人不要到鲁尔的工厂和钢铁厂去上班。为了帮助罢工矿工和其他工人家庭，政府只能借助于扩大货币印刷。被占领的区域仅
法国的占领造成了德国工业活动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尽管法国军队和工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个鲁尔区的生产也只及1922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段时间超过15万德国人被迫离开被占领的鲁尔工业区，约400人被杀，2000多人受伤。
德国人的抵抗给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压力。法国占领军切断了鲁尔工业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德国各银行和帝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资金，工厂和矿山的存货，全部都被占领军控制。抵抗期间，德国停止了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所有赔款偿付，对英国的赔款则不折不扣地交付了。
其结果是，德国的货币体系遭到了彻底破坏。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到1922年底，当法国庞加莱政府打算强行实施军事占领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时，马克的价值开始下降。到1月份鲁尔区被占领后，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已经降为18000：1。5月份之前，帝国银行采取了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才将货币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到5月，鲁尔的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柏林不得不放弃拯救货币的努力。
从那以后，局面完全失控。到7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呈指数下降，降到了353000?1；到8月，这一指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620000?1。这一跌势一直持续到
经过几个月的滞后期，德国的批发价格也开始反映出货币的崩溃。以1922年7月拉特瑙被刺杀后不久的价格指数水平为100，到1923年1月底，鲁尔区被占领时，价格指数涨了将近30倍，达到2785。7月，价格指数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74787，而一年前仅为100！9月，更是达到了23949000高点，最后到11月达到750000000000。所有人的存款全部变成了废纸。生活水平急剧下滑。一开始还有几个巨富，但绝大多数人彻底陷入了贫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银行存款——所有这些都变得一钱不值。国家赖以稳定的中间阶层都成了贫民。
到1923年9月，由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领导的联合政府命令结束消极抵抗。1923年11月，德国政府与法国和其他占领军签署了一份正式协议。此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最高峰。签署这一协议只是德国为获得略有希望的援助而做出的缓兵之计。
1923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律师)，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书，建议继续维持巨额赔款偿付，这种赔款自1922年4月拉帕洛危机以来一直摇摆不定。休斯说服总统，赢得了对与摩根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将军的一项任命，这个人劣迹斑斑，曾收受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贿赂。
道威斯后来成为道威斯委员会的主席，他于
道威斯计划是英美银行集团对德国财政和金融进行全面控制的再次加强。它比庞加莱的士兵要有效得多，但是只有以军事干预和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为条件才能保证其实施。
1923年11月，德国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被任命为货币局局长。这一段时期，沙赫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沟通频繁，沙赫特实施了地产抵押马克，这是一次以虚构的申报不动产为依托，促进马克稳定的尝试。
根据道威斯计划，德国要在至1929年的五年内付清赔款。但是至1929年末，德国的欠款反而比赔付开始时还要多。这就是由伦敦和纽约主导的国际银行财团有组织的抢劫阴谋。在德国还设立了特别基金作为对赔款支付的担保。在柏林，英美银行还安排了一个赔款总代理人，专门为他们收受赔款，这个人叫帕克•吉尔伯特，此人是摩根的合伙人，也是欧文•杨的门生。由于没有任何风险，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开始为德国提供巨额贷款，于是资金便以赔款的形式，加上佣金和利息，又源源不断地回流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这真是一笔好买卖。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信贷金字塔，而塔尖上先是坐着伦敦的银行，后来是纽约的银行。
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了10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却借了186亿马克。1923年后，在蒙塔古•诺曼和他在德国帝国银行的同行沙赫特的指挥下，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英美的借款所控制。此时英美对拉帕洛条约会扰乱英美秩序的担心荡然无存，但是1929年当源源不断从纽约和伦敦的银行流入德国以维持赔款的信贷突然中止时，整个金字塔坍塌了。Carroll Quigley Tragedy and Hope：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 London：Collier-Macmillan，1966 。
英美的“红线协议”
至此，英美之间主宰世界金融和经济事务的权力争夺已息事宁人。引发世界十多年动荡的石油战争，也最终“停火”，正是这一背景，导致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英美石油卡特尔的建立，这个卡特尔俗称“七姊妹”。1927年，在壳牌石油公司亨利•德特丁爵士的苏格兰城堡阿奇纳卡里，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代表英国政府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现为BP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和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埃克森公司)的总裁瓦特•提哥以打猎为名作掩护，达成了建立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卡特尔的协议。
他们的秘密协议正式称为1928年“既成事实”协议，或称为阿奇纳卡里协议。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巨头同意接受现有的市场划分和份额，同意制定保密的世界石油卡特尔价格，同意停止破坏性竞争和打了十年的价格战。两国政府在同一年批准了这一私人协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线协议”。从此以后，英美人控制世界石油储备的霸权便形成了，少有中断。任何企图打破这一霸权的尝试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1927年，英国和被削弱的法国同意让美国人进入中东，并且对战时的秘密协议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这一变化。从达达尼尔海峡往下穿过巴勒斯坦到也门，往上直到波斯湾，划了一条红线。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红线内，三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划定了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利益版图。在伊拉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法国的法兰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来原属德意志银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额)，洛克菲勒集团获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垄断开发权。科威特的油田则分给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John M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Pan the on Books，1976
到1932年时，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为阿奇纳卡里卡特尔的组成部分。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随后，卡特尔制定了对付非卡特尔公司(他们称为“局外人”)的战略。根据卡特尔的协议条款：
(卡特尔)认识到，应该将不受控制的经销渠道转变成受控制的渠道；基于这个考虑，建议“既定事实”协议各方(即阿奇纳卡里卡特尔成员公司)收购“既定事实”协议各方之外的活跃于市场上的分销公司，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卡特尔也做好了对付不听话“局外人”公司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变得清晰了。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artel ’Report to U S Senate Small Business Committee 82nd Congress，2nd Session，1952 p 245 。
毫无疑问，英美“特别关系”的脊梁是由对石油的控制支撑起来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动，到目前为止，也一目了然。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凡尔赛和会以后，国际货币秩序一直不稳定，这一货币秩序是由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强加给中欧战败国的，这一秩序在1929年突然中止了。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酿成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崩溃。诺曼要求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哈里逊顺从了，随后几个月内，美国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便接踵而来。
到1931年初，蒙塔古•诺曼和英国方面一小撮人，就谋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中欧的政治状态。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银行机构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在20年代期间，维也纳信贷银行与罗斯切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密切合作，通过收购存在麻烦的小银行而壮大起来。1929年10月，在股票市场暴跌的时候，当局要求维也纳工商信贷银行接管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一次最大的并购案被强加给了维也纳信贷银行。前些年，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也吞并过几家遇到麻烦的银行。
1931年初，在人们的印象中，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实际上，它已病入膏肓。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经济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有价值的经济联系和原材料供应。奥地利的工业经济再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奥地利工业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陈旧的设备，还有还不清的巨额战争贷款。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环境把大部分涉临崩溃的奥地利工业拱手交给了不断扩大的信贷银行手中。
因此，1931年年初以前，整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国际资金信贷链条上薄弱的一环，这个链条是在纽约的摩根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伦敦的银行联手打下的不健康的基础之上打造而成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并不能从处于不景气的奥地利经济中获得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短期贷款。对维也纳信贷银行来说，英格兰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贷款方。
1931年3月，法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长布兰德宣布，坚决反对柏林和维也纳为缔结奥德贸易和海关联盟而宣布进行的谈判，但是这一企图抑制几个月前发生在美国、正在全球蔓延的经济萧条的努力为时已晚。
据报道，法国命令它的银行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贷款，以此给奥地利政府施压。接下来的5月，随着维也纳新闻界曝出维也纳信贷银行遭到挤兑的谣言，震撼整个欧洲的信用危机爆发了。奥地利国家银行，最终是整个奥地利，被迫倾全力解维也纳信贷银行之危，这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后来的分析表明，其实危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严重的程度。某些实力强大的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发动一次重大改变。Dieter Stiefel Finanzdiplomatieund Weltwirtschaftskrise：Die Kriseder Creditanstaltfür Handelund Gewerbe，1931 Frankfurta M ：Fritz Knapp Verlag，1989 。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一小撮权贵已决定支持德国走激进的道路。
摩根的银行家们已经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十分奏效，当时他们将国外信贷贷给了意大利政治强人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财政部长米苏拉塔宣布，墨索里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偿还意大利应付的凡尔赛战争赔款达成一致，一周之后，摩根公司(墨索里尼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关键性的1亿美元贷款，以稳定意大利里拉。
实际上，摩根已决定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敦促下，米苏拉塔于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用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确保对外国债务的偿还。墨索里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调教意大利工会、降低工资并实行有效的紧缩政策，以保证外国银行的借贷方面，是一个铁腕人物，或许纽约的摩根家族是这么想的。
当时控制美国货币政策的人是前摩根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他也是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斯特朗与米苏内塔和意大利银行行长波纳尔多•斯琴赫进行了会面，确定意大利“稳定”计划的最后细节。20世纪20年代，还是这帮有权有势的人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对欧洲大陆从波兰到罗马尼亚等多数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包括摩根公司、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借口是建立“有信用”的国家政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早期雏形。纽约银行充当了借贷的巨额短期资金来源，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外交部一起，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政治经验。Richard H Meyer Bankers Diplomacy：Monetary Stabilization in the 1920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让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人)最费心思的国家。1923年，他们成功地将雅尔玛•沙赫特推上帝国银行总裁的宝座之后，沙赫特立即加紧了对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还款计划的实施，20年代德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伦敦和纽约银行以及他们在巴黎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些银行来说，给德国的这些短期贷款是当时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上最赚钱的买卖。对许多德国银行来说，包括第四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达纳特银行)，已经对纽约和伦敦的短期资本借贷产生了实质性依赖，尽管利率很高，带有惩罚性质。20年代早期，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几家主要银行的资本和储备。20年代末期德国银行的借贷扩张，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小额资本基础之上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欠债不还和其他危机。当1929-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的时候，德国的情况在主要欧洲工业国中独一无二。它在这些短期债务中欠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估计为160亿帝国马克。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银行业务结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崩溃。引起风吹草动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1929年，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提高利率，而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它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股市投机。由于预计到纽约股市和伦敦市场会崩盘，美国和英国银行开始从德国和奥地利大规模地撤回资金。
就在那天，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法国人决定对奥地利与德国谈判组建关税同盟的行为实施货币惩罚。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一家与法国银行业有紧密联系的罗斯切尔德银行。当法国资金从奥地利抽回时，脆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这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奥地利约70%的工业中占有很大利益。为了防止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挤兑，奥地利银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国银行里的资金。信贷银行成了引发整个中欧银行多米诺崩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和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削减所有对德国的贷款，而在早期阶段，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点滚动资金，都可能防止危机失控。
相反，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德国。在蒙塔古•诺曼和乔治•哈里逊的要求下，新的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唯唯诺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国大银行的崩溃。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直接后果导致德国达纳特银行运转失灵。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纳特银行来说，当年5月损失了几乎1亿马克的存款。接下来的一个月，达纳特银行又损失了848亿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与此同时，德累斯顿银行损失了10%的存款，就连德意志银行也损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银行——削减了对德意志银行的贷款。
哈里逊要求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实施严格的信贷紧缩政策，收紧德国的资本市场，声称这是阻止外资流出的唯一办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德国工业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蒙塔古•诺曼支持哈里逊指责德国是这次危机的祸首，后来法国银行行长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德国布鲁宁政府作了最后的努力去说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银行寻求紧急稳定信贷来遏制这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绝。当路德最后不得不让步，请求蒙塔古•诺曼帮忙时，却吃了闭门羹。结果，德国找不到一家借贷银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大约两个月后，德国资本外流的闸门打开了，巴塞尔的《民族报》报道说，达纳特银行陷入“困境”，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关头，这一报道足以引发对这家银行的全面挤兑恐慌。达纳特银行的主席戈尔德施密特后来谴责说，帝国银行带有歧视性的信贷比例分配，有针对性地造成了他的银行倒闭。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和工业崩溃造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国“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严冬”。这为激进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温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银行家强行断绝对德国的信贷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提交了辞职报告，这让德国政府倍感意外。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实业家和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贷款五亿帝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的建议。在伦敦和纽约银行取消了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贷款后，克吕格和他的美国伙伴李•希金森银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但是，克吕格1930年初的贷款提议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德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吕格的贷款，在道威斯赔款计划设定的条件下，所有外国贷款必须经沙赫特批准。但沙赫特拒绝了，
大约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Lars-Jonasngstrm ‘Ivar Kreugerblevmrdad！’Svenska Marknaden August 1987 Stockholm 。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级当权派对希特勒的图谋心知肚明。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物就获得了许多情报。甚至在1923年倒霉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之前，当时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占领德国的、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官员罗伯特•墨菲通过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亲自会见过年轻的希特勒。墨菲后来成为战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墨菲曾经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负责收集德国的情报。墨菲当时正与美国政府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杜鲁门•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务是为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收集情报。
史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达慕尼黑的情形：
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问题，我与驻慕尼黑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后来成为非常卓越的美国大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王储鲁珀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政治哲学家)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还经常见到出自慕尼黑艺术名门、外号叫“普奇”的恩斯特•汉福斯滕格尔。“普奇”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外事新闻主管……我与希特勒的会见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记表明，我被希特勒的个性深深打动，并且认为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
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目标是通过非议会方式建立国家独裁。一旦目标实现，他要求把战争赔款降至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就合理的数额达成协议，就必须分毫不差地进行偿付，这事关国家的荣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必须引入普适的赔款服务机制并动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在实施期间，他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机关或议会的阻挠……
为确保华盛顿军事情报局的同事能掌握要点，史密斯补充了他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展现出富有说服力和逻辑性的演讲魅力，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热情，即便是中立的听众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Truman Smith Berlin Alert：The Memoirs and Reports of Truman Smith Stanford Cal 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4
1931年深秋，有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位于伦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会见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杰弗里•道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但是，1931年罗森伯格第一次英格兰之行期间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会面，诺曼是当时国际金融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透露，诺曼最恨法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诺曼和罗森伯格发现，他们谈得十分融洽。把罗森伯格介绍给诺曼的中间人是沙赫特。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沙赫特与诺曼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5年诺曼去世。
在与伦敦施罗德银行的一位领导人会面之后，罗森伯格结束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伦敦之行。伦敦施罗德银行是纽约施罗德银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私人银行便是冯•施罗德男爵的斯泰因银行。罗森伯格所见的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诺曼的密友。
1931年后，当沙赫特与冯•施罗德男爵找到德国工业和金融界领袖人物寻求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时，这些紧张而又心怀疑虑的德国实业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蒙塔古•诺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前途怎么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诺曼乐意向德国提供金融信贷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蒙塔古•诺曼、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3年5月，作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最后一次访问了伦敦。他直接来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于爱斯科特赛马场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园的乡村别墅，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根据英国新闻界的说法，他们两人进行了热烈而重要的交谈。罗森伯格在1931年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德特丁见面。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细节是保密的，但是当天的英国媒体报道十分肯定地说，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Among the mor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is little-discussed to picare J and S Pool ‘Hitlers Wegbereiterzur Macht：Diegeheimendeutschenundinternationalen Geldquellen，die Hitlers Aufsteigzur Machterm?glichten ’München：Scherz Verlag，1979；Heinz，Pentzl in ‘Hjalmar Schacht ’Berlin：Verlag Ullstein Gmb H，1980；Also useful is Harold James 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
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Oil and the
二战后，英美利用石油与金融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各国纷纷采用国有模式经营石油产业，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1919年，凡尔赛和会之后，英帝国达到发展的巅峰，她统治了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仅仅30年之后，到了194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英帝国正面临分崩离析。她正处在也许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没有经历过的动荡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军发生叛乱，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领导的英国战后工党政府任命缅甸伯爵蒙巴顿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其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国的军队和政府管理机构。在到达印度之后五个月，也就是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正式放弃了对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并不是因为她大发慈悲或是对殖民地人民自决原则的突发热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战后对海外领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战争的结果是，构成英国金融强权基础的贸易体制不复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被出卖，用于支付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家债务扶摇直上。在国内，工厂残破，设备陈旧，甚至连电力供应都不能保证；房屋破败，人口减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只有战前1938年的31%。
“二战”期间，英国完全依靠美国的战后支援。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一战前由洛锡安勋爵、米尔纳勋爵、塞西尔•罗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圆桌骑士”定义，经长期讨论形成的帝国新概念，很快变成了现实。1945年之后，英国只能通过发展和加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世界发挥间接影响。
在凡尔赛和约之后，英美两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种特殊关系的种子，英美两国分别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作为讨论战略政策的管道。
战争期间，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英国和美国都同意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时，羽翼未丰的美国情报系统在战略情报局(OSS)的领导下，与英国特种行动局(SOE)合作，在伦敦指挥中心的指挥下一起工作。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出现，美国秘密政府机构的整个布署，都是战时与英国合作的直接结果。这对随后的美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悲剧性的。
战争刚结束，英国就介入美国国内的讨论，这成了影响美国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最高级别动议中，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的富尔顿，在
在此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之后不久，丘吉尔这位前首相便扭转了局势，英国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杜鲁门总统玩扑克牌时，他故意输掉了75美元。中央情报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伦敦训练的战略情报局战时网络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国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报和军事国防机密为基础。杜鲁门开始清除其政府内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农业部长和反英派人员亨利•华莱士。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恢复了紧密的合作。
石油与美元联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参加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英美谈判者打造的战后经济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终协议中，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使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国财政部部长凯恩斯爵士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旦产生支付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捐赠是可资使用的紧急储备；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大数额的公共项目贷款；关贸总协定则用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贸易”。
但是，为了确保战后英美在世界货币与贸易事务上的霸权，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仁们还设计了一些极富技术性的条款。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实际投票权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手中；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美元。反过来，美元与黄金的比值设定为35美元/盎司，这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和世界大战的前夕。
战争期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集聚了世界各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美元以强势货币的面貌出现，受到世界最强势的经济支撑，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战后的美元标准。
对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几乎毫无抱怨的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集团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 ‘Memorandum of Alling to A A Berle and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December14，1942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U 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ECA and MSA Rel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Concerning Petroleum Prices ’82nd Congress，2nd session 1952 。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 05美元/桶涨到2 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 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 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David S Painter ‘Oil and the Marshall Pla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No 58 Harvard University，Autumn1984 。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力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从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时期开始，纽约银行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转向了国际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最大的份额，纽约银行也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为了保住这些优势，强大的纽约银行发挥了影响力，修改了由凯恩斯和德克斯特设计的布雷顿森林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银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关注的合并波浪，这对增强银行业的国内政治和金融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和布朗克斯县信托公司合并建立大通曼哈顿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和大通银行一样，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业务有密切联系，它收购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组成了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花旗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收购公共银行和信托、名士担保和信托及几家小的地区银行，形成另一个强大集团。与此同时，化学银行和信托与玉米交易银行、纽约银行信托公司合并成立纽约第三大银行集团——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也与标准石油有密切联系。同一时期，J.P.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成为第五大银行。
战后，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和政策为导向，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其后30多年的美国金融史，各方面的政策和国际政策都打上了纽约银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为越南战争的财政赤字提供过资金。
纽约银行具有国际导向的传统，但与以往相比，这次它们拥有了对国际金融领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力类似于伦敦的老牌帝国银行集团如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的存款是整个纽约市区所有存款的75%，而纽约市区又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区。Marcello De Cec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U S Domestic Policy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2，No 1 London，January1976 。
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其会员资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经济实力的集中。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是华尔街律师约翰•迈克洛伊，他同时也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前任律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和金融大权集中到少数纽约银行、公司和有关律师事务所手中并不是好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落到了伦敦的英国兄弟手上。美国社会正沿着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路线被重塑，主要是以控制金融、原材料和国际贸易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和工业进步为基础，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传统。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纪50年代，尽管英国似乎从很多方面失去了其帝国时期的威风，但她仍牢牢控制着殖民地重新组合的优先权。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维持远至印度的正式的庞大帝国，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和战略原材料的帝国，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大量的中东石油通过这里流入欧洲，据此要地，英国可以维护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维持对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前途的控制，尽管有世界大战的压力。
早在威廉•诺克斯•达西年代(在前面已谈到)，也就是1901-1902年间，英国就在不遗余力地取得对波斯地区石油的垄断权，为了控制伊朗石油，英国像老虎觅食一样在这一地区四处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扮演了一个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角色，她说服苏联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说辞是，这个中立国家出现德国工程师，本身就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1941年8月，英苏军队占领伊朗一个月后，伊朗国王被迫让位给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正因为如此，巴列维国王能够接受英苏的军事占领。
后来得到小股美国军队补充的英国占领军，得知战时“盟国”苏联征用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大部分的食品时，却坐视不管。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死于饥饿，而十万俄罗斯军人和七万英国及印度军人却优先得到补给。在伊朗各地伤寒肆虐，哀鸿遍野。运输英美租赁物资的火车经过伊朗铁路去了俄罗斯。在1944-1945年的严冬，由于取暖用油匮乏，成千上万人的被冻死。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是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全面蒙羞，并鼓动伊朗国内的迷信和封建主义情绪。
伊朗政府急切寻求第三方的支援，请求美国提供援助。1942年，美国的军事指挥官诺曼•施瓦兹科普夫(1990-1991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司令官的父亲)来到伊朗，在这里，他花六年的时间训练了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直至1948年。后来证明，在1953年8月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者、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过程中，施瓦兹科普夫和他在伊朗军队的联系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尽管战时德黑兰会议作出了恢复战后伊朗主权的庄严宣言，并且由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但苏联还是对与阿塞拜疆交界的伊朗北部地区提出了独家开采石油的要求，而英国则要求给予与政府有联系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更多开采权。这种无耻的外交勒索最终导致占领伊朗领土，1944年12月，伊朗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博士向伊朗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与外国进行石油谈判。
摩萨台引用
到了1948年，经过激烈的斗争，包括把这一问题提交到新成立的联合国讨论，伊朗终于迫使外国军队离开了伊朗。但是，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英国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伊朗国家的经济。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南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具有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些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在几十年以前就授予了英国，而且是独家垄断开采权。为了确保垄断，自1919年后，英国政府官员已经事实上管理着伊朗的国家机构。至于伊朗主权，则被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首先出现在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从亚洲到非洲，迅速遍及全世界，伊朗再也不能忍受对其国家主权的践踏。1947年下半年，伊朗政府提出，鉴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丰的采油公司，但伊朗政府在其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却低得可怜，因此应当提高。
伊朗援引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同意与当地政府五五分成。伊朗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方案通过，宝贵的石油每年将为伊朗换得1亿美元而不是区区3600万美元，在当时1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伊朗政府计算过，即使这样，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人事实上也只是支付了石油净利润的8%。英国拥有独家垄断开采权的地区有10万平方英里之大，在这些地区，英国拒绝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开发。伊朗计算过，在1948年，伊朗石油产量为2300万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利润是3 2亿美元，只付给伊朗特许权使用费3600万美元。根据这些数据，伊朗政府提出，开采权必须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下重新谈判。Nasrollah S Fatemi Oil Diplomacy：Powder keg in Iran New York：Whittier Books，1954 。
对于这一建议，伦敦当然不满。BBC广播电台开始大量播出对伊朗政府不利的虚假新闻，声称伊朗外交部长埃斯凡蒂亚里已经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作出了令人耻辱的让步，同意修改伊朗宪法。这还只是最初的反应。
修改英伊协议的谈判拖拖拉拉，到了1949年，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们的战略是拖延，这对伊朗政府很不利。伊朗议会选举将于1949年底开始，摩萨台博士和他小小的民族阵线党积极主张进行石油谈判。民族阵线党在新议会中赢得了六席，至12月，摩萨台被任命为议会石油委员会主任。伊朗已经提出了利润五五分成和参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管理的要求。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伊朗政府不断更迭。直到1951年4月，摩萨台当选为总理，英国连伊朗政府要求的一半条件也没有满足。与随后华盛顿和伦敦各界的宣传不同，摩萨台不是伊朗人民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或苏联的代理人，也不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是苏联的坚定敌人。
在英国人看来，伊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伊朗采取了有效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英国的利益。英国立即威胁要报复。几天之内，英国海军便开到了阿巴丹附近。这次，英国的虚伪再次暴露无遗。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拒绝干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谈判，声称不会干预“私营公司”的事务，尽管存在着不争的事实，即英国政府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53%的股权。现在，随着伊朗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国有化，
英国政府不仅干预了伊朗与这家公司的谈判，而且支持其要求，将英国皇家海军派往伊朗水域，并威胁要用伞兵占领阿巴丹港，而美其名曰保护英国的利益。
阿巴丹港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基地，是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一部分。Nasrollah S Fatemi Oil Diplomacy：Powder keg in Iran New York：Whittier Books，1954 。
在摩萨台任总理的28个月里，英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只要提供了公平的补偿，伊朗完全拥有对其领土内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法律权力，摩萨台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此外，伊朗还向英国保证，继续保持国有化前英国人享有的石油供应，并且继续在公司内雇用英国人。
1951年9月，英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石油实行全面禁运，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里的所有海外资产。英国战舰已经停泊在伊朗海岸边的水域里，陆军、空军也开往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巴士拉，那里靠近阿巴丹炼油联合企业。所有英美石油公司都加入到英国人的禁运行列。经济制裁是伦敦和华盛顿对发展中国家主张国家主权的反应，只要发展中国家威胁到它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制裁手段。英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利诱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告密者，实时了解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
实行国有化后的伊朗石油的潜在买家时常受到英美石油公司的恫吓：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因为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的补偿协议还没有签署。这种含糊其辞的法律说辞掩盖了它们自己的战略。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都拒绝签署任何补偿协议。与此同时，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禁运对伊朗脆弱的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困扰摩萨台政权的经济麻烦迅速增大。对外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收入直线下降，1950年为4亿美元，而自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为止还不到200万美元。
同年9月，摩萨台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安理会小心翼翼地投票拖延此事。之后，摩萨台来到华盛顿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却无功而返。摩萨台政治上的主要失策在于，他对英美利益集团在石油控制这一战略问题上的牢固关系缺乏认识。美国“调停人”哈里曼去了伊朗，由一个与“石油巨头”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包括国务院的经济学家沃特•利维。哈里曼建议伊朗接受英国的条件。当摩萨台到华盛顿时，他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的唯一建议就是，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来管理伊朗的公司。
当英国坚持把这个案子提交到国际法庭去仲裁时，摩萨台认为伊朗会赢，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比利时和瑞士接受的法律教育。
评价1952年12月的形势时，《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内德•拉塞尔准确地写道：小国领导人很少有摩萨台这样的勇气，当他的国家遭受英国然后是美国强加的经济和金融封锁时，摩萨台径直对杜鲁门和丘吉尔说“不”。拉塞尔注意到，丘吉尔的花招是“把美国和英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对付摩萨台”。
到了1953年，英美情报机关也作好了反应的准备。同年5月，新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建议，拒绝了摩萨台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
在伊朗军队中的保皇分子的帮助下，英国和美国的情报人员发动政变，强行逮捕摩萨台。通过两年冷酷无情的经济战，加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已经倒戈，摩萨台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英国秘密情报局(SIS)说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者又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推翻摩萨台已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以“阿贾克斯(AJAX)行动”为代号，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全力配合下，于1953年8月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充当了反对摩萨台的先锋。国王回来了，经济制裁解除了，英美公司的石油利益保住了。这一事件表明，战后，任何人只要胆敢挑战英美石油公司的旨意，它们就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约25年之后，同样的一幕又在国王身上重演。Sepehr Zabih The Mossadegh Era Chicago：Lake View Press，1982 。
战后美苏冷战刚开始的头几年，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施展拳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一次对他们政策的实质性反对，都很容易被扣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倾向”的红帽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对付发展中国家或是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名不见经传的领导人时，这样做要比直接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招已经被伦敦和华盛顿屡试不爽。结果，摩萨台在西方人嘴里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威胁西方战略安全、不负责的野蛮激进分子。
意大利人的石油战略
有一家欧洲公司表达了从摩萨台国有化的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强烈兴趣。这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人——恩里克•马太伊，一家新成立的意大利国有公司的创建人，他后来让英美石油卡特尔十分头痛。
恩里克•马太伊在古普鲁士语中有“决心”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当1945年阿尔契德•加斯贝利组建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时，任命马太伊担任意大利北方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领导人，这是一家名叫AGIP、成立已有20年的石油公司。
在经历了墨索里尼长达20多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1943年，意大利转向同盟国。同盟国历时两年的战争和轰炸，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停留在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40%。意大利尽管在战争中死亡人数巨大，但由于其殖民地丢失，大批殖民地居民遣返，人口增加很快。饥饿时刻威胁着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马太伊提出，为了意大利战后的经济重建，必须建立本土能源。尽管有命令让他尽快准备AGIP的私有化，但他还是提出要找油气。为此，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他积极进行勘探，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首先是1946年在卡维亚附近，然后在1949年在科尔特马吉奥雷的克莱莫纳南部获得重大发现，在那里不仅有天然气，而且第一次在意大利发现了石油。在发现这一切之后，马太伊得到全权委托，建立自己的企业，此时他已经是AGIP的最高领导人了。
馋诞欲滴的美国石油巨头联合起来，试图在意大利能源市场上共同对付马太伊，但他们的图谋却无果而终。马太伊是一位坚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决心建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使用宝贵的美元储备去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是意大利沉重的负担，是意大利战后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马太伊凭借胆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勇往直前，跨过了一个个令人畏惧的障碍。一条
正是这个马太伊，在提到世界石油市场上无情的卡特尔化时，给七家在20世纪50年代统治世界石油市场的英美石油公司起名为“七姊妹”公司。马太伊认为，意大利不应当屈服于这七家公司的权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公司追求的政策是在全世界限制产量，维持高价格，把它们的原油以远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给贫油的欧洲国家。马太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毋庸置疑，他很快就与这七家公司以及它们在政府里的代言人产生了激烈冲突。
1953年2月，马太伊成功地游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根据该法案设立一家由马太伊任总裁的半自治的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下辖石油和天然气提炼子公司(AGIP)和管道子公司(SNAM)，该公司很快就在全意大利建立了油船队和加油站网络，在质量和客户服务上超过了埃索和壳牌，第一次融入了现代化的餐馆和现代化设施。运用与AGIP同样的模式，马太伊投资于炼油厂、巨型化工企业、使用ENI的天然气作原料的合成橡胶厂，以及专门建设ENI的炼油厂及相关设施的重型工程建设公司，公司还收购了一支油船队，专门帮ENI从海外运送石油，打破了英美船队的垄断。
到1958年，意大利天然气销售中仅由ENI经手的部分就达到了每年7500万美元。这完全是省下来的钱，不然的话，像以前一样，这些宝贵的意大利美元储备主要将用于购买进口石油和煤炭。或许，在战后15年的时间里，在建设意大利工业方面，没有哪个人的贡献比他大。Joachim Jstenlmchteim Wettstreit Baden-Baden：Verlag August Lutzeyer，1963 。
早在1954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就对马太伊的活动敲了警钟，在给华盛顿的大使备忘录中写道：“在意大利经济史上，一家国有公司拥有如此好的财务偿还能力，这是第一次。这完全归功于这家企业卓越而负责的领导者”。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on‘Enrico Mattei and the ENI ’NARG 59 865 2553/12–1654 December 16，1954
意大利石油巨人的意外死亡
如果说马太伊在意大利的能源独立计划激怒了“七姊妹”公司和它们背后的英美利益集团，那么，他在海外寻求独立原油供应的努力，特别是当“七姊妹”公司得知马太伊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合同的条件时，更是将这种愤怒转变成对这位意大利实业家疯狂的仇恨。
摩萨台倒台后，伊朗国王在英美情报部门的积极支持下重新掌权，他没有完全否定前总理所做的工作。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仍然保留国有实体，控制所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地下储备。但是，到1954年4月时，即政变后不到一年，英美石油公司，加上她们的“小妹妹”——法国国有CFP公司，开始与伊朗政府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谈判，希望得到参与伊朗境内1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
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这一年已更名为BP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40%的石油开采权(即过去达西获得的地盘)。另外皇家壳牌公司获得了14%的开采取，名列第二。两者合起来，英国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产量的大头——54%。另外有40%在美国的石油巨头们与少数洛克菲勒集团的“独立”石油公司之间分配，6%给了法国CFP公司。马太伊找到“七姊妹”公司，要求分给ENI一杯羹，但却遭到英美的“羞辱”和拒绝。
但马太伊并不气馁。1955年，即英国在苏伊士问题上受挫的前一年，马太伊成功开启了与埃及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的谈判。ENI获得了埃及西奈半岛石油开发的一部分份额，到1961年，已经差不多每年可以得到250万吨原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中的大部分石油都是由ENI的炼油厂来提炼，基本满足了意大利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而这些都不必支付美元。
马太伊对英美主要的石油公司的真正挑战是1957年进入伊朗。1957年春，马太伊就一项前所未有的安排开始与伊朗国王谈判。交易的条件是，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SIRIP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得到总利润的75%，ENI得25%，该公司拥有在伊朗8800平方英里可能含有石油的未分配地区25年的垄断开采权。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人在中东的石油产区又伸进来一条腿”。
华盛顿和伦敦的观点与“七姊妹”公司完全一样。马太伊的行为如果不加限制，有可能扰乱全世界的石油秩序。英美石油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协议是石油产量五五分成，并且操纵下游的巨额利润。如果允许马太伊加入到七姊妹俱乐部，它们担心比利时、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会有同样的要求。因此，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式向伊朗提出抗议，要求中止与马太伊的合作。
但是，抗议并没有立竿见影。1957年8月，马太伊和伊朗达成了开创性的协议。在谈到这一合同的潜力时，马太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东现在应当是工业化欧洲的中西部”，标志着他打算由欧洲帮助建设中东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设施，石油协议只是第一步。
到了1961年3月，第一批ENI油船停靠意大利的巴里港，带来了与伊朗人合作的第一批成果——18000吨波斯湾原油。马太伊还在SIRIP合资企业中第一次成功开采水下石油，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者。
在意大利内部，马太伊继续对“七姊妹”公司施加压力，他对消费者采取累进制价格优惠政策，并且说服意大利政府降低过高的汽油税。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英美石油公司在意大利降低油价，1959-1961年降低了25%，这对意大利战后第一次真正的经济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国外，马太伊继续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寻找那些英美石油公司认为太小而没有引起注意的地区。ENI和马太伊亲自走访了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一些国家，与它们讨论发展前景，这些前景与以前这些前殖民地听到的迥然不同。
马太伊还在一些国家建设本地炼油厂，这些厂都由这些国家所有。这打破了“七姊妹”公司对盈利能力最强的炼油业务铁板一块的控制。产油国不再仅仅是原材料供应来源，而且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本地工业，加工自己的矿产资源。反过来，ENI也得到了在该国投资的稳定回报，它还得到了炼油设施建设的垄断合同，还有独一无二的世界石油市场。
但是，就是在1960年10月，马太伊的行为引起了白宫和唐宁街10号以及“七姊妹公司”总部的极大不满。这位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坚定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去了莫斯科。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再次成为欧洲人谈判的焦点，如同20世纪20年代在拉帕洛的情况一样。而且，英美又一次坚决站在谈判的对立面，想方设法阻挠谈判取得成功。
自1958年后，ENI已经与苏联签署了购买少量原油的合同，每年不到100万吨。但是，西方人得到的传闻是，在莫斯科，马太伊和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里兹切夫之间谈的盘子远大于此。
ENI得到意大利政府支持，国有芬赛德集团受委托在在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建设一座新钢厂，每年生产200万吨的大口径钢管。塔兰托的工厂很快建成了，而且于1962年9月开始为苏联市场生产管道。
意大利可以从苏联手中以1美元/桶的离岸价格买到石油，装运地点是黑海，同样质量的石油在科威特的价格是每桶1.59美元，加上0.69美元的装运成本；1960年初，在美国的价格是2.75美元/桶。意大利钢铁和化工部门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因此，在意大利几乎听不到英美新闻界大肆宣称的马太伊是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流言，人们顶多只是议论“他爱去莫斯科旅游”。Jstenlmchte pp 108-112 。
就在芬赛德的工厂开始为苏联生产输油管一个月之后，即
马太伊那年56岁，正处于权力的顶峰。
此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驻罗马负责人托马斯•卡拉梅辛斯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后来在智利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发挥了作用。马太伊遇难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拥有加州标准石油(雪佛龙)公司100多万股的股份，也许这仅仅是巧合。卡拉梅辛斯于
去世之前，马太伊已经在设法争取意大利第一座试验性核电站的建设权，并且在ENI下成立了新的分支机构，即ENEL，这是一家雄心勃勃、致力于开发国家电力网，并且十分看好核能的国有电力企业。此外，除了与伊朗、埃及和苏联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他还与摩洛哥、苏丹、坦桑尼亚、加纳、印度和阿根廷签署了类似的开发协议。
在写到马太伊之死时，英国财经周刊、伦敦《经济学人》(19世纪40年代因废除《玉米法》而创立，由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考德雷爵士拥有)作了以下评论：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说他多么好，还是多么坏，马太伊将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他既有些像(皇家荷兰壳牌的)德特丁，又有点像克吕格(瑞士金融专家，1943年莫名其妙地死去)。在世界石油界或是在意大利，在马太伊深深地留下烙印的地方，很难再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突然离去，给世界石油市场，也给意大利带来深刻的影响。
《纽约时报》称他为“意大利最重要的人”，他对意大利“战后经济奇迹”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个意大利人。‘ENI Minus Mattei ’The Economist November 5，1962 p 499 。
遇难之前，马太伊一直在做会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旅行准备。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在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与马太伊达成某种形式的缓和。肯尼迪与马太伊的会谈没有变成现实。人们只能设想一下可能性。仅仅一年之后，肯尼迪总统遭暗杀。透过复杂的有组织犯罪线索网络，血迹都通向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大门。
第八章 内外交困 英镑危机和德法联盟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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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英美两国都遭受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千方百计阻扰欧洲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复兴之路，戴高乐与阿登纳领导的法德联盟最终被美英联手扼杀。
从废墟中崛起的欧洲大陆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终于有了些许希望，这是30多年来没有过的。至少对大多数西欧国家和一些雄心勃勃的，当时被称为“发展中地区”的南半球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1957年，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以法国、西德以及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罗马条约的签署而形成。1959年1月，按照罗马条约的条款，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正在重建欧洲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工业基地。在法国，夏尔•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再度执政，在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协助下起草了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了生机勃勃的经济计划，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恢复遭到毁坏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国家财政稳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意大利迎来了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采纳了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的恩里克•马太伊的建议的结果。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20年间，西欧经济以及许多发展中地区经历了空前的工农业繁荣和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大陆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每年5%的旺盛增长率。在1938年之后的十年中，世界贸易总量一直停滞不前，但是，1948-1963年间，却增长了250%，而且前景乐观。到1957年，制成品的世界贸易总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初级产品——粮食和原材料的贸易量。
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欧洲共同市场贸易的增长。1953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占据了世界出口贸易的19%；到1960年，它们在相对量和绝对量上都超过了美国，占世界出口总量的26%，大约300亿美元。
西欧投资建设新的钢厂、公路、电力设施，以及为诸如汉堡、鹿特丹等大型港口城市改造现代化的港口，为西欧的经济繁荣和生产率增长奠定了基础。按照工业劳动生产力每人/时的产出量计算，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大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在7%的年增长率，比同一时期美国的增长率足足高出1 5倍。Paul Mc Cracken ‘Towards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A Report to the OECD by a group of independent experts OECD Paris，1977 。
在欧洲大陆工业和贸易急剧增长的过程中，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欧洲与发展中地区大力开展贸易合作，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比20世纪任何时候都快。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地区占世界制造业生产份额的增长，从1953年的6 5%达到1963年的几乎9%，十年中产出的相对额增长了50%，绝对量增长更多。P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1982 。
戴高乐于1958年再度执政，给处于经济增长中的欧洲大陆带来了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声音。戴高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英国的欧洲计划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他日益确信，美国战后的欧洲计划与英国的计划同样危险。自1958年上任以来，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一系列交流，特别提出要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法国应当拥有核武器使用的“否决权”，但无果而终。1959年9月，戴高乐将军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法国的盟国，法国不会忘记美国的帮助。但她也没有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后，法国快要灭亡时，美国才来帮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被打垮之后，美国才来帮助她……我像你一样明白，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拥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民意、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恐惧和自己的过失。它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把自己和别人视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忠诚于联盟，但还是不能接受让法国与北约一体化的要求。Charlesde Gaulle The War Memoi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67 p 214 。
由于华盛顿对法国的提议置若罔闻，戴高乐开始建设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并宣布法国地中海海军舰队不再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的指挥。1960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为战后崛起的欧洲大陆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新的、独立的声音。
1958年再次执政后，戴高乐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向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发出邀请。1958年9月，戴高乐在他的私人休养地科隆贝双教堂与阿登纳进行了会面。这不仅是两个战时敌对国之间政治和解的开始，也是两位老练的政治家私人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约五年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到达顶峰。
戴高乐-阿登纳协定对华盛顿和伦敦敲响了警钟。欧洲大陆，在戴高乐、阿登纳以及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领导下，在追求自主方面越来越独立，令某些人颇不舒服。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德协定签署那天，并不是没有引起伦敦的注意。法国政府宣布，她将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这是戴高乐总统对英国的动机深感不信任的结果。多年来，在建设强大而独立的欧洲大陆的问题上，戴高乐对英国始终不信任。
英美联手对付欧洲的大构想
在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和夏尔•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表明，欧洲日益独立。1962年初，对华盛顿约翰•肯尼迪政府有影响力的政策派系明确提出了应付这一状况的办法。这群政策顾问，包括一直非常有影响力的约翰•麦克洛伊(他曾是杜鲁门政府1949-1952年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和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鲍伊。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反击方案(被称为“大西洋大构想”)来阻止法德建立强大而独立的欧洲。
对让•莫奈统一欧洲的设想，美国表面上激情洋溢、花言巧语地表示支持，但实质上，华盛顿的政策是希望新的共同市场对美国开放，并且要牢牢受控于由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华盛顿的计划还要求，同意英国成为六国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对于这一提议，戴高乐有充分理由坚决拒绝。
1963年1月戴高乐-阿登纳见面之前，在与英国协商之后，美国竭尽全力进行反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院毫不掩饰他们对法德协定的极端不快。美国驻波恩使馆接到指示对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艾瑞克•蒙迪的自由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施加最大压力。在西德联邦议会第一次正式审议法德协定的两天前，也就是
此后，尽管批准了法德协定，但只相当于一纸空文。艾哈德总理领导的政府由于党派不合，鲜有政绩。1964年7月，当记者问戴高乐法德协定的进展情况时，他描绘了一幅法德关系的暗淡图像。在谈到他本人与阿登纳继任者的关系时，戴高乐不无苦涩地说，“你不能说德国和法国还没有就共同制定政策达成一致；你也不能就这一事实提出争议，即到目前为止，波恩还不相信，这一政策应该是欧洲人自己的，而且应当是独立的。”
到这个时候，神通广大的伦敦和华盛顿智囊团已经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不同于英美大西洋构想的、赞成欧洲大陆政策的强大集团构成的威胁。欧洲政治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战后“被占领的”德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像1914年以前一样，英国19世纪针对欧洲大陆最根本的“均势”政策再一次得到了维持。不过，这次英国“均势”政策的重新确立是通过美国国务院插手而实现的。现在是英美直接对付戴高乐的时候了。但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Lois Pde Menil Who Speaks for Europe？The Vision of Charlesde Gaull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7；Erich Mende Von Wendezu Wende：1962–
1957年：美国的转折点
为了给美国的工业出口和资本输出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市场，对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市场，华盛顿最初是鼓励的。但英美的某些派系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欧洲大陆。从1957年底开始，当美国经历第一阶段严重的、持续的战后经济不景气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十分险恶了，工业停滞不前，失业增长，这次萧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难预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1939-1943年战时工业形成时，对工业厂房和固定设备的大量投资曾经把美国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挽救出来，但投资早了几乎20年。到1957年，工厂、设备以及劳动力技术水平都需要更多的现代资源注入，以保持新的活力。到20世纪50年代末，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工业经济的话，美国需要向劳动力、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基础再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不幸的是，当1957年萧条来临时，政策圈子里的人为华盛顿选择的方案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美国政策圈子曾经展开过内部讨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机构起草了各种政策方案。一个雄心勃勃的哈佛年轻教授亨利•基辛格这时候成了洛克菲勒集团的附庸。
这次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经济萧条的深层影响。工业和农业对获得低息的贷款、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投资的需要，被东海岸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忽视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银行已经联合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集团，正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寻找利益源泉。
讨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约翰•麦克洛伊。当麦克洛伊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谋士”为国家准备好政策选择方案后，麦克洛伊50年代末亲自从哈佛大学请来基辛格进行修改。麦克洛伊是华尔街的律师，当时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石油巨头”的银行。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石油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纽约的银行家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自己的领地，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比得克萨斯州更具“战略意义”。正如我们能够预见的，这一差别将变得至关重要。
1957年后，通过国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美国的政策辩论已经倾向于下曼哈顿地区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他们控制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电视台，以纽约为中心，他们可以与麦克洛伊及其朋友们的大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还控制了《纽约时报》这样一些新闻媒体，对于纽约利益集团成功推进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完全相反的政策，这些都非常关键。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被大众称作自由主义的“东海岸权势集团”的利益集团。
美国工业落入陷阱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爱荷华的农场主或者辛辛那提的技术熟练工对临头大祸毫无察觉。但是那时，纽约面向国际的银行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在美国的投资，转而投向国外的新市场。
亨利•福特曾经声明，他很乐意支付行业内最高的工资，出售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有政策影响力的组织已经忘记了福特的训导。他们过于迷恋商人们“贱买贵卖”的游戏规则，希望能赚快钱。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已经不对以下领域投资了：重建美国城市，培养更熟练的劳动力，建设更现代化的生产工厂，改善国民经济。相反，美元流出美国，流向了西欧、南美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争夺这些地区价格便宜而且已经投产的工业公司。在福特汽车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末，会计师出身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接管了公司。
1957年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工业和银行开始追随“英国模式”的工业政策。在产品质量方面的系统欺骗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更喜欢把这一现象称为“货币主义”，但是，它本质上就是英国1846年后的“贱买贵卖”方法进入美国生产领域后的翻版。为手艺而自豪和追求工业进步开始让位于公司的财务“利润底线”——每隔三个月就要为公司股东计算的一个指标。
美国人只需要观察自己的家用汽车就可以看出问题了。1957年之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进，不使用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不提高技术生产力，而是开始投机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使用的钢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说，结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剧增。国内钢铁业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巨大下降。美国钢厂1955年生产的钢材中有1900万吨用于汽车生产，但到了1958年已经降到1000万吨。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因素”逐步变成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害的了。
1958年，美国工人购买雪佛兰汽车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钱。麦迪逊林荫大道上华而不实的广告，采用巨大铬合金进行装饰，以掩盖事实真相。美国工业已经陷入系统自杀，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以弥补下降的利润。但是，就像一个从20层楼落下的醉汉，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是在享受自由飞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不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工业”走向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的真正含义。
启动美元战争
以较低价格购买西欧的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纽约的银行开始抛弃美国市场。由于战争，工业崩溃，欧洲当时正好需要大量的资金。结果，欧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纽约大银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顿、花旗等银行趁机在欧洲牟取暴利，对它们来说，投资欧洲的利润通常是投资市政债券用于重建美国的污水系统、桥梁或住宅的利润的两倍。问题是，华盛顿害怕疏远强大的纽约金融界，拒绝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资金逃离美国，到国外牟取高额利润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战以来美国资本输出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资本输入。1957-1965年，美国每年对西欧的资本输出净值从不到2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470多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
但是，如果当时流出的只有美元，那问题还简单一些。问题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开始连续下降，有时甚至是急剧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迅速崩溃，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纽约银行的声音，1957年经济萧条以后，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国公司正在转向美国之外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利润率。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曾经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占绝对优势的美元，彻底变成了劣币。当西欧再次着手实现工业独立时，其生产率远远高于美国，到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就职以前，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美国谈判代表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他们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条款，他们建立的这个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成员国都必须同意固定他们的货币价值。但是，其货币价值并不是直接相对于黄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对于美元固定，而美元相当于固定重量的黄金所具有的固定价值，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
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经济大萧条时定的，一直沿用了下来。尽管爆发了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25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对黄金的比率一直没有改变。
只要美国能一直维持西方世界唯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战后的十年间，欧洲的重建以及为了经济复苏购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当欧洲经济开始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增长时，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须作出改变了。
但是，在纽约银行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下，华盛顿拒绝按照它在1944年强加给同盟国的规则行事。纽约银行开始投资于国外新的资源，牟取更高利润。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政府都没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资外流，这就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危机的症结所在。
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并不急于做广告，因为他们并不依靠对美国未来进行投资来获得巨额利润。根据1967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总统报告，在1962-1965年间，美国公司在西欧投资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间。而对美国工业进行同样投资的盈利水平还不到在西欧的一半！
银行业悄悄地游说华盛顿保持现行政策。它们继续在欧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于把利润运回美国，投资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它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威胁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
当然，如果美国国会和白宫坚持，运用税收和信贷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导这些美元资金投资于美国工厂和设备、先进科技、交通运输设施，投资于改造日益陈旧的铁路系统使之现代化，投资于开发对美国工业出口潜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场，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些都是利好。对美国来说，这也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但是，对某些神通广大的纽约银行来说，却并非如此。
在一段时期内，例如十年，如果一个国家以同样的技术水平生产同样数量的适销物品，但是发行的货币量却相当于以十年之初的价格计算的物品总价的两倍，“消费者”把这一结果称为巨大的物价膨胀。比如，买一片面包在1960年需要两美元，但在1950年买同样的面包仅仅需要一美元。由于美元的统治地位，当这一影响波及到全世界时，通货膨胀的隐藏时间会更长。但是，结果将更具破坏性。
在高参们问的参谋下，林登•约翰逊总统刚一就职就推翻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决定。约翰逊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偏僻小镇的政治家，对国际政治几乎不懂，更不要说货币政策。有人故意误导约翰逊总统，使他相信，在东南亚发起全面军事战争将会解决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美国依然是有办法的。
发动越南战争
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以来，人们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争起因的论著。但是，坦率地讲，尽管有各种荒唐的军事理由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但美国国防工业和纽约金融业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怂恿华盛顿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军事集结会给它们的利益提供一个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工业将发生重大转变，多数产业将会因生产军需品而复苏。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中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军事经济，针对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冷战的借口，被用来证明花费千百亿美元的合理性。军费支出成了纽约金融业和石油业利润的支柱，石油业这个19世纪英帝国的应声虫，披上了20世纪反共的外衣。
越南战争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五角大楼的官员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主要顾问一起蓄意策划的。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毫无取胜的希望，只能解决经济中国防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问题。华盛顿推理认为，为了阻击所谓“共产主义”在越南的“邪恶侵犯”，美国选民应当可以接受巨大的战争成本，尽管美国财政将会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国防工厂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华盛顿可以通过国内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胀，这样就可以强迫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吞下”美国的战争成本。只要美国拒绝降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欧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价格接受美元，承担战争费用。实际上，1944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恶化，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已经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实价值。
约翰逊总统因为担心失去选票，拒绝提高税收，但是，为了给“大社会”计划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视和贫困，他自己把这一改革称为“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译者和越战筹集巨额资金，只能印刷美元，发行长期国债，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亿美元左右。随着战争支出急剧上涨，1967年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1968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50亿美元。
这一期间，欧洲中央银行开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这就是所谓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在国外的聚集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华盛顿要求欧洲盟国、日本以及十国集团保留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减少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而不许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调整美元对黄金的比值。
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资美国政府的长期国库券获得利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因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实际上使用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资金来弥补。据说美国的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得知这些赤字财政是怎么被弥补时，对他的一个朋友惊叫道：“我们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我们比大英帝国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谁做得更巧妙，这个时候还不那么明显。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伦敦城正准备回收境外的这些美元。
很明显，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拟定时的1944年比，1964年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但是，美国的政策圈子拒绝倾听欧洲的主张，特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劝告。他们认为，美元贬值会削弱纽约银行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无所不能”的力量。华盛顿已经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国的覆辙，英国当年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起初，当纽约银行家刚开始在美国筹集资金，到西欧或拉丁美洲进行投机时，肯尼迪总统曾试图鼓励复兴美国的科技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建立国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励投资新科技。1962年，美国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找到自己走出危机的出路。
但是，
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建立自己的美国政策模式，这位年轻的总统当时正在调整各种战略重点。其中，在一个个关键问题上，他与控制着东海岸自由派权势组织的强大金融和政治利益集团意见不一。
1961年5月，在那次致命的达拉斯迪莱广场汽车巡游两年多前，肯尼迪总统去巴黎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在《希望的回忆录》(Memoirs of Hope)一书中，戴高乐对这位美国总统进行了生动的个人评价。肯尼迪向戴高乐表达了美国的观点，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南越的专制统治，并且以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掩护，安置美国远征军。肯尼迪跟戴高乐说，有必要建造一个壁垒，阻止苏联向印度支那的扩张。“我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诉总统说他选错了道路”，戴高乐写道。
“你会发现”，戴高乐告诉肯尼迪，“干涉这个地区会引来无休止的纠缠”，戴高乐继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倾听我说”，戴高乐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离开了巴黎，我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的年龄和他的雄心壮志都会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来，他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而回到华盛顿的肯尼迪在
法国总统和年轻的美国总统之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面改变，对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强大利益集团看起来并不抱多大热情。林登•约翰逊于
林登•约翰逊很快把越南从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咨询对象”上升到全面的军事冲突，向这场自取失败的东南亚战争中投入了千百亿美元和50万军队。战争使华尔街债券市场变得异常繁忙，为创纪录的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同时，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美国公司从亚洲战争中不断赢利。美国持续的经济停滞曾使政客约翰逊担心，但是战争支出带来了繁荣，问题好像解决了。因此，在1964年大选中，他击败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压倒性的重大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
垮掉的一代美国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凋敝问题，约翰逊总统于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数百万美国青年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学，其实是“隐性失业”的表现形式，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400万上升到1975年的几乎1000万。这为华尔街另外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国家担保公债用于大学建设提供了借口。用于工业经济扩张的投资开始转向“后工业”或者“服务经济”，这与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衰亡的道路类似。社会安全和福利开销增加，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部分处于永久性的失业状态。
1966年，国家航天局的航天计划支出费用达到60亿美元的高峰，以后每年，约翰逊都大量削减。美国大学的科技动力开始停滞，随即下降。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关系”或者通过信神拜佛寻找工作。大学教育曾经是“美国梦”的中心，但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标准被刻意降低了。
作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对交通运输、电力电气设备、供水系统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正在逐步恶化。纽约的银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关心工业产品的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投资建设公路和桥梁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呢？
20世纪60年代，为了兜售事实上不投资于美国经济的政策，英美智囊机构着眼于长远，认为必须改变美国传统的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
越南战争、麻醉药品解禁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 power)反文化观念，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权势集团提倡的事情。在一个绝密的、代号为MKUltra的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中，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使用迷幻剂和其他改变情绪的药物进行试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项目引发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运动，有时也被称作“新世纪思维”或者“宝瓶座时代”。当时的英雄是摇滚和麻醉药品的倡导者，例如滚石乐队和吉姆•莫里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药瘾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进步，迅速成为数千万美国青年的信仰。John Ranelagh 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6 。
当约翰逊政府信奉华尔街的“后工业”政策时，政府减少了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年轻新锐的精英层，他们满脑子个人享乐和对国家目标冷嘲热讽，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从哈佛、普林斯顿和其他一些所谓精英大学开始。哈佛大学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响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们，即“敞开心灵，追随感受，摒弃主流”(turnedon，tunedin，anddroppedout)。
为了改造美国公企业和工业的思想，管理人员也接受一种被称为“T群组会议”或者“灵敏度训练”的新式培训，这种培训由国家培训实验室的外聘心理学家提供。这么做的结果是使智力变得迟钝，并为人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人们沉缅于增加对彼此缺点的了解和感受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看到国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当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即将赢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胜利、对某些利益集团构成威胁时，在洛杉矶他被一个“独行杀手”暗杀了。就在同一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车旅馆外也遭暗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金被杀时的战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为了支持这个城市黑人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推动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南方工人成立工会。在紧随1957年经济萧条之后的“工厂外迁”时期，美国南部的“廉价劳动力”是工业生产的又一个天堂。当时，工会控制了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和纽约等工业中心，只要把工会阻止在“新南部”大门之外，南部的廉价劳动力就将持续存在。
当大工厂跑到南部没有工会的廉价劳动力地区或者迁到发展中国家时，贫民窟、吸毒成瘾和失业就在北方工业城市就像瘟疫一样滋生蔓延。华尔街不投资于美国成熟工业区的政策开始显示出了真正的效果。为了抢到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北方城市中熟练的白种蓝领工人不得不与不熟练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进行竞争。在纽瓦克、波士顿、费城以及奥克兰这样的美国工业城市，像汤姆•海顿这种由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蓄意制造骚乱。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的力量。这些国内暴乱分子由福特基金会的“次贫地区计划”提供支持，这也是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开战”的典型例子。
约翰逊总统发动的“向贫穷开战”运动由政府提供资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权势集团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冲破阻力，在美国推行新的工资削减政策。美国金融集团正准备把19世纪英国的殖民式掠夺强加于美国，操纵“种族战争”将是他们的武器。
刚刚建立的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削弱了传统美国劳工的政治声音和城市选区机制的影响力。仅在十年前，白种蓝领产业工人还被尊称为美国工业活力的源泉，现在突然被强大的自由派媒体贴上了“反动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随着势力强大的银行实行不投资政策，这些工人眼睁睁地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
哈佛大学的院长麦克乔治•邦迪，作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参与筹划了越南战争。到1966年，邦迪来到纽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他把美国带进了新的“越战”。在这个新的“大社会”计划里，黑人与白人竞争，失业人员与从业人员竞争，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银行家却在削减工会规定的工资水平，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把投资转移到亚洲或南美洲等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大赚其钱。作者亲身经历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段令人悲哀的时期。
英镑终于顶不住了
到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的独立自主政策并不是纽约和伦敦金融界所面临的唯一关键问题。1959年，美国的外债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黄金储备的总价值，两者均为200亿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镑危机威胁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时，美国总的海外流动债务已经急剧上升到360亿美元，然而其黄金储备已经垂直下跌到120亿美元，只有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短期外债开始超过黄金储备，一些机敏的金融机构估计，某些规则早晚会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向参众两院做演讲时指出：
自从1958年以来，我们花费或者投资在国外的美元与重新回到我们手中的美元之间的差额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的贸易赤字总额增加了将近110亿美元，国外美元持有者把它们转换成了黄金，数目如此之大，将导致我们近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流失。
有迹象表明，肯尼迪总统在很认真地想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流问题。就在遇难前不久，肯尼迪曾在
肯尼迪并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税法》获得通过。当该法最终在1964年9月通过时，纽约和伦敦金融界的一些强权人物已经插入了一条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修订条款，它规定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征新的财产税，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英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过伦敦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中间调停，可以确保美国美元继续外流。这是英国历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计之一。
另外，美国银行驻国外分支机构发放的贷款也免征新的美国税。美国银行竞相在伦敦以及其他合适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机构。英国金融界再一次通过发展新的巨额“欧洲美元”银行和借贷市场，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银行业的中心Jacques Attali A Man of Influence：Sir Siegmund Warburg，1902–1982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6 。
当以前的“世界银行家”开始囤积转移出来的美国美元时，江河日下的伦敦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的西格蒙德•沃尔伯格爵士在华盛顿朋友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的帮助下，非常巧妙地引诱美元进入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里将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美元信贷集中地。到20世纪70年代，据估计汇集有1.3万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所有这些资金都是“离岸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国家或者中央银行的约束。纽约银行和华尔街的经纪行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办理兴旺的新欧洲美元市场业务，躲开了美国税务当局监视的眼睛，从欧洲美元市场和大跨国公司获得廉价资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华盛顿欣然打开大门，允许美元从美国海滨流向欧洲新的美元“短期流动资金”市场。
购买这些新的欧洲美元债券——被称作欧洲债券——的买主，都是匿名的，银行家戏称他们为“比利时牙医”，伦敦、瑞士以及纽约操纵着这个新游戏。这些欧洲债券是“不记名”债券，也就是买主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过，对寻找机会逃税的所谓瑞士投资者，甚至是想通过洗黑钱牟取不法利益的毒枭来说，这是非常受欢迎的。拥有由通用汽车付利息的欧洲美元债券黑色收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
一位对欧洲美元十分敏感的意大利分析家马塞罗•塞科强调：“欧洲美元市场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现象，它正是引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金融动荡的原因。”Marcello DeCec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U S Domestic Policy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July 1976
但是，与伦敦国际金融家的利益相反，由于加拿大资金漏洞以及由此带来某些伦敦银行的美元储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英国的工业经济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
对英镑这一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继美元之后的第二根支柱的信心也迅速崩溃。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差额以及总的经济形势一直不稳定，官方一直对外承诺要维持帝国的地位，但是工业基地遭到破坏，储备明显不足。自工党1964年10月掌权以后，危机多多少少开始转向长期化。
战后，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通过与其殖民地以及以前的殖民地的英镑集团联系，本来可以使英镑成为硬通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为稳定的储备货币，与美元抗衡。英国要求英联邦成员国(当然表面上很绅士)在伦敦存放各自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维持伦敦银行的英镑平衡。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仅次于美国。这样，对于维持20世纪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秩序，英镑的稳定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尽管其经济条件已经明显变坏。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同美国一样，是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金融资金的资本净出口国，尽管其工业和科技事实上已经停滞不前，造成了渐增的贸易逆差。相反，由于得益于新的共同市场内部日益增长的贸易以及对科技进行大力投资获得的生产优势，欧洲大陆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
比较起来，英国对于新技术的投资就明显不足了。伦敦的金融利益集团总是热衷于吸纳资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维持高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利息率，吸引世界资金流入伦敦银行，而工业却陷入衰退，没有能力贷款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
到1967年，英国的地位变得令人担忧。尽管几次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借款稳定了英镑，但是英国的外债还在持续增长，仅这一年又增长了20亿美元，增幅约20%。1967年1月，戴高乐的首席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来到伦敦，建议提高主要工业国家黄金的官方价格。美国和英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使她们的货币贬值。
整个1967年，英国银行的黄金储备一直在减少，国外债权人一旦得知日益疲软的英镑即将大幅贬值的消息，一定会用纸币换回黄金，他们认为黄金的价格肯定上升。1967年6月，戴高乐政府宣布，法国已经从美国煽动的“黄金储备池”中撤出。1961年，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之下，十个主要工业国的中央银行成立了后来大家所知的十国集团。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外，这个集团还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和日本。1961年，十国集团同意把储备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基金——黄金储备池，由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管理。按照规则，当出现紧急事件时，最好采取临时办法补救，美国中央银行只承担把世界黄金价格维持在1934年35美元/盎司的人为低价所需成本的一半。如果只是暂时的，那么另外九国，还有瑞士，同意负担“紧急”干预成本的另一半。
到1967年，“紧急情况”已经转向长期化，这里由于华盛顿拒绝控制其战争开销赤字，另外，随着英国经济的崩溃，英镑持续疲软。戴高乐从黄金储备池中撤出，不想再向无底洞中投入更多的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以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为首的美英财经新闻界，开始对法国政策进行强烈抨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犯了一个战术错误。
在1967年2月的公开演讲中，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重申，法国坚持由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作为唯一避免国际操纵的手段，并补充说，“国际货币体系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是因为它给予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如美国)一些有利条件：这些国家能够担负得起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不用付出代价。”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只需要印刷美元以代替黄金，然后把它们发往国外。
1967年法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把它的美元和英镑储备兑换成黄金、退出1961年自愿加入的黄金储备池协定时，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其他的中央银行纷纷效仿。形势到了近乎恐慌的地步，因为到年底有大约80吨黄金在伦敦市场被卖掉，这是五年里从来没有过的，阻止投机的努力无效。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整个布雷顿大厦行即将倒塌在它最脆弱的链条——英镑面前。
1967年下半年的金融投机者都忙着在所有可能的市场上卖掉英镑，从法兰克福到比勒陀利亚都在购买美元或者其他能购买商业黄金的货币，引起了黄金价格的急剧上涨，再也不是是美国官方35美元/盎司的价格。英镑危机间接地把注意力指向了国际货币体系核心中越来越明显的脆弱点——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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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镑贬值，投机的压力马上转向了美元。国际上的美元持有者到纽约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折价窗口要求合法地兑换黄金。结果，黄金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尽管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向市场抛售黄金储备，以阻止价格上涨，但难以挽救局势。华盛顿在以美元为基础的纽约银行的操纵下，坚决拒绝调整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方价格。但是，法国——黄金最大的拥有者之一，从十国集团黄金储备池中的撤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年底，华盛顿官方黄金储量又下降了10亿美元，降到了只有120亿美元。
戴高乐倒台
1968年，危机势头不减。当年的3月8-15日之间，伦敦的黄金储备池不得不提供将近1000吨黄金，以维持黄金价格。英格兰银行称重室地板上堆满了黄金，不堪重负，几乎要被压垮了。甚至动用了美国空军飞机从位于诺克斯堡的美国储备系统紧急运进黄金。
到1968年4月，在华盛顿的要求下，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十国集团特别会议。美国官员计划公开另一个方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一种新的“纸黄金”替代品，就是所谓的特别提款权(SDRs)，进一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
斯德哥尔摩会议本来是打算为接下来一个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正式采用华盛顿特别提款权计划创造条件的，但是由于法国的反对，协议没有得到一致同意。法国部长米歇尔•德布雷再三强调法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要求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规则上去。戴高乐的顾问鲁伊夫曾经反复建议，美元对黄金进行“休克”式贬值，贬值100%。这简单明了，不仅可以使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加倍，并且足以使美国兑得大约100亿美元的国外美元，同时维持与以前一样的黄金储备价值。从人性角度看，这理性得多，又没有痛苦。但不幸的是，建议没有被采纳.Jacques Rueff Balance of Payments：Proposal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Most Pressing World Economic Problem of Our Time New York：Macmillan，1967 。
在法国拒绝支持华盛顿的特别提款权救援方案的几天之内，法国自己就成了战后政治最不稳定的国家。以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左翼学生为首，学生在全国发动暴乱和罢工，整个法国很快陷入混乱。与政治上动荡的局面相呼应(有趣的是，法国共产党试图平息这场动乱)，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家开始恐慌性地挤兑法郎，因为法郎一直受到英美金融媒体的大肆追捧。
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是法国以一国之力违抗伦敦和纽约金融利益集团的命令，并持续与之对抗的结果。法国的新法律允许货币随意兑换，利用这一点，金融机构开始用法郎兑换黄金，到1968年底，法国黄金储备几乎流失了30%，法郎出现了全面危机。
令人悲哀的是，英美的反击成功了。一年内，戴高乐被迫下台，法国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1969年2月，戴高乐在任上的最后几次会谈中，他会见了英国驻法国的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戴高乐又一次告诉索姆斯，回顾法国战后的政策，欧洲必须独立。但是，她独立的立场已经受到许多欧洲国家“亲美”情绪深深的危害，特别是英国。De Menil Who Speaks for Europe？ p 174 。
这时敢公开违抗伦敦和纽约强大金融利益集团意愿的另一个国家，是西方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共和国。1968年初，南非拒绝按35美元/盎司的官方价格出售新开采出来的黄金来换取英镑或美元。为了建立以黄金为基础的新货币秩序，改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法国和南非曾经举行过会谈。但这激起了美国领导下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南非的联合抵制。这一抵制行动，几乎正好在20年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被同样的利益团体重新采取过。
尽管法国的“威胁”明显降低了，但是，华盛顿和伦敦的成功同时也证明，这是一场代价极大的胜利。
第九章 逆流而动 人为制造石油危机
Running the World Economy in Reverse： Who Made the 1970s Oil Shocks？
为避免金融上的毁灭性打击，美国不惜人为地制造石油禁运，操纵大规模反核运动，制造经济增长极限的恐怖气氛，为的是控制世界石油流通，获得石油溢价的巨额利益。
推倒多米诺骨牌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第一年的年末，也就是1969年年末，美国经济又一次开始出现衰退。到1970年，为扭转低迷的经济形势，美国大幅度降低利率。结果，投机“热钱”再一次创下美元历史的新纪录；为寻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机者纷纷把资金转往欧洲和其他地方。
美国坚持美元不贬值的政策，对规模巨大、不受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也不愿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到1970年时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短期货币投机日益加剧了不稳定性。正如全世界大多数银行家所熟知的，在短时期内，就连克努特王也无力回天
克努特，1017-1035年英格兰国王，他曾坐在大海旁令潮水后退，但还是被海浪溅湿了衣服。他对那些阿谀奉承的朝臣说，你们虽然奉我为国王，但是我却连潮水也阻挡不了。——译者。
1970年尼克松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之一，前些年资本流入的趋势出现逆转，导致净资本外流达到65亿美元。但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由于利率进入1971年后仍连续下降，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资本外流规模空前巨大，总额达到了200亿美元。此外，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月度贸易逆差，并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局势到了濒临绝望的程度。
到1971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不及官方负债的四分之一：理论上讲，如果国外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除非采取激烈手段，华盛顿将没有能力满足这样的要求。Victor Argy The Post war International Money Crisi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 。
华尔街劝说尼克松总统不要对抗美元兑换黄金的全球性风潮，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不幸的是，华尔街也不想看到美元兑黄金的贬值，保持美元坚挺是他们近十年来一直热衷追求的目标。
同年12月，美国在华盛顿与主要欧洲国家、日本等国进行对话。对话中，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了其单方面的行动，对话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妥协，即所谓的史密森协定。尼克松的夸大其词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林登•约翰逊，在史密森协定谈判后，他宣布谈判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货币协定的总结”。美国正式使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降低了8%，使得长久以来35美元兑换
随着向全世界的美元持有者宣布他们手中的美元将不能够兑换黄金，尼克松“推倒”了世界经济的“多米诺骨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仅在几星期之内，人们对史密森协议的信心开始崩溃。1968年，由于黄金问题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执着，戴高乐对华盛顿的政策不予配合，进行了坚决的对抗，这虽然没有对重新安排国际货币系统形成足够的压力，但是却对华盛顿为掩盖美元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计划造成了足够的破坏。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和随之带来70年代初的国际“浮动汇率”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而已。
对美国来说，本来有一个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即把美元币值确定在一个更加现实的水平上。这一方案源自于法国，由戴高乐的前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提出。他始终认为，美元应该定位于70美元兑换
黄金本身并没有多少内在的价值，只有一些工业用途。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其稀缺性，它扮演着价值标准的角色，根据这一标准，不同国家限制了黄金的交易条件并且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当尼克松决定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后，他打开的是蓄洪闸，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拉斯维加斯式投机狂欢开始了。1971年8月以后，长期的经济活动与固定汇率标准挂钩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世界贸易简直成了投机竞技场，博弈各种不同货币汇率浮动方向。
尼克松战略的真正制定者来自极具影响力的伦敦金融界商业银行。1971年夏，从尼克松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的拆解当中，西格蒙德•沃尔伯格先生、埃蒙•德•罗斯切尔德、乔斯林•汉布罗等人看到了极其难得的机会。伦敦再一次成为世界金融的主要中心，而且又是靠“借来的钱”，只是这次借的是欧洲银行的美元。
1971年8月以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政策重点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世界经济。美国的政策官员们开始自豪地称他们自己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而不是促进科技转移和工业增长开始占据优先地位，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思想的又一次回潮。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由于史密森协议缺乏有效的支撑基础，到1972年时，情况进一步恶化，大量的资本流动再一次使美元涌向日本和欧洲，直到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主要货币开始了所谓的“有控制的浮动”过程。1973年2-3月，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汇率再次贬值40美分。自此，货币开始陷入永不停歇的变动之中，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这一次，为了从失去金融支柱的毁灭性打击中赢得上风，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战略家们准备采取非常手段抢占先机。
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尼克松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剧贬值依然持续，84位世界顶尖级金融和政界人士聚集在瑞典的索尔茨约巴登——瑞典银行业名门瓦伦堡家族的一个隐秘的海岛度假胜地。由伯恩哈德王子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组织的这次聚会上，美国与会者沃尔特•利维描绘了欧佩克(OPEC)石油收益即将出现四倍增长的“前景”。索尔茨约巴登秘密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为了操纵即将产生的石油美元洪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称之为“石油美元潮的再循环”过程。
这位来自美国的发言人对大西洋-日本的能源政策阐释得十分清楚。在描述了未来世界石油需求将由少数几个中东产油国来供给的前景后，发言人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该发言人还补充道：“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他随后预测，欧佩克的原油收益将提高四倍以上，上涨幅度正好和基辛格即将向伊朗国王提出的要求一样(图4)。
彼尔德伯格会议
1973年5月10-13日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美国与会者名单
(有20位美国与会者下榻索尔茨约巴登宾馆，不包括此记录的作者和我。有10位是会议指导委员会委员，因此有10个空缺名额。)
以下人员有一个或两个推荐人——包括两种推荐并用。考虑到可能参加的与会者，我们必须记住让年轻人
美国政府——行政人员
亨利•基辛格(备选：副国务卿拉什)
乔治•舒尔茨(备选：唐纳•哈姆斯菲尔德，埃伯尔大使)
詹姆斯•亚金斯(白宫及国务院能源专家)
美国政府——国会人员
参议员约翰•陶尔(备选：参议员布鲁克或帕西和参议员斯科特)
参议员杰克逊(备选：参议员蒙代尔或普罗克斯米尔)
众议员约翰•卡尔福
媒体人士其他
唐纳德•库克格拉汉姆•艾利森
奥斯本•艾略特罗伯特•亨特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罗伯特•鲍伊
安德鲁•海克尔罗伦特•安德森
(凯瑟琳•格雷厄姆)林肯将军州鲍登学院系主任罗宾森
哈克斯•弗兰克尔哈维•布鲁克斯
弗罗拉•刘易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汤姆•威克尔威廉•邦迪
罗伯特•谢策尔卡罗尔•威尔逊
米丽娅姆•坎普斯斯坦利•霍夫曼
帕特莉西亚•哈里斯
图4美国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官员罗伯特•墨菲
本备忘录是墨菲在胡佛研究所内保存的文档之一
改善能源进口国之间关系的任务应当从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磋商开始。这三个地区代表了世界60%的能源消费，而且她们的能源产品贸易总量在世界上占更大的比例，因为世界上80%的能源产品都出口到这三个地区。
合作的另外两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世界的责任。首先，不管是能源危机还是能源增长都可能不可挽回地危及自身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次，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严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
合作的总则和限制：在欧共体有一个非官方的共识，那就是欧洲乐意与美国和日本开展能源合作，主要是解决进口国之间的恶意抬价……
石油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暗示了石油消费国家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
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生产和进口石油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起步。
图5：两段摘自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瑞典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中的机密协议。请注意会议讨论了“石油生产国对金融资源的滥用或控制不力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货币体系无序化并遭到破坏”的危险。第二段摘录谈及“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巨大增长。进口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稍后在讨论中公布的数字预示了欧佩克原油价格将近四倍的增长。
1973年5月参加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的有：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欧洲债券创始人、瓦伦堡集团的埃里克•洛尔先生，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大约10年前，作为美国国务卿助理，波尔要求他的银行家朋友西格蒙德•瓦伦堡开发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后来即将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和德国人奥托•沃尔夫•冯•阿梅罗根等。亨利•基辛格也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常客。‘Saltsjbaden Conference ’Bilderberg meetings，11-13 May，1973 笔者得到了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原始记录。通常这是保密的，但文件是从巴黎的一个旧书商那里买来，很明显来自于某个成员的图书馆。2000年9月，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扎基•亚马尼王子向作者谈到了1974年初他与伊朗国王的会谈。当时，根据沙特国王的指令，亚马尼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伊朗要求欧佩克作如此大的价格调整，国王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华盛顿问亨利•基辛格博士。”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日程是由罗伯特•墨菲准备的。1922年时他是美国驻慕尼黑领事，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就立即向华盛顿的上司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墨菲后来作为政治顾问推动形成了战后的对德政策。在索尔茨约巴登提交了能源报告的瓦特•利维，与“七姊妹”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1948年，作为马歇尔经济合作计划管理办公室的石油经济学家，利维极力阻止政府对石油公司的定价进行调查。。
与会者名单
主席：H R H 荷兰王子殿下
欧洲荣誉秘书长：恩斯特•范德伯格
美国荣誉秘书长：约瑟夫•约翰逊
荣誉财务官：弗里茨•卡斯滕
乔瓦尼•阿涅利 意大利
罗伯特•安德森 美国
乔治• 波尔美国
威尔弗德•鲍姆加特纳 法国
弗雷德里克•贝内特 英国
塞拉哈丁•贝亚兹特 土耳其
努里•伯奇 土耳其
埃尔林•比吉奥 丹麦
安德斯•比奥加德 瑞典
马塞尔•波堤克斯 法国
波吉特•布鲁尔 德国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美国
威廉•邦迪 美国
西塔迪尼•塞西侯爵 意大利
埃米利奥•科罗多 美国
迪安•阿瑟 美国
埃里克•德雷克爵士 美国
罗伯特•杜奇 意大利
拉法叶•吉鲁提 意大利
图6：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部分正式与会者名单。包括ARCO公司首脑罗伯特•安德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乔治•波尔
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最早开始于1954年5月，当时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一个由亲英派人士组成的集团指定了第一次会议场所——埃亨附近的彼尔德伯格酒店，会议因此而得名。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乔治•波尔、大卫•洛克菲勒、约瑟夫•
图7：1973年在索尔茨约巴登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机密协议书封面。
作者在巴黎的一个书商处购得，封面上盖有书商的印章。
显然，彼尔德伯格聚集的巨头们在那年5月份作出的决定是，要发起一次对世界工业增长的巨大打击行动，使权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的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一边。为了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使用他们最具威力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彼尔德伯格的政策是引发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以此来大幅度提高世界石油价格。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石油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因此，世界油价的突然急剧上涨，意味着购买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也同样在全球急剧上升。
这是一个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利益集团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控制力达到如此强大。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对石油的控制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的方式之所以如此强蛮，是因为它们有优势。
1973年的石油危机
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关于确认已经开始战争集结的通信，被当时尼克松总统的情报“沙皇”基辛格全部压了下来。那场战争及其后果，基辛格声名狼藉的“穿梭外交”，都是华盛顿根据5月召开的(也就是开战前大约6个月)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全世界对此十分愤怒，阿拉伯产油国成了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躲在幕后平安无事。Matti Golan The Secret Convers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Step-by-Ste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Bantam Books，1976 。
1973年10月中旬，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告诉美国驻波恩大使，联邦德国在中东冲突中保持中立，而且不允许美国使用联邦德国的军事基地对以色列进行补给。伴随着某种不祥预感，尼克松总统于
我们认识到，欧洲人比我们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但是，我们认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与我们保持一致，并不会减少你们的脆弱性……你们认为，这场危机不是联盟的共同责任，而且给以色列提供军事补给也不是联盟责任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实难苟同你们的观点……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Up heaval Boston：Little，Brown，1982
在中东冲突这个问题上，华盛顿绝不允许联邦德国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可以明确表示中立，因此她也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伦敦再一次巧妙地躲过了国际大危机，在这方面，英国总是很有办法。让欧佩克油价上涨四倍的一个巨大后果是，英国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其他英美石油公司冒险投资的北海油田可以因此而产生利润，否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石沉大海，血本无归。当时，如果欧佩克油价不涨，这些新建的北海油田是否能赚到钱还是未知数。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机在1973年末才真正到来。当时，美国总统正好卷入所谓的“水门事件”，亨利•基辛格因此成为事实总统，全权负责处理危机中的美国政策。
1974年，为了设计一项迫使欧佩克降低油价的战略，尼克松政府派遣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前往财政部，但他被粗鲁地赶出了门。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位官员描述道：“是银行界的领袖们不愿意接受让石油降价的建议，极力主张使用‘再循环’计划来适应高油价。这才是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的领导之下，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于1975年2月在由财政部部长助理贝内特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被最终定了下来。贝内特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制定了至关重要的1971年8月的美元政策。秘密协议条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将用于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当时的怀特维德公司驻伦敦分公司专门经营欧洲债券的负责人大卫•马尔福德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他的任务是指导沙特阿拉伯把石油美元投资到正确的银行，自然都是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彼尔德伯格计划正在按计划推进。Memorandum reproduced i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 Vol 20，no 6 London，January 1991 p 45
作为尼克松总统最权威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情报系统，还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十月赎罪日战争之前，他说服尼克松提名他为国务卿。由于扮演着重要角色，基辛格拥有两个头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是空前绝后的。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像基辛格一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更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还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就在1974年1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开始了，这一次油价上涨了一倍，欧佩克原油基准价达到11.65美元。这是伊朗国王强烈要求的结果，是基辛格秘密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令人吃惊，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反对欧佩克把油价涨到3.01美元，因为他害怕这会使西方出口商提高出口到伊朗的工业设备的价格，这些设备是伊朗推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进程所急需的。华盛顿和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激起了与会欧佩克国家的愤怒情绪。就连基辛格掌管的国务院都不知道基辛格与伊朗国王之间的秘密诡计。James Akins Private conversations regarding his tenure as Director of Fuels and Energy Off oce of U S State Department at that time；later he was ambassador to Saudi Arabia 。
从1949年到1970年末，中东原油价格平均约为1.90美元/桶。在1973年初涨到了3.01美元/桶，也就是在那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讨论了未来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到1974年1月，油价上涨四倍已成事实。
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
1973年底，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从整个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为首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国国内原油短缺的政策，这一点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议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寻常决策，为这些公司开了绿灯。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运的时候，影响可以说是剧烈的。根据1959年美国贸易协议法的规定，白宫有责任控制美国的石油进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为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主管白宫的石油进口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曾是华尔街债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导致10月石油禁运的关键几个月的石油进口供应政策，就是由该委员会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说服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执政”体系，也就是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其中包括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尽管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没有人意识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尔德伯格的计划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欧佩克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随之产生了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和经济衰退迹象Craufurd D Good winetal Energy Policy in Perspective Washington，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
石油危机对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影响最为严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银行，由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期银行和伦敦-纽约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银行牵头，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毕姆，要他把纽约的巨额养老基金的管理权交给这些银行成立的委员会，即市政协助公司，否则这些银行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将施加影响，摧毁纽约的财政。毫不奇怪，这位强势市长屈服了，而且纽约市被迫大幅削减了公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的投资，用于偿还银行债务，使得数万工人下岗。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拉扎德兄弟银行的菲利克斯•罗哈庭开始成为新银行家们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体授予“巨无霸”称号。
在西欧，油价上涨的冲击和禁运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一个一个国家相继感受到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破产和失业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为节约石油进口成本进行最后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机的影响导致德国赫尔斯塔银行的倒闭，德国马克陷入危机。1974年，随着德国的进口石油花费增至骇人听闻的170亿德国马克，估计有将近50万人由于石油危机而失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8%。危机带来的影响使德国基础能源价格突然增长400%，对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键产业如钢铁、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受国内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其顾问根舍•纪尧姆涉嫌东德间谍活动被曝光，维利•勃兰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兰特向联邦总统海涅曼递交了辞呈。随后，总统任命赫尔穆特•施密特为总理。那个时期，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因为石油危机影响经济而被迫下台。
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四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她们大多数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现在突然不得不面对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进口成本，已经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些都是从石油里提炼的。这个时候，评论家开始讨论“治疗类选法”，这是一种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决定在战场上优先治疗哪些伤员的方法，并且出现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欧佩克国家)等新词汇。
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数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价也正好上涨了四倍。20世纪70年代初，工业和贸易在经历了几年迅猛增长之后，发生了1974-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业滑坡，严重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谋划的1973年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却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和号称“七姊妹”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总营业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龙和海湾石油公司——与埃克森公司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环石油美元”，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银行，这些银行不光处理美元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全部在石油危机中发了横财。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再循环使用它们的石油美元，以及这一点是怎样为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基辛格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一段讲话非常有用，这是基
“战后的外交史充满了英美之间的‘和解’与‘理解’，有时甚至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都没有写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国给予美国的实际帮助很多，甚至像是参与到美国的内部筹划中。这种紧密程度，在历史上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从来没有过。在我任职期间，英国在某些美国与别国的双边谈判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宫时，与英国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与美国国务院的交流还多……”
随后，基辛格举了美国在罗德西亚前途问题谈判上的例子，“在我参与罗德西亚谈判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内阁批准文件间的区别，就匆匆拿着英国人用英国英语起草的方案上阵了。合作促成了我们的今天……”。见：Henry A Kissinger ‘Reflectionson a Partnership：British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 Postwar Foreign Policy’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London May 10，1982
剪掉“核玫瑰之花”
关于油价上涨四倍，笔者关注的主要一点是，如何确保这一激烈行动不会驱使全世界加速另一个已经很强的势头——建设核电站，这是一种效率更高、花费却更少的替代能源。
基辛格在哈佛时的院长，也是他短暂担任约翰•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时的上司麦克乔治•邦迪。邦迪1966年离开白宫，担任美国当时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在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期间，他扮演了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重要角色。1971年12月，邦迪拿出400万美元和三年时间，在基金会设立了一个新的重点项目——能源政策项目，项目负责人是大卫•弗里曼。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邦迪主政下的研究报告《时机选择：美国能源的未来》在争议声中发表，目的是为了在石油危机的关键时刻形成公开辩论。
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第一次出现了欺骗性的论题，而且被公布于众：“能源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分开的，它们不是双胞胎。”弗里曼的研究提倡新奇且效率低下的“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太阳能光伏板和燃烧可循环废料。福特报告对核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声称与核能发电有关的技术理论上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报告宣称：“燃料本身或它的副产品钚，可以直接用作或加工成为制造原子弹或其他爆炸装置的原材料。”
福特报告准确地注意到，未来将挑战石油而成为能源霸主的主要竞争者是核能，并警告：“由于核技术的发展，核能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将快速蔓延，特别是快速核反应堆(快堆)和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技术。”邦迪项目确定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绿色”反核框架。Ford Foundation Energy Policy Project ‘A Time to Choose：Americas Energy Future’ Cambridge，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1974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核技术已成为未来高效发电方法的首选，比石油或煤炭更加高效(而且更有利于环保)。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共体已经开始了大型核能开发项目。1975年，参与此计划的成员国主张，到1985年要在欧洲大陆建立160-200座核能发电站。
对于1974年石油危机的影响，1975年，西德施密特政府作出了理性的反应，决定建设发电量420亿瓦的核电站项目，其发电总量将在1985年占整个德国用电量需求的约45%。在欧洲，只有法国超过了西德，法国要在1985年前建成发电量450亿瓦的核电站。在1975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中，意大利工业部长卡洛•多纳特•卡廷指示意大利核能公司ENEL和CNEN草拟一个在80年代早期建成约20座核电站的计划。甚至刚刚从佛朗哥40年的统治下摆脱出来的西班牙，也提出要在1983年前建设20座核电站的计划。一座常规的十亿瓦核设施基本可以满足一座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的所有电力需求。
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时，欧洲的核能工业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法国和西德。法国和西德第一次在核出口市场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此前一直是美国主导着这一市场。法国方面收到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要求帮助伊朗建设四座核反应堆，联邦德国电力公司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而此时，法国已与巴基斯坦布托政府签订了协议，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现代化的核基础设施。西德政府与巴西的谈判在1976年达成协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协议包括由西德建立八座核反应堆和再生及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德法两国的核能公司完全按照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平原子能宣言”的精神，在各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与经过挑选的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很明显，英美对能源的控制，是以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为基础的，如果这些相当可行的计划继续下去，那么英美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战后，与石油相比，核能更能代表技术的进步，这如同在19世纪末，当费舍尔勋爵和丘吉尔争论是否应该把英国海军从使用煤作燃料转向使用石油时，石油要比煤炭更加先进一样。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及其美国兄弟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给。特别是，如果商用快速核反应堆和热核反应计划得以实现，核能技术将预示着世界能源供给可能将不受限制。
1974年石油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在世界核工业内部建立了两个组织，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伦敦。1975年初，一个非正式半秘密组织——“核供应商集团”或者叫“伦敦俱乐部”成立了。这个组织包括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这是英美早期的一种努力，目的是为了在核出口问题上自我约束。1975年5月，另一个秘密组织——“伦敦铀学会”成立，核供应商集团得到了补充。伦敦铀学会由历史上的英国殖民地国家所主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这些“内部”组织是必要的，但却还不足以让英美利益集团遏制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核“威胁”。就像一位来自阿斯彭研究所的美国杰出反核人士所说：“我们必须把‘核玫瑰之花’剪掉。”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绿色行动”遏制核能发展
无独有偶，在1974-1975年石油冲击衰退之后，西欧人口不断增长，特别是西德，由此引发了战后第一次讨论“增长极限”或者说环境威胁问题，而且开始对他们的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信念产生疑问。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新“观点”受到某个网络的精心操纵，这个网络由英美金融和工业圈子建立，它们与躲藏在索尔茨约巴登石油战略之后的利益圈子完全相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英美智囊和杂志发起了一轮可怕的宣传攻势，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极限”议程，以确保猛烈的石油冲击战略取得“成功”。出席1973年5月在索尔茨约巴登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代表、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是执行英美生态议程的关键人物。这是历史上又一次非常成功的欺诈行动。
这一次，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核能，安德森和他的大西洋利奇菲尔德石油公司通过大西洋利奇菲尔德基金会将数百万美元注入被选定的机构。安德森慷慨赠予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个名为“地球之友”的组织，它当时是靠安德森拿出的20万美元成立的。安德森的地球之友最早期的行动是，通过其反核行动对西德核工业进行突袭。1976年，地球之友的领导人霍尔格•斯特罗姆发动的早期行动之一就是“反对布洛克多夫核电站”大游行。地球之友在法国的主管布莱斯•拉隆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库德特兄弟公司的巴黎合伙人，他后来在1989年成为密特朗的的环境部长。正是地球之友组织阻止了日本-澳大利亚供铀协议中的一项主要条款。1974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双方达成了一项承诺，澳大利亚向日本提供潜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铀矿石来满足日本未来的需求，并与日本合作开发浓缩铀技术。英国铀矿开采巨头力拓锌业公司为了动员各方反对未决的澳日协议，在澳大利亚秘密安插了地球之友组织，结果造成了几个月后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地球之友在伦敦和华盛顿的高层有许多“朋友”。
不过，在美国和欧洲传播“增长极限”，罗伯特•安德森主要依靠的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人文研究项目。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是安德森本人，副所长是大西洋利奇费尔德基金会领导人托尔顿•布拉德肖。20世纪70年代初，阿斯彭研究所曾是研究机构中开展反核活动的主要财务渠道。
当时，在人们所熟知的阿斯彭研究所理事中，世界银行总裁、越南战争的主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精心挑选的理事还包括牛津大学的布洛克勋爵，亲英派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贾德纳(后来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华尔街银行家、雷曼兄弟公司的拉塞尔•彼得森以及埃克森公司董事会成员杰克•克拉克、海湾石油公司的杰瑞•麦卡费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乔治•麦基，他也是出席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会议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样在早期加入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还有汉堡《时间》杂志出版人马里恩伯爵夫人敦霍夫，以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和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
罗伯特•安德森还从麦克乔治•邦迪管理的福特基金会邀请约瑟夫•斯拉特担任阿斯彭研究所的所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确实是一个团结紧密的英美大家庭。在阿斯彭研究所，斯拉特启动的最初项目的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反对工业增长——特别是核工业——做准备，这一项目用的是联合国的赞助(和资金)。斯拉特保证，即使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思维克？阿斯特罗姆也会提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大会。
1972年6月，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从一开始，这次会议就是由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操办的。加拿大石油商人、阿斯彭研究所理事毛利斯•斯特朗担任了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阿斯彭研究所还筹资建立了国际零增长网络——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其理事成员包括罗伯特•安德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斯特朗和英国工党的罗伊•詹金斯。这个组织立即编写了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作者为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雷纳•杜博斯和英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巴巴拉•瓦德。这一次，他们还说服国际商会支持毛利斯•斯特朗和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向国际商业人士宣传新的环保主义理念。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和宣传平台。到1973-1974年发生石油危机时，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与石油的相关业务渠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其他英美公司已经准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资助下，大规模的反核宣传攻势得以启动。这些资金赞助的机构，包括超级精英人物参与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该基金会先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伯恩哈德王子掌控，后来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约翰•劳顿操纵1973年6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提议，在比尔德伯格集团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新机构，即三边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第一个执行理事是比尔德伯格活动的参加者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也是战后第一次吸收日本财政与商业精英参加英国政策的制订。1976年，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互换了位置，变成了三边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布热津斯基接替基辛格担任新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本人与他内阁的许多重要的部长也是半保密的三边委员会成员。
这些机构对美英媒体有着不可抵抗的影响力，主要表现是：在罗伯特•安德森资助的反核攻势中，没有听到任何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公众的声音，而且事实上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就是1974年油价上涨后的主要受益公司之一。安德森的ARCO公司、埃克森公司、BP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七姊妹”公司已经投入数千万美元在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和英国的北海建立高风险的石油基础设施。
如果1974年的石油危机没有使石油市场价格上涨到11.65美元/桶或邻近价位的话，那么安德森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投资，以及BP公司、埃克森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就会导致财务崩溃。为了保证英国媒体出现友好的声音，安德森当时买下了伦敦的《观察家报》。事实上，也没人会问，安德森和他那些影响力巨大的朋友们怎么知道，基辛格将为他们创造油价上涨四倍的条件这一部分的背景是作者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的广泛调研和对企业进行研究的结果。。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宣传零增长的机会，罗伯特•安德森还给另一个项目捐助了一大笔资金。在洛克菲勒的意大利贝拉乔别墅，洛克菲勒家族和奥雷利奥•佩切伊、亚历山大•金启动了这个项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及罗马俱乐部美国协会，在公众中大肆宣扬由丹尼斯•梅多斯和杰•弗瑞斯特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名叫“增长的极限”的科学欺诈理论。梅多斯和弗瑞斯特在毫无可信度的马尔萨斯理论中加入了现代计算机图表，并坚称世界由于缺乏足够的能源、食物和其他资源而即将毁灭。马尔萨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忽略了技术进步为改善人类条件带来的影响。他们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紧张阴暗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
这次新的英美反核攻势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联邦德国。法国的核能计划即使不比联邦德国更加宏大，至少不差，但由于二战后联邦德国被占领，英美情报机构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975年，施密特政府关于核能发展计划协议的墨迹未干，突袭行动就开始了。
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佩特拉•凯利的年轻女性，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继父是美国人，而且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70年，除了为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雷工作以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工作。在美国期间，佩特拉•凯利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建立了亲密联系，该委员会是麦克乔治•邦迪任董事长期间福特基金会创立的英美反核组织新的领导机构之一。当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理事包括巴巴拉•瓦德(杰克逊女士)和劳伦斯•洛克菲勒。70年代中期，凯利在西德开始组织合法的抗议活动，攻击政府的核能建设计划，结果是导致花费巨大的计划停滞，最终，西德的整个核能计划被削减。
控制别国人口增长以保美国安全
1798年，默默无闻的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提出了“人口原理”，受到极力吹捧，而一夜成名。他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欺诈，他大量剽窃了一位威尼斯人对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积极人口理论批评的内容。
1774年，那位威尼斯人对富兰克林理论的抨击被吉安玛丽亚•奥特斯记录下来。马尔萨斯的奥特斯“理论”的改写版经过炮制，披上了数学合理性的外衣，他称其为“几何级数法则”。“几何级数法则”认为，人类的人口总是呈几何形式扩张，然而从算术上说生存的资料却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呈线性增长的。马尔萨斯论点的缺陷是，自1798年以来，人类文明、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尔萨斯故意忽略了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粮食总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其他方面的贡献。对弥萨斯经济学的批评，参阅Fried 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Augustus M Kelley，1977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美机构的新宣传攻势取得明显效果，美国政府在记者会上公开自夸他们是忠实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证明。仅仅在十年以前或稍早，他们还在茶余饭后取笑马萨斯主义者。但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比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疯狂地迎合英国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了。
NSSM200声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拥有对美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份研究备忘录警告，在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将试图寻求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在备忘录的内容中，有13个国家被列入名单，成为美国人口控制努力的“战略目标”。这个1974年拟定的名单是指导性的。毫无疑问，正如基辛格作出的其他重大决定一样，这些目标国家都是在与英国外交部紧密磋商后选定的。
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述道：“与提高生产能力而额外对灌溉、发电站和工厂等项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控制人口的开销要少得多。”这与英国19世纪帝国主义的解释没什么两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作出秘密政策宣言的美国政府已经奉行这样一项议程，它不仅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而且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无尽的饥荒、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这13个被基辛格的研究备忘录选定的目标国家是：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U S National Archives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 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December 10，1974 。
